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发。
首发式人多力量大，张思之、江平、资中筠、刘道玉、叶选基、陶斯亮、胡德平等担任了“见证人”。吴敬琏、姜文、李承鹏、韩寒发来祝贺视频。秦晓、邓晓芒、李零、秦晖、吴思等都来捧场，主持人则是法学家贺卫方。
嘉宾名单按年龄排序，座位也这样安排。这是易中天自己的意见：以年龄为序，借此破一下“官本位”；而邀请的标准，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首发大事办完，易中天抽出时间来到广州，关起门来，就他的“历史问题”，向南方周末记者一五一十地做了三天的“口头交代”。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他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要求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趁机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能理解？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给他们举例：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里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刘道玉受邀出席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刘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为易中天毕业留校做过决定性的努力。易中天的许多事，老校长都还记得。
易中天是在1978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饥不择食，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有次东北师大杨公骥教授来校讲座，说“文革”中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其实古已有之，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文革”不是史无前例，是旧制度的沉渣泛起，让他印象极深。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后来易中天总结：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时，易中天遇到了麻烦。当时研究生毕业，都由国家统一分配，而且有四个基本原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婚、带薪的考生，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易中天的四个条件都符合，按规定必须回新疆。
导师胡国瑞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主张留校。系里同意，但需要找校长。那时，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听说胡国瑞想见自己，就说：只有官员拜见学者，哪有学者拜见官员的？于是亲自上门听取胡国瑞的意见，并通过教育部长蒋南翔，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1984年，刘道玉又任命留校才两三年的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易遂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1988年刘被免去校长职务后，易跟刘走得更近了。他曾经为“刘道玉教育基金”募集捐款。看看钱不够，又干脆自掏腰包，再捐十万。
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19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师母沈佩珍记得，易中天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他们家聆听先生的教诲。易中天因为年纪偏小，还被师母叫作“乖乖”。而在易中天看来，他从胡国瑞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学问，而是做人的境界和风度。
著有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胡国瑞，因为在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一直受排挤和打压。“文革”结束，还是副教授。申请博导，也没批下来。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却非常豁达。对待学生，也公认“比对儿子好”。但对社会不公，胡国瑞却不吝仗义执言。老校长李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胡国瑞赋诗云：“天意何曾重斯文，万民刍狗总非仁。”这让易中天极为敬佩。
胡国瑞诞辰100周年之际，易中天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线装本的《胡国瑞集》，并题写书名。二是把四套线装本《易中天读史》编号版拍卖所得善款，再加上出版社、拍卖公司、先生家人学生的捐赠，以及自己追加的12万共50万元，在武大文学院设立“胡国瑞奖学金”。
“我有新疆的苦难生活做底子，又有胡先生这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做引导，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易中天说。
厦大：“土匪”变“流寇”
“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后，继任的校长搞两个“凡是”：“凡是刘道玉拥护的我反对，凡是刘道玉反对的我拥护。”武大风气的转变让易中天感到压抑。有人推荐他去厦门大学，他没有片刻犹豫就举家迁往厦门特区，时在1992年。
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这一年，他出版了《艺术人类学》，并两获大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著作虽然创立了新的学说（艺术是人的确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反响”。他和邓晓芒合作的《走出美学的迷茫》（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初版更是印数寥寥，以至于邓晓芒在再版序中说：由于出版界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本书于1999年和2007年再版，印数上万）。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林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成了“流寇”。
他读研，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做《文心雕龙》，于是从“文学”转到“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
《闲话中国人》是他的转型之书，以饮食、服饰、面子、人情、单位、家庭、婚恋、友谊、闲话等为章节题目，触及和整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此后，又有《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这四本书组合成“品读中国书系”一并推出，责任编辑赵南荣为这种文体起了一个名字，叫“随笔体学术著作”。其中《品人录》十年来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
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于是有了《帝国的终结》和《帝国的惆怅》。“终结”讲制度，“惆怅”讲案例；一个理性分析，一个感性描述。易中天感慨：“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必须有参照系。于是“惆怅”之后，又有了《费城风云》。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全世界议论纷纷，或谴责或叫好，但没人小看。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书名最初叫《艰难的一跃》，取材于麦迪逊的《辩论》。但出版后很“艰难”，不好卖，又把原来的副题《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做了书名。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版，书名改为《费城风云》。
这本书的写作，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征求意见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权为民所授’。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他讲先秦诸子，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
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转型是成功的，但开始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话语习惯。易中天发现，马克思早就说过，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就看你打算说给谁听。你的读者如果是大众，那就不能端着，不能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一通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易中天张口就来。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调侃之后还得找补回来，于是他又说：蜀道通，蜀道畅，蜀道直通青天上。银燕穿空任翱翔，铁马奔驰通康藏。山有情，水无宕，蜀中父老频相望。请君多到四川来，看我天府新气象。
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陕西卫视“开坛”栏目组，总结出“易中天谈话法”：在第一时间，用最雷人的语言，最另类的表述，把最重要的观点抛出来，然后再去论证说明。有期节目，主持人李蕾拿了一本封面是“保卫张艺谋”的周刊问，赞成这个说法吗？易中天说，我赞成，但要加三个字——“的观众”。主持人问为什么？易中天答：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十面埋伏”。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是“爽朗”的音变。但依照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唰喇”。
热干面，是武汉人最爱吃的早点；唰喇，是武汉人最爱说的词。两件事，几句话，武汉人的性格就说清楚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碰巧看到了这一集。他立即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解如光没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诸如“韩信是个待业青年”之类的“易氏语录”，迅速在网上传播。百家讲坛，人气大旺。此后，他又开创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不按套路，自己设计每一集的标题；第一个由主讲人变身主持人（采访王立群）……
电视使易中天由“另类学人”变成“公众人物”，也有人说变成“电视明星”，或者叫“学术超男”。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学者明星化”，易中天反问标准是什么。记者们凑了凑，给出四条答案：知名度高，出镜率高，粉丝众多，采访不容易。易中天答：按这个标准，领导人不也是明星吗？
有人把这归结为“会说话”，易中天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还有准备。百家讲坛，只是结果。”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我确实没什么境界，但我绝对有底线，我是‘底线主义者’。”
2006年前后，易中天完成了他人生的第四次转型，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只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前三次是“自找的”，这一次是“被转型”。
“被转型的感觉怪怪的。”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事，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有些话，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但有些事，你不能不管。”
易中天确实管了不少“闲事”：李辉质疑文怀沙案、余秋雨涉嫌诈捐案、南京虐狗事件、矿难、暴力拆迁和拆迁条例、三鹿奶粉、清退代课教师、汪晖涉嫌抄袭案、反三俗、药家鑫案、脊梁奖、温州动车事故、郎咸平专访郭美美，等等。这些时评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生气，有人说他“不甘寂寞”，有人说他“多管闲事”，有人因此把他归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觉得不像。
“不是不像，压根就不是。”易中天说，他并不是一个有境界的人，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再就是出于“自私”，比如关心拆迁问题，是害怕有一天自己的房子被人强拆；关心三鹿奶粉，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喝到三聚氰胺：“如果拆房子和做奶粉的也这样想呢？岂不就没事了？”
“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句嘴。”易中天说，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得看新闻，每件事似乎都必须发言表态，他觉得被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需求绑架。“是非已经够多的了，再‘公共’一把，还活不活呀！”
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前提是经济的独立。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也不可能有思想的独立。“请注意，是‘独立’，不是‘富有’。”易中天强调，“不是说要变成大款，富可敌国，而是说要能自食其力。你可以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但这粗茶淡饭得是你自己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沿街乞讨，见人就叫大爷，有尊严吗？”
易中天认为知识分子钱多了不是坏事。有钱可以买凶，也可以救人。金钱本身，跟善恶没有关系，就看你怎么用。人穷未必志短，为富也未必不仁。安贫乐道固然好，富而乐道就不可以吗？“多少得有点家底。有家底，就有底气。”易中天说他的想法跟“张麻子”差不多，就是“站着把钱挣了”。“坦率地讲，现在多少万也买不了易中天，钱见多了！再说，既要挣钱，又要站着，你以为容易呀！”
“我确实没什么境界，但我绝对有底线，我是‘底线主义者’。”易中天说。他认为，底线比境界更重要。一个人，可以没有境界，不能没有底线。没有境界，顶多差劲一点。没了底线，就会出大问题。比方说，我孬，我怂，我胆小怕事，我不敢为民请命，这没关系。但如果居然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就不是东西了。
易中天认为，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中国逻辑的特点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
易中天人生四次转型，第一站在新疆，第二站在武汉，第三站在厦门，第四站在哪里？电视台吗？还是飞机上？
“这回没有地点了。”易中天笑言：“如果能有时间段，我希望是在先秦。”
他的“百家讲坛”三系列，虽然引起注意的是《汉代风云人物》，引起轰动的是《品三国》，但他自己更看重的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节目和这本书的特殊之处。”易中天惆怅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讲思想史，都是一家一家地讲，一人一个章节，比如‘孔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我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PK。否则，怎么能叫‘争鸣’？”
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讲法，易中天称之为“启迪智慧”：
“启迪是很重要的。智慧跟知识不同。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电饭煲可以做饭，也可以熬粥，这是知识。电脑出点小问题，不妨重启试试，这是经验。洗衣机坏了怎么修，这是技术。这些都可以教，也学得会。智慧就教不了，只能把别人的智慧展示出来给你看，然后自己去悟。所以，我讲先秦诸子，题目就是‘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把他们如何过招演示给你看，你自己去体会。”
这种讲法一时难以让人适应。许多观众听完，还是会问：我们应该学谁呢？他们的哪句话，可以指导我做人、做事、做生意呢？“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不肯自己动脑筋去想，也不会想。”易中天感叹，“这都是中国教育造的孽！”
提起中国教育和当下文化，易中天痛心疾首。他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罪过，是“把人脑子搞坏了”。当下文化最大的问题，不是“娱乐化”和“庸俗化”，而是“弱智化”。
有一次，媒体群访。一记者问易中天最近忙些什么，易答在家看孩子。两岁半的外孙女搁我们家，所以我得研究“孙子兵法”。这记者马上坐直了身子，兴奋地问：易老师，你用《孙子兵法》指导幼儿教育，请问这是不是国学的现代运用？众人大笑。
余秋雨宣称，自己“以一人之力量，在灾区独资捐建三座图书馆”。易中天质疑：一分钱没给，又没给水泥、砖头、瓦片，就送了些书，难道图书馆是纸糊的？房子是人家掏钱盖的，怎么可以叫“秋雨图书馆”？马上有反对者说：台湾不是也有一个“中天电视台”吗？易中天哭笑不得：我说过那电视台是我捐建的吗？
易中天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逻辑”。中国逻辑的特点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亲疏；不问道理，先问态度；不问事实，先问动机。在某电视台，主持人问易中天，你质疑余秋雨，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这就是问动机了，而且怎么回答都错。“这就像是商店的营业员问：你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想偷东西。”
所以，易中天说：我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主持说，这下我们完不成任务了。易中天说，这不怪你。我知道，是你们领导弱智。女主持忙说，我们领导不弱智。易中天脱口而出：这年头不弱智还能当领导？
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不少领导让秘书点开给自己看。一次，一位正厅级干部宴请，特地请他再讲一遍。讲到最后一句，此干部一口茶喷了出来，笑毕，说：“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说完又笑。
易中天感慨：“每个做领导的，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所以，写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他又写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易中天很看重这三本书：“我们原本是一个极其智慧的民族。但如果还这么下去，那可真是不肖子孙，要愧对祖宗的！”
文集最后一卷，是两本时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打酱油”。第一卷收录的文学作品，按企业家冯仑的说法是“青春痘”：“文学是你年轻时长的青春痘，老了就只有老年斑了。”
易中天显然不想过早长出“老年斑”。他说，人们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他的说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
“我一直在变。我的老年斑会怎么样？也没人知道。”易中天说。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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