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条》的模糊语言与造反派的互相攻击

欧阳龙门

《红十条》是指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因为该决定共有十条内容，所以称为《红十条》（见附录）。《红十条》的第５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要帮组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出人意外的是这段话不仅没有使得两派“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反而使两派“互相攻击”。有趣的是：两派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以这段话为依据，都利用了“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这句话的语言模糊性，对“这样的”三个字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大联合”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

在描述两种不同的解释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广义的语言环境。

在《红十条》下达之前，成都和四川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分为三派：一是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为核心的“产业军”保守派；二是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的“红成派”；三是以“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的“八二六派”。

“红成派”和“八二六派”都是造反派，起初“川大八二六”只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支队。后来“川大八二六”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的造反不够坚决，不够彻地，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分裂出来自成一派。而“红成派”则攻击“川大八二六”是“极左”、是“分裂主义”。

在１９６７年初的“一月风暴”夺权过程中，“八二六派”把矛头指向成都军区，因而在后来的“二月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严厉镇压，大量的成员被抓进监狱。作为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没有卷入与成都军区的对立，所以没有遭到镇压，但是同属于“红成派”的一些工人组织还是被当成“反革命组织”被取缔。

成都军区原本打算在镇压了造反派之后，以“产业军”为主体，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团结对象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然而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以及《中共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使局面发生了逆转。被抓进监狱的造反派成员获得了释放，受到镇压和打击的造反派开始恢复发展。

这时，由于还存在共同的敌人，“八二六派”和“红成派”的矛盾暂时被掩盖起来，两派合力向“产业军”发起进攻，武斗不断，直到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发生了流血事件，５月７日《红十条》下达。

《红十条》的下达使保守派的“产业军”很快土崩瓦解。按照中央的意图，“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应该能够迅速联合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因为：以李井泉为首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第１条）；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组织已经平反（第２条）；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已经改组，中央也指定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３条）。按说道路已经铺平，障碍都已经扫清，成立革命委员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红十条》出来还不到一个月，“八二六”和“红成派”却闹开了。两派都认为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两派都以《红十条》为根据，都引用了上述的这段话。

“八二六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最坚决、造反最彻底，受到了“走资派”的打击和镇压，被打成过“反革命”。因此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红十条》说：“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这就是讲明了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团结你们。你们只是团结的对象，我们才是要注意团结别人的核心。

“红成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在过去的革命造反过程中，经常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破坏团结，造成分裂，“转移了斗争目标”。因此，《红十条》要特别提醒“这样的”组织，“注意团结”，不要再犯错误。“这样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当然不能成为核心。

两派由互相攻击发展到武斗，武斗又从棍棒发展到枪炮、坦克，整整斗了一年，一直斗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才以军队为核心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当然两派中那一派也没有当上“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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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组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调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专案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