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O事件”

欧阳龙门

目前流行的有关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汉七·二O事件”的说法

（见［１］［２］［３］［４］以及附录），基本上都是采用当事

人、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说法［５］。本文附录即是一

例，其中认为“由于王力等人从中破坏”，引发了“武汉七·二O

事件”。本文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引发的因素

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引发“武汉七·二O事

件”的因素不止一个，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

东本人常常出尔反尔、乾刚独断、临时改变主意而不顾其他当事各

方的做法。

由于陈再道是事件的当事人，其叙述难免有倾向，所以本文力

图将有关事件的另一些情况加以描述。

　　首先是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１］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

东、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

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自然也包括江青，达成的一致意见［6］［７］

［８］。有关这一点，陈再道是明白的，同时也是刻意回避的。现在

流行的说法则有意说成只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个人的意思［１］，这

是讲不通的。

四点指示的基调与两个月前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

的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当

时是打算比照“四川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那就是：军队从支持保

守派转而支持造反派，“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

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

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一边来。”［９］

其次是在同意四点指示的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

的中央文革各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既有希望“天下大

乱”的一面，也有希望动乱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一面。在武汉问题

上毛泽东既有比照“四川模式”解决武汉问题的意图，也有与“四川

模式”不完全相同的意图。例如，毛泽东的本意有可能是要“保陈再

道”，而不是象对成都军区的负责人那样打倒。所以，出发前，毛泽

东对周恩来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但是前提是要

“陈再道支持造反派。”［５］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都是力图将动乱的程度减到最低。

但是，这必须以不忤逆毛泽东的意志为前提。一旦发现毛泽东的真实

意图，周恩来总是尽力去贯彻。在处理武汉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不

论周恩来内心是否同意四点指示，他都要尽力去贯彻。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则代表了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

对于陈再道以及各地军方负责人，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如果他们不听

话，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就要通过造反派对他们展开斗争。至于斗到

什么程度，是不是能打倒，则还是毛泽东说了才算数。

至于林彪，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是否参与四点指示的拟定。但是，

“武汉七·二O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林彪乐意看到的。林彪是“武

汉七·二O事件”的受益者。

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当时中央以正式的文件发出四点指示，则武

汉的局势将如同四川：保守派组织将会瓦解，造反派又会分裂、武斗。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是以这个模式结局的。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这样

做，并没有将四点指示形成正式的文件下发。于是，造反派方面通过

小道消息得到了四点指示的精神，增强了与保守派对立的信心和决心。

而保守派方面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又有军队的坚决支持，仍

然坚持原有的、镇压造反派的立场。于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武斗

不断，生产、交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别抵

达武汉，企图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状态下来解决武汉问题。

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

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

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了各项安排，

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８］

毛泽东在７月１５日和１６日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

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处理西南各

省问题的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

师以上负责人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

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

周恩来象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一样，“苦口婆

心”地劝说陈再道等人向毛泽东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转

告陈再道，毛泽东要保他的意图。周恩来还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

生产的成绩，并且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说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

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

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

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

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后来说的：

“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５］

为此，７月１８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了

毛泽东。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

反派拥护陈再道。但是，前提仍然是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

误”，要陈再道支持“支持造反派”。陈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此后，

周恩来离开武汉。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谢富治和王力到造反

派一方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向

保守派发起挑衅。保守派则因此被激怒而冲击东湖宾馆要揪斗王力，

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O事件”。

这里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

１）周恩来传达四点指示在前，谢富治和王力公布四点指示在后。

尽管周恩来是在武汉军区的干部会上传达的，谢富治和王力是在会见

造反派的时候公布的，其结果都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

２）四点指示并不是谢富治、王力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决定。

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本人在到达武

汉以后，改变了主意，认为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工总”两

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应当实现“大联合”。为此毛泽东有一系

列的指示，后来广泛地传达。诸如最有名的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

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

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有“你们想一想，一个

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等等。这

就等于是推翻了四点指示的基调，但是又没有正式作出决定否定四点

指示。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仍然停留在四点指示的基本精神

上来解决问题。毛泽东突然提出的“百万雄师”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

说法无疑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壮了胆，增强了他们支持保守派、与造

反派对抗的信心和决心。

为此我们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在形成四点指示之前提出两派都

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大联合，而要在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才改变

想法？如果说改变想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不重新召集有关人员形成新

的决定？答案是：毛泽东不仅常常出尔反尔，而且常常把自己凌驾于

组织之上，无法无天，随便推翻已经形成的决定。

毛泽东这种新的想法也许更为合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缓

和两派的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设想当时的局面，我们不难看到：两

派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干部战士都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蛊惑，把对方

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把双方的斗争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

争，怎么可能接受对方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各派都善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去各取所

需，寻找于自己有利的部分。

造反派刚刚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突然又获平反，加上有中央

四点指示，正是士气高昂，怎么可能不去报复保守派，甚至企图打垮

保守派？怎么可能去拥护把他们当成反革命而镇压的陈再道？

保守派有武汉军区的强有力支持，对造反派的平反本来就不服气。

现在造反派要打垮自己，而同时又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毛

主席指示，怎么可能不起而反击？在当时情况下保守派的愤怒和压抑

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法抱怨周恩来，当时情况下很多人也想不到抱

怨毛泽东、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抱怨毛泽东。他们只好把一腔怒火

发泄到王力身上。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O事件”。

以后局势的发展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毛泽东只好又重

新回到四点指示的精神，按照“四川模式”解决了武汉问题。“百万

雄师”也和四川的“产业军”一样被摧毁。毛泽东当初要保陈再道的

愿望也未能实现。陈再道和钟汉华都遭到撤职、批斗。林彪成为“武

汉七·二O事件”的赢家，事件后林彪体系的刘丰成为武汉军区政委。

纵观事件的发展过程，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偏于造反派一

方，边对挑起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

区也毫不掩饰地偏于保守派。虽然目前还没有陈再道或者武汉军区其

他人直接策划“武汉七·二O事件”的证据，但是并非仅仅是“百万

雄师”的成员参与了事件，武汉军区的基层官兵也直接卷入了事件，

对此陈再道至少是未加制止，而且是幸灾乐祸的［５］。这也是挑起

事件的一个因素。

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本人的出尔反尔是引发了“武汉七·二O

事件”的最主要因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