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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进入多事之秋
由于中日争夺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主权归宿引发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风暴刚刚稍有减弱迹象，北朝鲜便爆发金三处决姑父摄政王张成泽的惊天大案。
张成泽是北韩二号人物，与中国关系密切。在北韩军事法庭宣判张成泽的20条罪状中，赫然出现“卖国”，“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等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故此中国有关朝鲜问题专家有理由为此担心。更何况北韩公报反复强调张成泽同党的罪行，更有传言北韩高级官员来中国避难，故中国和北韩的信任和关系必将遭受进一步打击。
中国和南韩的关系也不容乐观。南韩这次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事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令中方震惊。南韩攻击中方的言行和日本相当接近，远超美国。它不仅抵制中国的识别区，而且自己趁机扩大其识别区，包括与中国争议的部分大陆架及礁石。
南韩与日本关系也很微妙。在识别区事件之前不久，韩方高调与中国合作在哈尔滨车站为1909年刺死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树立纪念碑，引起日方强烈不满。日本方面一直视安重根为罪犯，而中国及南北朝鲜都称赞安重根为义士。
中国方面习近平“左手抓权，右手改革”(山哥独家评价)作法也引起海内外不少左右人士的共同疑虑。不过从拜登那句“习近平主席正处在事业起步的艰难时期，我不能给他添麻烦”妙语来看，美方还是对习近平的事业寄予希望的。
山哥从东亚十五亿人民的福祉的立场，期望东亚能够维持和平稳定。不过“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道理，希望东亚各方高层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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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不能打水战，南宋末代皇帝本想借水战反败为胜，哪知道对手却是以前的宋将！！
满洲女真人征服汉人，打先锋,互相比赛破城记录的主力军也是投降的汉人军队。
汉人有两和喜欢：1.喜欢骂汉奸，2.喜欢当汉奸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
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资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哪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管理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那有什么信号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綢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
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024-1.shtml
文化深度的深思，反省，更新和进步，甚至革命，确实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窍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
垄断积累了太多的势能，到达极限的时候，就转化为动能了！
这就是专制社会崩溃的根本原因。
也是中国兴衰周期的根本解读。
岳飞和秦桧的故事，中国人都知道。然而若问在岳飞和秦桧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连研究历史的专家也莫衷一是。
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思路是宿命的：历史只好如此，甚至也只能如此。借用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研究总是把我们带进历史宿命论的陷阱之中，研究的目的不是分析历史、总结历史，而是替历史辩护，把历史的已然解释成历史的必然。这种现象近一段时间有所改正，但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把历史解释成必然。
说到中国人的深刻的奴性，历史宿命论是它的民族心理基础。一种理论如果把失败理解成不可避免的，就意味着他将会迎来另一次失败。反复地失败，反复地替自己的失败辩解，奴性的而且是宿命的思想意识就会在民族心理中站稳脚跟。
尽管传统得历史观把两宋定位为历史的正统，在实际上，宋时的中国是南北分裂的，跟东晋南北朝时的中国政治状况最为接近。南边是中原本土居民自己建立的朝廷，北边是外来入侵者建立的殖民朝廷。政治对立的形势是：北强南弱。
两宋的君臣和人民始终感到来自北方的军事压迫。故有的国土被侵占了，而且被侵占得越来越多；暂时的和平是用屈辱的纳贡甚至称臣换来的，这与自己的正统的统治地位更不相称。从人力、物力和技术能力上来看，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南朝在所有可以考察的国家资源方面都远远地强过对手，他只弱在一个方面——他的军队不会打仗。
一百万的常备军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奇迹，除“大宋”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物质供应不错，他所获得的技术上的支持更是前无古人。但是，他就是不能打仗，几乎每战必败。
宋不能战
宋军之不能战，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纪录。他被人家歼灭或打散的军队加起来，在人数上超过好几百万，这个数量也超过了当时北方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宋之不会就此灭亡，实因为他的自我补充能力太过强大。宋的总人口超过一亿。
宋军之所以不能打仗，这是由他的立国精神所决定的。他的军队是一支向内防御的军队，主要的任务是防止别人造反或篡权。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谋反和篡权事件的发生，他的军队不设统帅，战争来临的时候当然也就无将可派，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个文职大臣去临时代行将职。水浒传里头朝廷要剿灭梁山，几千人的军队由武将带领，出动更大的军队则由高球和童贯领军。高球和童贯不懂军事，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所统率的军队，也不了解自己所面对的对手，那结果就是：军队虽多，战则必败。
文臣和武将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文臣领军的时间久了，也会从失败中学习，他们会逐渐地了解军事，了解军队，了解对手。但宋的传统是：及时换帅，绝不容许任何人在军队中扎下根基。文臣范仲淹曾经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争，面对那个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范仲淹也是每战必败，奇怪的是他不必为自己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他还能照样升官。当范仲淹在纸上写下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句的时候，他可曾想到过那些无辜战死的数万将士的生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范仲淹升官了，接替他的是另一个文臣。大宋朝挨打的局面不但没有改观，至此又多出一个新的对手。
宋的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和儒的因循守旧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不可能发生改变。儒生的耻辱感是非常奇特的，纲常秩序才是他们要极力维护的东西，只要纲常秩序不变，不管国家遭受多大的对外失败，他们既没有危机感，也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能反以为荣。王安石变法，旧党进行反对。旧党中有一个名叫韩琦的人，官至宰相，他也曾经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争，当然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主儿，死在他手里的大宋官兵有好几万之多。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失败感到屈辱，应该想到怎样富国强兵，一雪耻辱，可韩琦不这么想。宋神宗赵琐问韩琦关于对辽关系的国策，韩琦提出七条意见：
1、不要跟高丽国来往，那样会使辽国人不高兴，因为高丽国处在辽国的屁股后边。
2、我们用武力夺取河湟地区是错误的。
3、不要在边境上栽树。因为树林有阻挡辽国骑兵的潜在的军事价值，也会使辽国人不高兴。
4、不要训练人民。
5、不要在边境上修筑城郭，
6、不要制造武器装备，
7、撤销边境上新任命的将领。
那么如何应对辽国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呢？——办法在儒家的经典著作里：皇帝广施仁政，选贤任能，天下都会自然亲附，何况一个小小的辽国呢！
儒家的经典在儒生眼里就是无往而不胜的超级武器，比如今天的核武器。一个国家手里有了核武器，普通的武备就可以撤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但如果这个秘密武器并不起作用呢？——王安石认为这个秘密武器可能靠不住，因此必须变法图强。然而，占士人中绝大多数的儒生并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读了一辈子的儒家经典决不会是骗人的。儒生的力量非常强大，王安石的变法最后失败了，守旧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不能战，也拒绝变。宋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辽金交替
一个辽国已经使宋朝感到无法应付，在鼠目寸光的大宋君臣看来，辽国就是最恐怖的人间魔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比辽国更恐怖的野蛮对手。因此，当爱国英雄马植从敌人后方带来可以利用女真来对付辽国的时候，宋朝的君臣很快就接受了马植的建议。
这是女真民族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当时的女真还是辽国的臣属。辽国对女真的统治非常残暴，激起了许多女真人的不满。这是有原因的，辽国主要不是贪图女真人缴纳的那点赋税，而是害怕女真人繁衍兴盛起来，所以他们对女真的统治措施就是运用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办法来限制女真人口的增长。女真人非常好战，桀骜不驯，一旦失去控制，对辽国的威胁会超过来自宋国的威胁。当时的中国北方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女真兵不满一万，满一万即天下无敌。”马植向宋国朝廷献上联金抗辽的策略的时候，女真战士的人数恰好达到一万人，在首领完颜阿骨达的带领下，他们起兵造反。
看起来，形势对大宋朝最为有利。这是敌对国家的一场内乱，正可以被自己所充分利用。造反的女真人自称金，宋金联合，开始对辽国进行夹击。辽国最精锐的国防军在金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大辽国岌岌可危，面临着灭国的危机。两面作战是非常不利的，辽国向宋国派出使节，希望能跟宋国交好，甚至愿意向宋国称臣纳贡，只要宋国不参与对辽国的进攻。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辽金对抗中胜利的一方是辽，宋国绝不敢公开背叛宋辽之间的盟约，但现在金国胜利了，宋朝君臣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彻底解决边境问题的大好时机，他们拒绝了辽国的要求，派出军队向辽国进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十万大宋军队在二流的辽国军队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辽国打败了宋国，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对付金国。如果说辽国总是能够以较少的军队打败宋军，在辽金对抗中则正好相反，不管辽国能动员出多少国防军来，他们就是无法打败金军。在最大的一次决战中大辽国出动了七十万军队，结果在金军的打击下霎时崩溃。
有多少军队才算强大，或者换句话说，才能保证安全？历史上的统治者们总是忘了：毁灭秦帝国的项羽只有八千子弟兵，打败匈奴的霍去病手下不过战士数万，天才的统帅李世民总是以较少的军队打败较多的军队。他们都知道在战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队的人数，而是军队的战斗力。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朝拥有的军队数量接近或达到一百万的时候，就是他们将要灭亡的时候，前秦如此，宋朝如此，后来的明朝还是如此。
大宋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再次派出二十多万国防军在大太监童贯的率领下向辽国进攻。辽国派遣使臣来传话说：真毁灭了辽国，你们宋国就要跟更野蛮的金国做邻居了，不如留着辽国来做大宋的屏障吧。宋军不听，继续挥师北上。辽军应战，二十万宋朝国防军再次覆没。
宋、辽、金三国，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大，一上战场就正好颠倒过来：一个比一个弱。辽国虽然再次打败宋军，还是不知道如何应付金军。金军的进攻何等凌厉，不到一年，大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彻底灭亡。到这时宋国和金国就真的要作邻居了。
宋金对抗与北宋的灭亡
北宋的君臣们知道这个新的野蛮邻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吗？——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就拒绝往坏的方面来想。过去的老对手辽国灭亡了，尽管是在别人的打击之下，他们也在庆贺自己的胜利。单纯从战略上讲，他们也有庆贺的理由，毕竟，自己是攻辽联盟中的一员，是站在胜利者的一方。
唯一的清醒者是爱国英雄马植。马植如果知道自己的国家如此腐败衰弱，他会后悔当初的联金抗辽计划。他本是一个宋人，从小生长在寒冷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他爱自己的故国，但他更清楚这些野蛮民族的习性。马植向宋朝的统治者提出警告：金人一定会进攻宋朝，以宋军现在的作战能力绝对阻挡不住金人的进攻，所以必须立即进行防御准备。可是，宋朝君臣过去不同意王安石的危机感，现在也不认可马植的危机感。指导他们的国防意识的是前宰相韩琦的七条意见。为了表示对大金国的真心诚意的信任和友好，他们不允许边境上的国防军做任何战争准备，直到金军向他们打过来。
宋金之间的和平只维持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金国就开始进攻宋国。战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果说辽国的军队面对金军的进攻还能进行一些抵抗，宋国的军队则完全不进行抵抗，他们一看见金国的军队就一哄而散。有些军队驻守在城里，按说他们不能野战也能据守，但别人都逃跑了，凭什么让我来据守呢？——他们才不会做傻瓜，他们举城投降。
唯一救宋国于暂时不亡的是金军的人数实在太少，他们无法控制如此广大的领土。在抢劫和勒索了大量的财物之后，金军暂时撤退。大宋朝依然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战争准备。大宋君臣的思考逻辑是如此奇特：进行防御准备会激怒金人，因而是危险的；与其激怒金人不如不进行任何准备，反过来向金人显示自己的和平诚意，以期感动金人允许自己来称臣纳贡。可他们忘了，金人是野蛮的，野蛮人无法理解宋国君臣的思考逻辑。相隔六个月之后，金人略作准备，再次向宋国发动进攻。
宋朝军队不能进行抵抗，金军轻易地直捣核心，包围了宋国的京城开封。此时，开封附近陆续聚集了几十万宋国的野战部队，但他们只是远远地观望着，对于自己的首都被围困一筹莫展。金军志在必得，恰在这时，一个流氓骗子郭京登场了。郭京向宋朝廷献计，说自己会六甲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成阵。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前提下，宋朝皇帝接受了郭京的建议，于是撤下守城的官兵，让郭京登城做法。郭京并不是宋朝的叛徒，也不是金国的奸细，但他的六甲法术不能起什么作用，他只好逃走。金军乘机攻占开封。
大约七百年过后，大清朝的奕山亲王曾经装满了两大船粪便和狗血去破英国人的现代化战船，结果是换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北宋比大清要不幸得多，他的国家从此灭亡。
金人占领开封，大肆杀戮和抢掠。赵氏皇族及其所有的家眷宫人全部被俘虏。还是那个原因，女真人的人口数量太少，他们一时不知道任何统治如此庞大的土地和人民，在尽情地劫掠一番之后，他们立宋朝的大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自己带着赵氏皇族和大量宫女美妇撤回北方。
金人显然不善于计划，有一个叫赵构的皇子漏网了，如果能把所有的皇子都俘虏干净，宋国可能永远也无法再恢复。大宋国不但没有任何像样的战争计划，连对皇族的保护计划都一点没有。赵构幸运地逃脱了金人的魔掌。他逃回到宋国的南方，在一帮宋国旧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建立南宋。
宋军能战
相隔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金人再次南侵。
赵构向南一口气逃过长江，金兵在后面追赶。南宋的江防司令官向金人投降，这使金兵轻易地跨过长江，赵构再进一步逃到海上。我们实难相信，一个人口一亿以上的庞大国家，在一个总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小部族面前，竟至于失败到如此地步。当然，这时候的金国的总兵力也增长到十几万，因为有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加入到金的军队里来，其中就包括汉人的军队。但南宋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江和淮河就是那么容易渡过的？各州各县在平时都修筑了高大厚实的城墙，南方的城市也绝不至于缺少粮食，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据以固守。大家一门心思，要么想着怎样逃跑，要么想着趁早投降，就是没有人想到可以作战。可以设想，如果金国的君主稍微文明一些，懂得运用怀柔政策，懂得笼络儒生，让儒生们给自己的征服披上天命的外衣，就像后来他们的后辈满洲人做的那样，则女真人征服全中国的时间可以推前七百年。儒生，这群中国历史上天然的奴才，是很愿意向一切强有力的征服者屈从的。儒生一屈从，全中国人就会跟着屈从，征服中国的秘密就在这里。金国的征服者还不够成熟，他们只知道抢夺和杀戮，其结果就是激起汉族人的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反抗。
在从民间走出来的抗敌救亡军队当中，最出色的一支就是岳飞的军队。
对比一下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的不同，我们发现：印度教文化对印度社会的侵蚀是彻底的，而在中国，儒教文化始终是一种官场文化，它的影响主要局限在社会的上层，对民间的侵蚀是间接的、有限的。到宋朝的时候，官场文化主要是儒、佛、道的杂糅，并且以儒为主。儒、道、佛三教，真是一个比一个更柔，一个比一个更弱。其中儒和佛的最致命的缺点是：愿意跟最残暴的魔鬼合作，充当他们的奴仆和辩护者。而在民间，除了上述三教之外，还始终流行着侠义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英雄传统。这种传统的文化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正统的侠义精神，其根源是来自墨子；另一个是民族历史的民间沉积。儒的精神价值不管被吹捧到多神圣，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人格形象，则除了孔夫子之外，谁也无法活在人民的心里。叔孙通、董仲舒、颜回、孟子、韩愈、二程，老百姓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心灵纯洁也好，卑污也好，他们的形象不能感动人，他们对民间精神的影响力就几乎等于零。相比之下，项羽、伍子胥、关羽、秦琼等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对民间精神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儒教圣贤的影响力，这使得中国民间始终保持着一股尚武的英雄气概。和平时期，狭义和尚武的民间精神被统治阶层的犬儒精神压制着，一到政局变乱或是异族入侵的危亡时期，民间精神就被激发出来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是这种民间的狭义和尚武精神担当着民族的命运，儒教的弟子在这种时候躲了、藏了，他们要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忽必烈或是多尔衮征服了天下之后，才慢慢地走出来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当然，服务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替成功地征服者披上天命和道德的外衣。
从民间走出来的军队能够作战，这是义军和政府军的根本区别。赵构皇帝不得不启用这些从民间崛起的义军将领，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征召、组织和领导军队，这才使南宋有了一支能够作战的军队。过去的那种由儒生领军的军队管理模式，至此也基本上结束。南宋自己的军队也慢慢地托付给将军，而不是文官儒生。
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中兴诸将逐渐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出一支支能作战的军队，成功地遏制了金国对南宋的入侵，宋金两国转入战略对峙。对南宋来说，失去了北宋的大量土地，许多人于心不甘，要求北伐是必然的。对金国来说，乘着自己国势正在上升的大好势头，一举消灭南宋统一天下，也是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问题是：如何正确地估计自己和对手的真正实力。在这个问题上，金国和宋国一样，都是分成两派。在金国，主战派一直占据优势；在南宋，岳飞大概是唯一始终如一的主战派。
岳飞主战
要主战，你得先有主战的本钱。岳飞主战的本钱就是自己的岳家军。
大宋国的军队到岳家军诞生的时候其战斗力整整跨升了两个等级：由不敢战，到敢战，再到敢胜。宋国的军队只要敢战，哪怕野战能力不如金军，大宋也绝不会亡国。宋国的军队有上百万之众，以这些军队来据守，足以抵挡住几十万金军的进攻。更何况，南宋的地盘上到处都是高大坚固的城池，还加上几十条纵横交错的河流。北宋的灭亡是因为北宋的军队根本不敢战，也不敢守，他们只会一触即溃，然后望风而逃。以岳家军韩家军为代表的南宋军队与北宋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不但敢战，而且还变的敢胜。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几年的世间之内。
对于南宋的小皇帝赵构来说，南宋的军队敢战能胜，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南宋急需要一支能战斗的军队，否则就只好等着亡国。如今这样的军队出现了，却不是掌握在朝廷的手里。这些军队打着岳家军、韩家军的旗号，实际上是一些半私人性质的军队，这严重违背了宋的立国传统。一开始，赵构不得不依赖这些军队和将领，但他对这些将领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南宋建立之初，地方将领不听诏命，叛乱、割据、投敌的事屡屡发生，更加重了赵构对将领们的不信任感。所以，一等南宋政权初步稳定下来，赵构首先想到的不是乘胜北伐，而是对内整顿，收回国家对于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力。
向自己的老辈祖先学习，赵枸做得比较温柔。一开始，赵枸解除了岳飞的军权，明升暗降，岳飞被提升为中央枢秘使，加太子少保。这个地位足够荣耀，如果岳飞能理解赵枸的良苦用心，他可以从此放下军务，安享余生了。岳飞此时只有三十多岁，那又怎么样？你越是碌碌无为皇帝越喜欢你，大不了你完全解甲归田，也有一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岳飞能多长几个心眼，他也可以韬光养晦，暂时隐藏自己的野心，哪怕这种野心完全是无私的，他可以慢慢等待自己的机会。机会有的是。纵使赵构一心想要偏安一隅，人家大金国还在那里虎视眈眈呢！只要宋金两国一开战，岳飞就有机会重掌军权，再创辉煌，甚至，一鼓作气直捣黄龙也说不上。可是，岳飞不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把过去赵构皇帝对自己的依赖看成是对自己的信赖。他以为，赵构之所以要向金人屈辱求和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实力，他一心一意想要说服赵构相信：北伐是可能的，消灭金国也是可能的。你老不必害怕，有我呢！——有我岳飞在，有岳家军在，只要你老信任我，我们完全可以彻底打败金国，收复失地。
赵枸当然不喜欢金国。问题是：赵枸更忌惮自己的将军。按照大宋朝一贯的立国方针，赵枸应该把国家的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地手里，可现在这些军队实际上是半失控的。岳飞韩世忠都已经被提拔到中央任职，可他们的军队依然是岳家军、韩家军，这些军队离开了自己的统帅就不再能够打仗，对于这个难题，赵枸无法解决。赵枸只能折中。在北伐和偏安之间，赵构选择更稳妥的偏安；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赵枸选择有放有收。对韩世忠，他放大于收；对岳飞，他收大于放。岳飞念念不忘北伐，在赵枸看来，就是想要重掌军权，就必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明朝的文徴明后来写诗说：赵枸原来那么信任岳飞，后来怎么会无端地杀死岳飞呢？——其实，岳飞和文征明都被赵枸给欺骗过去了。赵枸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岳飞。赵枸实际上不信任任何人，这一点从秦桧死后赵枸的如释重负就能看得出来。对自己的文职宰相都忌惮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人又怎么会信任一个领兵在外的将军？——赵枸不过是曾经依赖过岳飞罢了。依赖不等于信任。依赖中包含着屈辱，在赵枸看来，这种屈辱也许并不比金国所给的屈辱更容易忍受。
岳飞一心想要北伐，从不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岳飞的忠义之言，传到赵枸的耳朵里，听到的只是威胁。要下定杀死岳飞的决心，想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说下定这个决心也需要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赵构的杀心是从岳飞还在与金兵进行决战的时候就起了的。多么可怕，岳飞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那条错误。
家天下的两难困境
有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是：汉人建立的中央王朝总是版图越来越小，除去生猛的大汉朝之外，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王朝，一到他们开始汉化，版图也开始逐步变小。也许，这就是所谓“家天下”的历史宿命。家里装不下那么多的领土和人民。为了家的稳定，他们只好放弃越来越多的领土和人民。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满清不是家天下，而是族天下。族比家的潜在容量更大，所以，满清的领土就越来越大。
在家天下的汉族政权内部，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实际上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同盟。他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来向内提防，而不是向外开拓。汉族皇帝总是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外戚和太监，从汉到明，活跃在汉族政权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一个是外戚，一个是太监。盖莫例外。
满清则不同。拒绝汉化的满清统治者获得了一个例外的好处：旗人是皇帝的天然的同盟。旗人的数量有几十万之多，其中不乏英才俊杰，这些人可以比较放心地为皇上所用。终清一朝，外戚和太监无缘走上政治舞台，是因为没有这种必要。
汉族政权内部不是没有人才，相反，汉族政权内部的人才多到滥觞的地步。建立大汉朝的不过是沛县的几个流氓，建立大明朝的不过是朱元璋和他的几个同乡。但是，一旦汉族人的政权建立起来，在家天下的框架之内，人才反成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皇帝所能信任的人，除了外戚和太监之外，就只剩下专会磕头作揖的儒生。许多皇帝，比如汉武帝和明太祖，对儒生的憎恶是发自心底里的，但他们仍然愿意选用儒生，因为儒生的奴性使他们感到了安全。宋朝的神宗皇帝决心要变法图强，他对韩琦司马光之流的不信任是明摆着的，但是，他不信任韩琦司马光的学问见识，却信任他们的顺从和忠心。一句话：只要“家天下”还在，儒生的饭碗就是金子做的。一个政权倒下了，只要新建立的政权仍然是“家天下”，这金子做的饭碗还是属于儒生。
南宋的军队强于北宋，因为南宋的军队在将军而不是在儒生的手里。赵构本来拥有复国的机会，如果赵构知道怎样统御自己的将军，他具有最好的北伐条件。大金国军队强悍，但是数量不足；他们刚刚进行了最野蛮的征服，被灭亡的辽国和北宋土地上的人民并没有亲附。此时如果南宋的军队能战，敢战，敢胜，为什么不能立即北伐呢？
赵构选择苟且偏安，把北伐的重任留给自己的后人。他的后人，再次陷入家天下的怪圈，只敢信任自己的老丈人，那结果就是：重蹈覆辙。
岳飞一定要死吗？
赵构一定要杀死岳飞，这是毫无疑问的。岳飞与赵构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汉失天下，匡扶汉室的是曹操，结果是曹氏代汉兴魏。司马氏代魏兴晋，杨坚代周兴隋，赵匡胤代周兴宋。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强臣和弱君不能共存。不是臣杀君。就是君杀臣。周勃和霍光没有强大到可以杀君的地步，然而弱君一旦强大起来，过去的强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屠戮。
强臣不但为弱君所难容，就是强势的君主，也很少能够容忍强臣的存在。刘邦杀韩信，李世民疑李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说明一个道理：过于强势的文成武将是对家天下的最大威胁。
谁都明白这个道理，独独岳飞不明白。岳飞的聪明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武将当中，可列第一。做为武将，岳飞的文化素养为大多数文臣所不及。岳飞的诗歌不算是十分杰出，然而也是第一流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岳飞的诗歌中流露出一中十分纯洁的情感，这足以表明岳飞有一种异常纯洁的天性，因为天性是装不出来的。诗如其人，字如其人。岳飞的书法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峰，足以与最杰出的书法家相媲美。后来的文状元、大诗人文天祥见了岳飞的书法作品，惊叹说：岳飞的字当世谁能及之，既后世亦谁能及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生活上却表现出一等的迟钝和笨拙。他不知道保护自己，也不知道交结大臣。他快言快语，不但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同僚，以至于当自己被逮捕下狱之后，朝廷上没有一个为自己说话的人。那么，岳飞在人格上有什么缺陷吗？——不，恰恰相反，岳飞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能找到的人格最完美的奇男子。在战场上，他勇猛无畏，足智多谋。在生活上，他不娶妾，不召妓，而且滴酒不沾。一个将军不娶妾不召妓这在南宋是不可思议的，这会在同僚们中间引起种种不必要的误解。可是，岳飞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的高尚的心灵使他看不到拒绝同流合污的危险，他的多才多艺使他有更好的形式来排解自己的余闲。一个人在战场上百战百胜，在道德上接近完美，在艺术上出类拔萃，这个人，不但是皇帝不能容他，同僚们也无法容他。
岳飞只有三十多岁，为什么不能再给岳飞一次机会？——给岳飞一次机会，就是给历史一次机会，也是给南宋一次机会。可是，在南宋小朝廷赵构看来，不能再给岳飞任何机会了。岳飞太完美，如果任由岳飞继续建立更大的功勋，岳飞的威望将崇高到无以复加，同僚们对岳飞的嫉妒就会改变成敬仰，岳飞的种种不近人情也会被重新解释成天生贵格；到那个时候，岳飞的地位就将无人能够撼动，司马氏篡魏和赵匡胤篡周的局面就会出现。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岳飞由于品德高尚，绝不会威胁到赵构的统治，可赵构偏偏又不能生育。赵构如果什么时候驾鹤西去，万里江山还不是落在岳飞的手里？
赵构的心肠足够阴狠。当初他是何等依仗岳飞，他们君臣之间的书信来往叫今天的人看了都会深受感动，事实上岳飞之所以滴酒不沾，就是因为赵构在给岳飞的书信中提到了喝酒误事。岳飞万万想不到一贯视自己为腹心和膀臂的赵构皇帝，会忽然拉下脸来要结果自己的性命。到岳飞最后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据说，在审判岳飞的廷堂上，岳飞一言不发。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几百年之后，另一个挽救了大明朝的英雄宰相于谦也被皇帝抓去杀头。审判于谦的时候，于谦跟岳飞学习，也是一言不发。同案的朋友问于谦：你干吗不为自己辩解？——于谦回答说：这根本不是司法问题，我辩解给谁听？
有人说：于谦是岳飞再世。我不知道岳飞和于谦究竟欠了中国人什么，但我知道，当岳飞和于谦被捉去杀头的时候，没有人替岳飞和于谦说话。大家都知道岳飞和于谦是冤枉的，但他们就是打定主意不吭声。他们都是儒学的信徒，仁义的君子；异族打来的时候，他们跑了；英雄被杀死的时候，他们躲了。你如果问他们凭什么来做官，他们告诉你说：他们熟读了圣贤之书，学会了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就是不吭声。
中国人在开会的时候不吱声，开完会后说三道四，成了华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特色。当我们看到苦干实干，撤职查办，溜须拍马，晋升提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赵构、岳飞和秦桧的故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轮回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