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二年春节一过完，就带女儿一起到德国斯图加特与老公团聚加陪读。

出国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是1994年12月圣诞节前。

那是我出国近三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国土。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回去呢？有几个机缘巧合。

第一是那年中国东方航空刚刚开通北京到法兰克福的航班，飞机票特价，好像是七百多马克。虽然我们住在斯图加特，但机票包含从斯图加特到法兰克福的往返ICE火车票。

第二圣诞节将至，我和孩子都有假，另外我也给孩子请了几周假。我们回去了共五周时间。虽然德国暑假很长，但暑假我要打假期工，我可舍不得放弃暑假挣钱的机会。

我们那次回国探亲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一件件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如昨。

在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上时，对面坐的是一位从国内来马普所高访的学者，他拿洪堡奖学金（一个月三千马克），和他聊了他们研究所的情况，又谈到洪堡奖学金和DAAD奖学金（一个月1,500马克）的不同，我们就算认识了。

乘飞机时，我们座位也离的很近，经过九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了首都机场。

下飞机后，我们这些拿中国护照的公民，被要求到右手边一个房间，交80元人民币，去抽血化验，检查有没有艾滋病。同飞机的老外都不需要检查。

我这个人从小就害怕打针，抽血，一听说要去检查我害怕极了。正好这时看见刚刚出关的张先生，我告诉他我的害怕。他说让我跟着他，结果就出了机场，逃掉了那场抽血检查。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那时候中国海关当头的是怎么想的。明明检查的应该是鬼佬，怎么会怀疑中国公民出国后会携带艾滋病毒。

出机场后，老公研究所里的一位高访，清华大学的副教授来接我们，打的把我们送到北京一个朋友家。

坐在的士里女儿像刘姥姥逛大观园，看见什么都稀奇。她问为什么大家都穿军大衣？为什么马路上有马车？

第二天一早醒来北京下雪了，雪落到地上，经过车辆行人践踏，都变成了黑雪，马路脏兮兮。

我带女儿到王府井去逛，一路上看见各个店铺各扫门前雪。在王府井我给女儿买了窜冰糖葫芦，她一吃门牙掉了，她当时正在换牙。

晚上副教授又来接我们，打的去北京西站，高峰时间，出租车司机没上大马路，而是从胡同里七拐八转，按时将我们送到了火车站。

我们乘坐的是京汉37/38次列车，夕发朝至，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到武汉。

在火车上女儿要去上厕所，我让她自己去上，可是她去了很半天，左等右等没见回来，我只好起身亲自前往厕所看个究竟，只见女儿规规矩矩站在厕所外自觉排队，可是那些叔叔阿姨大伯大妈哥哥姐姐视孩子为透明人，他们鱼贯而入，女儿从小受的德国教育，按照德国人先来后到的规矩一直在耐心地等。

我过去将那些大人说了一通，连小孩子都懂得排队，你们干嘛都插小孩的队，最后总算让孩子解决了尿急。

到了武汉回到母亲家，出国前我非常习惯母亲家里的一切，这三年后第一次回来，这房子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电灯昏暗，墙壁不白，家具破旧，窗户很脏（其实母亲知道我们要回来，特意打扫过房子）。

那一年我母亲养了特别多的小动物，家里就像个动物园。

我母亲的那些动物都是我二哥给的。

二哥人很聪明，心灵手巧。他帮朋友熟人或有些单位修理各种东西，从不计报酬，有些人不好意思给钱，就给他一些小动物。家里有猫，有狗，有猴子，有鸟，还有荷兰猪等等。女儿整天跟在小狗后面追，衣服裤子弄得十分脏，一天换三套都来不及。

那年我把我的回国大件指标给我二哥了。记得我们到武昌一个地方，二哥用我的护照买了一个东芝画中画大彩电，花了一万元人民币，那时一万元可是巨款，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好几年的工资（我出国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五十六块多）。我二哥这个人喜欢一步到位。当时虽然那个电视很贵，但用了很多年都没觉得过时。

我回国除了住在娘家，还得去婆家。婆家住在湖北西部一个县城——远安县。那里不通火车，只有长途汽车。

那年国内治安比较乱，墙上到处写着标语，严惩车匪路霸。家里人很担心我们乘长途车的安全，我二哥从部队朋友那里借了一个电警棍给我们带在身上。

那天我带着孩子打的到新华路长途汽车站，那年月每天只有一班早上六点武汉到远安的汽车。320公里的路需要走10至11小时。汽车会在途中停靠一家小餐馆，司机吃包餐。

当汽车途经湖北省仙桃时，上来几个五大三粗的男子，他们长得是满脸横肉，目露凶光，为了几块钱车资与司机争吵起来。我当时紧张得要命，悄悄地将手伸进包里，紧紧地握着电警棍，心想如果他们要对车里人进行抢劫，我就会抽出电警棍打他们的头，将他们击昏。车子行驶了一段路，他们也没对车上人下手，只是环视了一下车上的人，就下车了。

这时司机胆子大了起来，骂骂咧咧，最后丢下一句话：“他们以为自己是玉皇大帝派来的？（仙桃县）”车里的乘客都会心地笑了笑。我把包的拉链重新拉好，放心的乘车。

到了远安婆婆家，12月份山区的气温比武汉市还低，婆婆家就烧炭火，我烤火时，恨不得把烤盆抱在怀里。

我还回华工看望老师和同事，我们在华工西三区的房子当时还保留着。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没有私家车，老师和他上中学的儿子，分别骑自行车载着我和女儿，从西边到东边去看望其他的朋友。

那年回国觉得物价很低，尤其是我将马克兑换成人民币,汇率1:5，我买了许多衣服，化妆品，食物等。那时国内商品也不是特别发达，我是到武汉硚口友谊商店买东西。我带了满满两箱子东西回德国，有火锅底料，还有腊鱼和腊肉。

那一段呆在国内期间里，家里人每天下班后都回来陪着我们。到火车站送我们走时，也是全家人都到齐了（就差铺上红地毯了）。 那时人们工作清闲，工资少，亲情友情更浓一些。

回到德国后，我怎么感觉我们住的那间小房子墙壁那么白，灯光那么亮。

我问老公是否在我们回国这段时间，刷过墙壁，换过灯泡？

结果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