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亲系甚至奸情。

　　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即所谓“作风问题”。犯错误，组织当然要处理，同志们当然要批评。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未发生时，刻意防范，互相监督，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人人戴一副“妓院眼镜”。既发生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才能痛改前非么。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和杜干事的调度当然分不开。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年轻人干柴烈火，异性身体的神秘诱惑点燃了偷尝禁果的欲望，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

　　提前烧窑对不对?

　　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

　　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悄没声地取出走了，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心，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