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康雍乾“百年盛世”不过一个泡影 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关键时期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百年间，何以被称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后来又是怎样沦落至落后挨打地步的？我们应该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这个问题——
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学家，对此持相反意见。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康雍乾时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旗地庄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纵看几千年的中国史，康雍乾百年间，确可以称之为封建时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点是，皇帝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和全体子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根据皇帝的意志办事。而这种高度集权，到康雍乾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时建立了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体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一切事务，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进一步加强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皇帝，在编辑《四库全书》时销毁删改大批珍贵的典籍，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乾隆皇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正是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8226;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天朝无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几个皇帝的普遍心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心态，使他们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门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也不屑睁开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说学习和超越了。火药，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到明末西洋火炮传入中国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领教过了的。到乾隆时，西洋火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黑色火药大有改进，并发明了燧发火枪。几十年后，中国就被新一代的洋枪洋炮打败了。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可“师”，确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极严厉的限制政策。海关税制极不合理，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税则混乱，陋规几十种，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虽然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蕴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火炮、火枪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
假如我们横向作一比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使差距日益扩大的关键时期。
来源: 新华网
藏人文化网
第三世章嘉大师
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生在天祝旦马乡禧水河牧民祁姓人家，四岁时任定，并迎接到佑宁寺坐床。出生地遗址上有一颗柏树，当地称为“章嘉神树”，至今尚在。
二世章嘉阿旺曲旦（1642—1714）是哲蚌寺著名的大格西，康熙32年奉旨入朝，为皇帝后宫和诸皇子传法灌顶，康熙39年被封为热河皇寺主持，康熙46年封为帝师，赐金印。当时在诸皇子中有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如十四阿哥等，有信仰格鲁派的如四阿哥胤祯等。二世章嘉是四阿哥胤祯的藏传佛教亲教师，与四阿哥关系最密切，对四阿哥继位，二世章嘉从佛教的角度也出了很大的力。清朝诸皇帝都信仰藏传佛教，但笃信佛教、受戒闭关修持的只有雍正、乾隆二帝。据清宫资料显示，四阿哥胤祯做皇子时喜欢穿藏传佛教僧装（皇宫有雍正皇帝穿袈裟修行的壁画）。二世章嘉曾给皇家子弟和朝臣子弟传法，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其中著名的佛教门徒就有十四人，皇子弘历列名其中，号称长春居士。他们的都成了皇位继承人雍乾二朝的重臣。康熙51年和52年在雍王府举行了两次盛大法会，请二世章嘉国师灌顶传法。章嘉国师指点雍亲王，得蹈三关。国师称赞雍亲王得大自在。雍王登基后常以大自在自喻。乾隆皇帝从小就拜二世章嘉为师，学习藏传佛教。后来又跟随三世章嘉学习藏文、藏语和藏文佛经。他精通藏汉满蒙四种语文。在《章嘉传》中说：六世班禅进京祝寿时，乾隆用藏语与班禅交谈。班禅惊奇地问：“陛下也懂藏语？”乾隆说：“我跟章嘉活佛学了一点。”乾隆不但精通佛教，而且灌顶受戒，闭关修持，从四十二岁受菩萨戒吃斋，从60岁开始，每月抄写《般若心经》两部，直至86岁寿终，坚持不懈。有人说：“抄写佛经是乾隆皇帝长寿的秘诀”。雍正、乾隆二帝笃信佛教与二世、三世章嘉国师有很大的关系。
雍正元年，派年羹尧率兵清剿青海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部。出行前皇帝给年大将军下了要在青海找到章嘉国师转世灵童，安全护送入京的手谕。年军在甘青蒙藏地区采取烧寺屠僧等高压威慑政策，当时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大多数被年军烧毁，未逃脱的活佛僧人也都惨遭杀害。天祝除天堂寺外，华藏寺、石门寺、夏玛寺等华锐十三座寺院都被烧毁。章嘉活佛的本寺佑宁寺和塔尔寺等均以“同匪”的罪名被烧毁。据藏文资料记载，西宁一次处决蒙藏僧人头目七百多人，塔尔寺架起柴堆烧死却藏活佛等大活佛35人。在这种形式下各地喇嘛僧人都离寺逃难，年仅8岁的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也和管家和两三个随从人员偷偷逃到了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藏在朱岔峽下面，面对大通河，名叫恰孜的茂密森林中的一个岩洞中。年羹尧派人查找国师灵童下落。查知灵童就藏在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但山大沟深，不知具体地点。于是就派兵驻扎在天堂寺河对面的嘉塘滩。勒令天堂寺限期找到国师灵童，送交军营，否则就要烧寺屠僧。天堂寺僧人朵仓拉冉巴去到活佛藏身处报告情况。管家和随从人员十分恐慌，不知所措。灵童说：“他们不会伤害我，我要去见皇帝，你们赶快把我送到军营”。管家胆小不敢去军营。由朵仓拉冉巴背着灵童，和莫科宗杰先二人将灵童送到了军营。年羹尧先将灵童接到西宁，按皇帝的旨意护送入京。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从8岁（雍正２年）进京，直到70岁（乾隆51年）圆寂，驻京62年。一生中受到雍、乾两朝皇帝的特殊恩宠。如，8岁入京后雍正皇帝亲自按派藏传佛教著名学者二世土官活佛和噶谦喜若达吉为经师，教授显密佛学，一切俸禄和起居车马规格均按二世章嘉旧列。18岁（雍正12年）完成学业后授于灌顶普贤广慈大国师衔。乾隆10年（29岁）晋封为帝师，宫中举行盛大法会，章嘉国师给乾隆皇帝和后宫后妃、诸皇子进行胜乐灌顶，并传受修道仪轨。按一般习惯，灌顶传法的对象可按级别坐在和上师同等高度或较低的法座上接受传法，按此惯列，皇帝就应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听讲。但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上师的尊敬和虔诚，竟然跪在地上听讲。从此以后章嘉和乾隆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俩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成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朋友。如给章嘉国师破格赐龙撵黄轿、龙袍、黄龙伞，上朝免跪拜礼，可以和皇帝同坐一床，太和殿觐见，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别的亲王宠臣和朝中大员都没有享受这种规格待遇的资格。可以说，章嘉活佛当时是朝中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外蒙政教领袖至尊丹巴在政治上也靠章嘉国师在皇帝面前的周旋。
章嘉国师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和佛教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章嘉国师对缔造乾隆盛世和谐良好的民族关系，保持蒙藏地区的安定团结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这方面所做的几件重要大事：
一，奉旨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康熙59年废除拉蒙古人藏汗认定的六世达赖巴葛尔强巴，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进藏，为躲避政治纷争而逃到康地的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这十多年是个西藏面临内忧外患，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先是仲葛尔入侵和反仲葛尔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然后又是拉藏汗一派的蒙古势力和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后者发展到了俄、龙、杰刺杀康济鼐及导致两股势力内战。清政府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再加上具有佛教领袖和清政府代表双重身份的章嘉国师在西藏宗教上层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调和斡旋。使西藏的政局得到了稳定。
二，以他和乾隆皇帝的特殊关系，影响皇帝对蒙藏工作的决策。如《章嘉传》中说：乾隆15年，皇帝对西藏杀害驻藏大臣的问题非常恼火，提出要收回达赖地方政府的权利，仿照内地进行改制，设总督、提督等文武官职，各级官员均有朝廷派遣，并派兵长期驻守的设想。就此事向国师征求意见时，国师乘机陈述其利弊关系。说西藏是个特殊地区，藏族全民笃信佛教，稳定社会，获得民心的办法是尊重和保护信仰，尊重宗教领袖。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比改制派官驻兵利多弊少，省力省钱。皇帝听了国师的陈述后打消了对西藏进行改制的念头。在章嘉国师的影响下，于乾隆36年在热河行宫建造了仿照西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庙，也称小布达拉宫。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又特地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即班禅的寺庙‘扎什伦布’的意思）。并促成了六世班禅入京拜寿和向乾隆灌长寿顶之事。
三，平息外蒙预谋叛乱，维护大清帝国的统一。章嘉国师是外蒙政教合一领袖赫尔哈至尊达丹巴三世意喜丹贝尼玛的剃度传法的根本上师，蒙古的王公贵族大部分都是章嘉国师的归依弟子，因此，章嘉活佛在蒙古地区的影响远远超过达赖和班禅。如由朝廷查办至尊丹巴的哥哥德尔汗亲王引起的一场预谋中的赫尔哈七部武装叛乱用章嘉国师给至尊丹巴的一份亲笔信平息了下去。乾隆皇帝感激地说：未动一兵一卒，用一封信平息了一场战火，国师的本事真大！
章嘉国师在佛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在满蒙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
1，奉旨主持了藏文“丹珠”（佛经研究论著丛书）蒙译工作和藏文“甘珠”（佛经）译为为满文的工作。
2，以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皇宫内外，从北京到蒙古草原，东三省满蒙地区，通过剃度授戒，传法灌顶，传播了藏传佛教，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和和谐和平、慈悲利众的哲学思想，通过雍、乾二帝变成了皇室的主流，使藏传佛教变为国教，在这方面章嘉国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康熙皇帝阿弥陀佛转世，雍正皇帝自称：天下释主，破尘居士，不穿僧服的野僧，文殊皇帝。他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他做雍亲王的时候潜心研究佛学，写出了十多本书。并讲佛学，收弟子，如鄂尔泰、张廷玉，张照等朝中大臣都是雍正的佛教弟子。后来乾隆皇帝就把雍王府改成了藏传佛寺，即雍和宫。乾隆皇帝，人称佛心皇帝。跟随章嘉国师学习藏文藏语，还在皇宫设了藏文学校，供皇家子弟学习。乾隆皇帝喜欢藏族歌舞和绘画艺术，现在皇宫保存的文物中还有乾隆皇帝亲手画的二十一度母的唐卡。从西藏夏鲁寺请来了葛尔乾舞（即藏传佛舞）的教师，建立宫中葛尔乾舞队和佛乐队，供皇家喜庆节日表演。在皇宫内外建立了多处藏式佛寺，建造了很多藏式密宗佛像法器。故宫中有乾隆皇帝的珍珠袈裟和穿喇嘛服的乾隆画像。由于这样，在蒙藏民族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形象不仅是人间的皇帝，而且也是佛国的“曼珠希日”——即文殊菩萨。这是用强权征服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百年间，何以被称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后来又是怎样沦落至落后挨打地步的？我们应该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这个问题——
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 盛世。也有一部分史学家，对此持相反意见。那么究竟该怎样认识康雍乾时期呢？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入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旗地庄田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纵看几千年的中国史，康雍乾百年间，确可以称之为封建时代的“盛世”。
封建政治的特点是，皇帝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和全体子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根据皇帝的意志办事。而这种高度集权，到康雍乾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雍正时建立了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体制，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一切事务，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进一步加强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皇帝，在编辑《四库全书》时销毁删改大批珍贵的典籍，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乾隆皇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正是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8226;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天朝无所不有，代表了清初几个皇帝的普遍心态，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心态，使他们不可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是送上门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也不屑睁开眼睛看一看，更不用说学习和超越了。火药，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到明末西洋火炮传入中国后，它的威力清初帝王是领教过了的。到乾隆时，西洋火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黑色火药大有改进，并发明了燧发火枪。几十年后，中国就被新一代的洋枪洋炮打败了。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可“师”，确实是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极严厉的限制政策。海关税制极不合理，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朝野上下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税则混乱，陋规几十种，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虽然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蕴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火炮、火枪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
假如我们横向作一比较，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使差距日益扩大的关键时期。
来源: 新华网
藏人文化网
第三世章嘉大师
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生在天祝旦马乡禧水河牧民祁姓人家，四岁时任定，并迎接到佑宁寺坐床。出生地遗址上有一颗柏树，当地称为“章嘉神树”，至今尚在。
二世章嘉阿旺曲旦（1642—1714）是哲蚌寺著名的大格西，康熙32年奉旨入朝，为皇帝后宫和诸皇子传法灌顶，康熙39年被封为热河皇寺主持，康熙46年封为帝师，赐金印。当时在诸皇子中有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如十四阿哥等，有信仰格鲁派的如四阿哥胤祯等。二世章嘉是四阿哥胤祯的藏传佛教亲教师，与四阿哥关系最密切，对四阿哥继位，二世章嘉从佛教的角度也出了很大的力。清朝诸皇帝都信仰藏传佛教，但笃信佛教、受戒闭关修持的只有雍正、乾隆二帝。据清宫资料显示，四阿哥胤祯做皇子时喜欢穿藏传佛教僧装（皇宫有雍正皇帝穿袈裟修行的壁画）。二世章嘉曾给皇家子弟和朝臣子弟传法，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其中著名的佛教门徒就有十四人，皇子弘历列名其中，号称长春居士。他们的都成了皇位继承人雍乾二朝的重臣。康熙51年和52年在雍王府举行了两次盛大法会，请二世章嘉国师灌顶传法。章嘉国师指点雍亲王，得蹈三关。国师称赞雍亲王得大自在。雍王登基后常以大自在自喻。乾隆皇帝从小就拜二世章嘉为师，学习藏传佛教。后来又跟随三世章嘉学习藏文、藏语和藏文佛经。他精通藏汉满蒙四种语文。在《章嘉传》中说：六世班禅进京祝寿时，乾隆用藏语与班禅交谈。班禅惊奇地问：“陛下也懂藏语？”乾隆说：“我跟章嘉活佛学了一点。”乾隆不但精通佛教，而且灌顶受戒，闭关修持，从四十二岁受菩萨戒吃斋，从60岁开始，每月抄写《般若心经》两部，直至86岁寿终，坚持不懈。有人说：“抄写佛经是乾隆皇帝长寿的秘诀”。雍正、乾隆二帝笃信佛教与二世、三世章嘉国师有很大的关系。
雍正元年，派年羹尧率兵清剿青海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部。出行前皇帝给年大将军下了要在青海找到章嘉国师转世灵童，安全护送入京的手谕。年军在甘青蒙藏地区采取烧寺屠僧等高压威慑政策，当时甘青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大多数被年军烧毁，未逃脱的活佛僧人也都惨遭杀害。天祝除天堂寺外，华藏寺、石门寺、夏玛寺等华锐十三座寺院都被烧毁。章嘉活佛的本寺佑宁寺和塔尔寺等均以“同匪”的罪名被烧毁。据藏文资料记载，西宁一次处决蒙藏僧人头目七百多人，塔尔寺架起柴堆烧死却藏活佛等大活佛35人。在这种形式下各地喇嘛僧人都离寺逃难，年仅8岁的二世章嘉的转世灵童也和管家和两三个随从人员偷偷逃到了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藏在朱岔峽下面，面对大通河，名叫恰孜的茂密森林中的一个岩洞中。年羹尧派人查找国师灵童下落。查知灵童就藏在天堂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但山大沟深，不知具体地点。于是就派兵驻扎在天堂寺河对面的嘉塘滩。勒令天堂寺限期找到国师灵童，送交军营，否则就要烧寺屠僧。天堂寺僧人朵仓拉冉巴去到活佛藏身处报告情况。管家和随从人员十分恐慌，不知所措。灵童说：“他们不会伤害我，我要去见皇帝，你们赶快把我送到军营”。管家胆小不敢去军营。由朵仓拉冉巴背着灵童，和莫科宗杰先二人将灵童送到了军营。年羹尧先将灵童接到西宁，按皇帝的旨意护送入京。三世章嘉若贝多吉从8岁（雍正２年）进京，直到70岁（乾隆51年）圆寂，驻京62年。一生中受到雍、乾两朝皇帝的特殊恩宠。如，8岁入京后雍正皇帝亲自按派藏传佛教著名学者二世土官活佛和噶谦喜若达吉为经师，教授显密佛学，一切俸禄和起居车马规格均按二世章嘉旧列。18岁（雍正12年）完成学业后授于灌顶普贤广慈大国师衔。乾隆10年（29岁）晋封为帝师，宫中举行盛大法会，章嘉国师给乾隆皇帝和后宫后妃、诸皇子进行胜乐灌顶，并传受修道仪轨。按一般习惯，灌顶传法的对象可按级别坐在和上师同等高度或较低的法座上接受传法，按此惯列，皇帝就应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听讲。但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上师的尊敬和虔诚，竟然跪在地上听讲。从此以后章嘉和乾隆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俩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成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朋友。如给章嘉国师破格赐龙撵黄轿、龙袍、黄龙伞，上朝免跪拜礼，可以和皇帝同坐一床，太和殿觐见，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别的亲王宠臣和朝中大员都没有享受这种规格待遇的资格。可以说，章嘉活佛当时是朝中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外蒙政教领袖至尊丹巴在政治上也靠章嘉国师在皇帝面前的周旋。
章嘉国师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和佛教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章嘉国师对缔造乾隆盛世和谐良好的民族关系，保持蒙藏地区的安定团结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这方面所做的几件重要大事：
一，奉旨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康熙59年废除拉蒙古人藏汗认定的六世达赖巴葛尔强巴，清军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进藏，为躲避政治纷争而逃到康地的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这十多年是个西藏面临内忧外患，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先是仲葛尔入侵和反仲葛尔的政治和武装斗争，然后又是拉藏汗一派的蒙古势力和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后者发展到了俄、龙、杰刺杀康济鼐及导致两股势力内战。清政府护送七世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表明了中央政府的立场，再加上具有佛教领袖和清政府代表双重身份的章嘉国师在西藏宗教上层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调和斡旋。使西藏的政局得到了稳定。
二，以他和乾隆皇帝的特殊关系，影响皇帝对蒙藏工作的决策。如《章嘉传》中说：乾隆15年，皇帝对西藏杀害驻藏大臣的问题非常恼火，提出要收回达赖地方政府的权利，仿照内地进行改制，设总督、提督等文武官职，各级官员均有朝廷派遣，并派兵长期驻守的设想。就此事向国师征求意见时，国师乘机陈述其利弊关系。说西藏是个特殊地区，藏族全民笃信佛教，稳定社会，获得民心的办法是尊重和保护信仰，尊重宗教领袖。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比改制派官驻兵利多弊少，省力省钱。皇帝听了国师的陈述后打消了对西藏进行改制的念头。在章嘉国师的影响下，于乾隆36年在热河行宫建造了仿照西藏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庙，也称小布达拉宫。为了迎接六世班禅又特地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即班禅的寺庙‘扎什伦布’的意思）。并促成了六世班禅入京拜寿和向乾隆灌长寿顶之事。
三，平息外蒙预谋叛乱，维护大清帝国的统一。章嘉国师是外蒙政教合一领袖赫尔哈至尊达丹巴三世意喜丹贝尼玛的剃度传法的根本上师，蒙古的王公贵族大部分都是章嘉国师的归依弟子，因此，章嘉活佛在蒙古地区的影响远远超过达赖和班禅。如由朝廷查办至尊丹巴的哥哥德尔汗亲王引起的一场预谋中的赫尔哈七部武装叛乱用章嘉国师给至尊丹巴的一份亲笔信平息了下去。乾隆皇帝感激地说：未动一兵一卒，用一封信平息了一场战火，国师的本事真大！
章嘉国师在佛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在满蒙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和藏文化的影响。
1，奉旨主持了藏文“丹珠”（佛经研究论著丛书）蒙译工作和藏文“甘珠”（佛经）译为为满文的工作。
2，以其特殊地位和身份，在皇宫内外，从北京到蒙古草原，东三省满蒙地区，通过剃度授戒，传法灌顶，传播了藏传佛教，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藏传佛教的伦理道德和和谐和平、慈悲利众的哲学思想，通过雍、乾二帝变成了皇室的主流，使藏传佛教变为国教，在这方面章嘉国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康熙皇帝阿弥陀佛转世，雍正皇帝自称：天下释主，破尘居士，不穿僧服的野僧，文殊皇帝。他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他做雍亲王的时候潜心研究佛学，写出了十多本书。并讲佛学，收弟子，如鄂尔泰、张廷玉，张照等朝中大臣都是雍正的佛教弟子。后来乾隆皇帝就把雍王府改成了藏传佛寺，即雍和宫。乾隆皇帝，人称佛心皇帝。跟随章嘉国师学习藏文藏语，还在皇宫设了藏文学校，供皇家子弟学习。乾隆皇帝喜欢藏族歌舞和绘画艺术，现在皇宫保存的文物中还有乾隆皇帝亲手画的二十一度母的唐卡。从西藏夏鲁寺请来了葛尔乾舞（即藏传佛舞）的教师，建立宫中葛尔乾舞队和佛乐队，供皇家喜庆节日表演。在皇宫内外建立了多处藏式佛寺，建造了很多藏式密宗佛像法器。故宫中有乾隆皇帝的珍珠袈裟和穿喇嘛服的乾隆画像。由于这样，在蒙藏民族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形象不仅是人间的皇帝，而且也是佛国的“曼珠希日”——即文殊菩萨。这是用强权征服永远达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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