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特有二耳：一曰能感动，二曰有敬畏。吾曾有专文说感动，兹当论敬畏。动物止有惧怕，惟人方显敬畏。而惧怕与敬畏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何以言之？惧怕乃因物质力量巨大，危及自身之安全，故欲逃离之。而敬畏则因精神境界高远，其始也，虽予人以压抑，其终也，人必景仰而向往之。故敬畏不是逃离对象而是皈依之。是以敬畏乃一种宗教情怀，而惧怕则只是一种本能反应。本能反应动物亦有之，而宗教情怀惟人能有。所以，舍勒云：敬畏不是一种纯粹的距离，而是一种举止，在这一举止中，人们才感知到无敬畏者所未见到的，视而不见的东西，即事物之奥秘、事物存在之价值深度。《长阿含经》记释迦佛感苦、发悲、悟道之经历时云：

    于时，菩萨欲出游观。告敕御者严驾宝车，诣彼园林，巡行游观。御者即便严驾讫已还白，今正是时。太子即乘宝车诣彼园观。于其中路见一老人，头白齿落，面皱身偻，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顾问侍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问：何如为老？答曰：夫老者生寿向尽，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又问：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老，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侍者回驾还宫。静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当有。
……
    又于后时，太子复命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独卧粪除，无人瞻视，病甚苦毒，口不能言。顾问御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病人。问曰：何如为病？答曰：病者，众痛迫切，存亡无期，故曰病也。又曰：吾亦当尔，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则有病，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惟，念此病苦，吾亦当尔。
……
    又于异时，太子复敕御者严驾出游。于其中路逢一死人，杂色缯幡前后导引，宗族亲里悲号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复问：此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问曰：何如为死？答曰：死者，尽也。风先火次，诸根坏败，存亡异趣，室家离别，故谓之死。太子又问御者：吾亦当尔，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无有贵贱。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御者回车还宫。静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当然。

    吾人常谓：老、病、死乃纯然之自然生理现象，无须惊怪。若此，则世人多感叹人生苦短，须及时行乐，故在利欲场中不能解脱。然贵为王子的释迦却由此而生敬畏，既而发悲施愿、悟道成佛。此真伊川先生所谓“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也。

 

    世界，吾人常以自然之态度视之，美其名曰客观、曰科学，实则何处有客观科学之世界？这样的世界早已被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悬疑放在括弧中了。别以为这是个别哲学家的奇思妙想，实则是定然不可移的。即世界总在主体之中，总是作为主体意识的相关物而呈现。故世界总是主体的创造物，这个创造物是与主体的精神境界直接相关的。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即表示人有多高的精神境界，相应地看到的世界就有多大。而对世界的敬畏之情是吾人打开世界之门的第一步。所以，当牛顿提出其万有引力原理及天体力学理论以后，发现自己竟是海滩上玩贝壳的孩子，因为他看到了在“绝对空间”的每一条线里始终贯穿着上帝的力量。对于牛顿来说，世界的问题性随着一个个特定问题的解决而增加，既然更令人惊叹。这也就无怪乎康德云：吾人头上的灿烂星空常激起吾人无尽的惊奇与敬畏之情了。亦无怪乎扬子云曰“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告诫吾人曰：“我们一旦关掉敬畏的精神器官，世界就立即变成一道浅显的计算题。只有敬畏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自我和世界的充实与深度，才使我们清楚，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具有一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财富。敬畏感的每一步都能够向我们显示出新颖的、青春般的、闻所未闻的、见所未见的事物。”即世界在敬畏中方能呈现其不同之仪态与价值。世人常以为哲学家如柏拉图之两个世界的区分，只不过是哲学家新颖巧慧之思辨，而不能见其起于生命实感的敬畏与智慧，岂不悲乎？！是此，世界之大门永远向其关闭，更遑论悟道施教了。故董子仲舒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诚非谰言也夫。

    敬畏不惟通向了打开世界之大门，更通向打开自我之大门。舍勒曰：自我的深度只向敬畏者透露自己。“只有敬畏才在清晰而有限的思想和感觉内蕴含我们空虚和贫乏之时，使我们隐隐地意识到财富和充实；敬畏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感受到尚未发掘出来、而且在尘世生活中无法发掘的生存与力量之宝藏。敬畏悄然将我们得以施展真实力量的空间暗示给我们：这是一个比我们的时间性生存更伟大、更崇高的空间。”是以夫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此即是提挈吾人之敬畏之情。而君子亦必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即由敬畏而发掘自家生命之宝藏也。到此境地，以中国传统词汇言之，即是“觉”、“感通”。吾于《说感动》一文中曾云“感动”之三境界——情意之动、义理之动与性天之动。吾人发掘生命之宝藏，盖有此三阶梯，而以性天之动而充其极。性天之动，以佛语言之，即“无量觉” 也。

    敬畏必蕴含另外一种品德——谦恭。谦恭就是要求吾人自愿抛开一切属于自己的权利、功绩与“理当”享有的幸福。没有什么是应得的，一切都是恩赐和神迹。故谦恭乃是由敬畏而来的这样一种品格。这种品格——舍勒曰——“让谦恭之人在自身面前——并通过他自身而在一切事物面前越降越低下，然而又径直地将他引进天国。因为谦恭正是我们朝我们自我的经线投去的绝对目光；这线条显得在引导自我，使之变成个体的理想本质，这条经线的端绪在不可见者之中——在上帝之中。谦恭是不断‘在上帝之中’、‘通过’上帝之‘眼’看见自身，这实在是‘在主的眼中漫游’。”故由敬畏而谦恭，由谦恭而爱，只有这样，爱才能打破紧紧缠绕日益变得空虚与狂妄的自我之坚冰。因为真正的地狱就是围绕着这样的空虚与狂妄的自我不停转圈，最后愈转愈小。所以，舍勒云：“中魔似的注目自己的价值的自我骄傲者必然栖泊于黑暗和冥暗之中。他的价值世界日益暗淡，因为每看一眼价值，在他都无异于偷窃，无异于对他的自我价值的掠夺。于是他变成魔鬼和否定者！他被囚禁在自我骄傲这一牢庐之中；牢庐四壁不停地增长，使他看不到世界的明光。”这样，无敬畏、无谦恭的自我骄傲者就像一个在荒野中缓慢自戕的人一样，这种人永远找不到通向人生宇宙美境的门径。但须知，由敬畏而来之谦恭绝不同于由惧怕而来之怯弱与奴性。怯弱与奴性源于物质力量之压迫，而敬畏与谦恭则源于精神力量之感召。在这种感召中，即便是圣人亦感觉自己是罪人，须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充实涵养工夫。夫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即是之谓也。而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此即示，圣人之所以为圣，非其天然质地明通灵秀，乃其“学不厌，诲不倦”之谦恭之心“敬而无失”故也。

    故真正的敬畏必反躬内省，以开发吾人内在世界之深度与广度，此与惧怕一往地外指区以别。故《周易》云：“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若不能反躬内省，而只一往地向外敬畏、谦恭，亦必失却自我改善的机会与可能。敬畏而谦恭的人固以自家之富贵来自神恩，然须对自家之“ 良贵”抱有自信，此乃来自自家之努力，非来自神恩，不然，即在神面前放弃自家的努力。故孟子曰：“人人有贵于己者。”（当然，人何以竟有此“良贵”似亦不可解，似亦来自神恩。）因此，敬畏、谦恭决不消解自家的努力，相反，真正的敬畏与谦恭必努力提撕自己，故夫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康德以为，敬畏与谦恭是一种宗教情怀，但真正的敬畏与谦恭必形成一种道德的、良好生活方式的宗教，而与祈求神恩的单纯崇拜的宗教区以别。康德说：“就单纯崇拜的宗教而言，人或者谄媚上帝，认为上帝能够使他永远幸福，而他自己却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或者，如果这在他看来不可能的话，认为上帝能够把他变成为更善的人，而他自己则除了为此而祈祷之外，没有必要为此再做什么。……就道德的宗教而言，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力所能及去做，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只有当他不埋没自己天赋的才能，利用自己向善的原初禀赋，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时，他才能够希望由更高的协助补上他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所以，下面这个原理应该总被有效地提出：知道上帝为他的永福在做或已做了什么，并不是根本的，因而也不是对每个人都必要的；但是知道为了配得上这种永福，每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倒是重要的，而且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真正的敬畏必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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