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人续接的礼治规范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 孔子说，古代帝王中最无忧无虑而快乐的就是周文王，因为他有贤良的父亲王季，而且有圣明的儿子武王。父亲开创大业，儿子又把事业继承下去，所以他不会再有什么忧愁。周文王是快乐的帝王，而周武王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的功业以后，没有仅止于此，而是穿上了战衣去讨伐商纣王，一举夺得了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武王以正义之师讨伐独夫民贼。他并没有因战争而使自己的名声损害，相反却是扬名于天下，成了天下的圣君。他被尊为高贵的天子富甲海内，得到社稷宗庙的祭祀，子孙永远在他的辉煌感召下继承他的伟业。周武王承受天命做天子时年事已高，周公辅助周成王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大业，以天子之礼来祭祀先公先祖。

“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周公把这种礼仪、秩序、规矩推行到诸侯、大夫、士人和庶民中。父亲如果是大夫，儿子是士或者知识分子，父亲死了以后，用大夫的礼制来安葬，祭祀时则用儿子的士的礼制来对待。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那么父亲死了以后，用士的礼制来安葬，而祭祀时用大夫的礼制。守丧一周年，达于大夫，守丧三年，达于天子。至于父母亲的丧服，则没有贵与贱的区别，天子君王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按什么样的礼制安葬，周代已经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一部分不去过多探究。只需要清楚：古人是圣德相传，所制定的规矩和礼仪使得人人各得其位，生、养、死、葬，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名分。

《中庸》第十八章阐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圣德相传，周公旦又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这些在孔子看来都与中庸之道的标准相符合。正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业才得以延续。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孝不是饮食之道——让父母亲不乏吃住之用还不是孝。孝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把他们未竟的事业往前推进，这才是大孝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祖先伟业的歌颂体认，对祖先未竟事业的努力张扬，对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阐释，也是对今天和后人的一次提升教导。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缮祖庙，还是把过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陈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摆设出来，献上新鲜的时令水果，以表示后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种制度规定，这个制度就叫做礼。

周公认为祭祀宗庙时需要有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礼制包括：“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庙祭祀的一种礼制，就是区别秩序，区别先后的秩序。大致上说有以下几种，一是排列官爵区分贵贱，位高辈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级中排列职事区分贤与不贤能干不能干，部门重要不重要。三是劝酒喝酒的敬法，应是晚辈敬长辈，以显示出先祖的恩惠下达。四是饮宴时依据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座位，即在饮酒宴会时不太恪守等级秩序官位爵禄，而是注重年龄齿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后，升起先王的牌位，举行先王留下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爱戴先王所爱戴的子孙和臣民。这样，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还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大孝至孝。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先王制定的祭天祭地的祭礼是用于祭祀皇天厚土的，要报答天地人神的生养死葬的恩德。宗庙的礼节是侍奉祖先，要报答其不朽的功德。这些似乎是人和人之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人与上天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但处理这些复杂关系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一整套礼仪来加以制约。在儒家看来，祭天是祭皇天厚土，祭地是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节和大祭小祭的意义和方式，治理国家就变得很容易了，如同看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明白。

《中庸》第十九章阐述了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顺的人，他们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庙，行孝悌，确立了用礼来治理天下的原则，并让这种思想星火相传。这些从小处开始积极作为和严格要求，是与中庸之道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

（二）中庸之政的人文关怀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政治。孔子说，周文王与周武王推行的政治措施都记录在当时的简牍、木板和竹简的典籍上面，可以去考察去解读。圣明的君主和臣子存在，政治措施就能够实现，圣明的君主和圣明的臣子不在，政治措施就难以实现。圣人贤臣施政的道理，就在于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道理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容易成长。国君想处理好国家的政务，关键在于人才。得到了人才就要去栽培，而栽培就必须修养他自身的品德，修身就应该是用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仁爱之心中。在“仁者爱人”中，爱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家爱人民，是虚假不真而绝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行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孔子提出修中庸之道要以仁为前提，孔子很多次谈到“仁”，其中有微言大义。“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德离我们很远吗？不远。只要我心里想达到仁，就会心想事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是因为天地宽阔、心里坦荡。“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仁者是去爱人，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道德修养高的人安于实行仁，聪明人知道怎样去利用仁，这就是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在困难面前先去做而后获，在论功行赏时退居人后，这就是仁，而这样的人当然就是仁爱之人。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贤良的人称为义。不要看见别人的才德比自己高就郁闷不止，周瑜“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只能让天下人笑话。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人有程序有主次，尊敬是有差别的，这些都是从礼——秩序当中产生的。“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处在下位的人臣，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加以质疑。今天民主社会需要对民众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上级或者对某个人负责。在古代，处在下位的人臣当然是要获得上位的君主的信任，而今天，民主制度使得人更多的是要为民众办事。对这种君臣关系的历史局限，我们完全可以批判地超越，而重视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君子不可不修自身品德，要修养自己的品德就不能不去侍奉父母和亲人，要侍奉亲人就必须了解人，想要了解人就不能不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

（三）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下古今必须遵循的根本性道理有五条，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方法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但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君臣一条应该批判地去掉，父子关系的论述应该保存和发扬。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表达了父子深情，孩子看到送自己远行的父亲背影非常感动。正是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们前行的希望，不能够忘恩忘义忘记仁爱。而夫妇之间如琴瑟一样和乐、和睦、和满。所以，人固然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一味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后导致反目成仇，也是错误的。兄弟朋友相交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值得认真梳理。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智慧、仁爱、勇敢是实现五达道的方法，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而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的本体是真诚诚信。有的人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有的人通过后天学习才知道，有的人是遇到困惑后经过磨难才琢磨出来这些道理，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都可以走向诚，因为诚本体为一。有些人是从容安详地去实行某种大道，有些人是贪图利益地去实行大道，就是急功近利地速成地去实行大道，还有人很勉强地要别人敦促他去实行道。不管是哪种途径，最终目的都是实行大道，这都是具有实现诚的可能性。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孔子又说，好学不倦就接近于聪明、明智，努力行善就接近于仁爱之意，懂得了耻辱就可以称之为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了解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通过这件事情举一反三，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了解了政体、政治和治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儒家思想强调从身体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去治理天下。

《中庸》第二十章阐述了为政之道。孔子认为，为政在人，而人首先又必须修身。孔子详细论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常行大纲，并分析了它的功效与方法，说明为政之道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扬弃其时过境迁的某些问题，其制度的礼、精神的诚、个体修为的善的要求，仍然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人文提醒和精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