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之道是极高的，中庸确实很难，之所以难就在于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失去了自己的常态。人们宁做大事不做小事，宁做光明鲜亮的事不做那种素朴艰苦的事。这都是不以中庸精神做事。如果这种不以中庸规律做事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原则导向，那么，那些真正扎扎实实、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就失重。人们就学会走捷径，总是想着用最小的投入甚至不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既然“民鲜能久矣”，那么孔子是否做到了中庸？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家境十分贫寒。在《论语》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吾少且贱，故多能鄙事。”据文献记载，他先在鲁国贵族家里做过管理仓库的人员，后来又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由于小时候给富人家放过羊，很了解牲畜的习性。上任之后，孔子制定了卓有成效的管理措施。不到一年，饲养场里便牛羊成群，于是，这年的祭祀都用了最上乘的牲畜，朝野上下无不赞誉孔子，鲁昭公对此也十分赞赏。

孔子的所作所为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有一个劣根性：违反平淡恒常。在孔子看来，具有平常心是对人最高的评价。但是，由于今天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竞争观，人总是想要超越自我和别人，总是不愿意成为真正的自己，带有狭隘目的去做事就缺乏平常之心。一切纷争都基于不安于寂寞，一切的战争和斗争都源自以邻为壑的偏狭观念，一切罪恶来自想最大限度地置别人于一种贫穷落后的境地，而使自己达到一种辉煌无比的状态。这种偏狭观念导致层出不穷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内部的断裂和长久的动荡不安。

而孔子则与此相反，他不怕人们说他平常。他总是去做一些低下平常之事。这个低不是一味求低，能把低做好，就能做高的；能把平常事情做好，就能做不平常的；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就能把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做好。这一思想受到后世的推崇。三国刘备就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儒家思想强调从小处入手，“莫显乎微，莫见乎隐”，“隐”和“微”就是这个含义。在中国儒道释文化中，儒家强调“复性”，就是把自我本真美好的“性”重新展现出来，就是在面对自己本心时，犹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醍醐灌顶，把被遮蔽的那些美好展示出来，去发现自我本心；而道家是要“归真”，回归到一种真人的状态，不做假人；佛家则强调“见性”，或者说是“万法唯心”，强调本性无蔽慈悲为怀。所以，东方思想都强调本性、本真、本心，这是东方思想的精神魅力之所在。这一点，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中庸之道确实很难，“民鲜久矣”，但是从小事做起，相信中庸之道会播撒普及发扬光大。

（二）过与不及的历史经验教训

《中庸》第三章引用了孔子的话赞美中庸之德，感叹人们很少能够做到中庸。这是有原因的。“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行实行，这一现状我是知道的，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聪明人做得过头，不太聪明的人又达不到。“过”和“不及”这二者都离中庸甚远。“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之不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贤良的人做得已经“过”了，而不贤良的人又达不到。这里孔子提出两个关键的概念——“过”与“不及”，这正是两个极限，只有达到“中”才适度。

“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没有一个人不喝水不吃饭，但是很少有人更够品尝出其中的味道。为什么食而不知其味呢？为什么眠而多梦呢？这是因为我们心在别处。心本来在这儿，由于杂务缠身，很多事情使人们灵魂出窍飘飘忽忽，心不在胸中，思维不在脑中。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以自我反问的方式提问，大道真的不能实行起来了吗？从表面看这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实际上孔子认为大道能实行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这里隐含的本体问题是：如果大道真的没有，那么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精英，其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因为，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担当道义，甚至说就是“天下为公”的仲裁者担当者，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已明白的道理去启蒙自己，传承他人，整个社会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否则天下为私，人欲横流，也就不成其为仁人志士的社会了。这里，孔子通过一种带有反问和自我疑问的方式，肯定大道是要仁人志士的努力才能够传下去，不去实践不去努力，道必然远离人和人类。

（三）行中庸之道的思想文化意义

孔子感叹中庸在天下难以实行，然而自上古的尧舜禅让开始，中庸之道便开始实行。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对此注释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的圣人，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提问充满了玄机。但是今天，好问却被人诟病。如果今天一个人德高望重知识渊博，他好问的话就会被人耻笑，一是笑他不知为耻，二是笑他居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其实，在孔子看来，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因为孔子自己就很好问。

《吕氏春秋》、《史记》、《礼记》等多种古籍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生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博学多闻，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当时的孔子虽远在鲁国，但醉心于周公所制的礼乐，对于老子更是抱有深深的敬意。汉代的《孔子问礼图》就呈现了孔子与老子第三次见面的场景。当时，老子在家乡讲学，孔子在陈蔡被围，在鹿邑再度问礼，老子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辨证哲学观点，以及对宇宙起源的基本看法，向孔子深入阐述了圣人之道、修身之道和治国之道，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并尖锐地批评了现状和制度，这使孔子受到极大的精神启发和心灵震动。孔子不仅向自己敬仰的老子求教，更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精神值得后人推崇。

孔子对舜好问的精神推崇备至，这种精神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问，他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凡事问人，我给你一个思想，你给我一个思想，我们同时拥有两个思想，因为只有思想成为可以分享的，大家来关注，事情才会成功。这是舜好问、孔子好问的一个原因。二是好问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素质，可以使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好问就是一种有进有退的方式，它是征求意见。好问可以在前进时给自己留下了退路，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仍有一条路。好问可以告诉自己，原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惟一的方案，而可能有多个方案。

“好问而好察迩言”，“迩”就是浅与近的意思。在我看来，往往莫测高深的理论最终显出浅薄，往往浅近的语言能道出微言大义。有些哲学著作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有些宗教著作使人觉得隔得很远。而浅近的话直指人心，如“人要做事业，不要做是非”这句话很简单，人人都能懂。这句话用谐音把“事”与“是”连到一起，这就叫做“迩言”，浅近的言论，让人远离是非，远离争端，而踏踏实实做事。

孔子提出舜的三个品德，一是好问，二是喜欢去体察体会那些浅近的话，三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恶与善关乎道德的深层问题。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还是“以怨抱怨”。所谓“以德报怨”就是人家打了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伸过去。基督教传教士奉行这种做法。但是孔子是有中道原则的，他马上就问，那“何以报德”？既然“以德报怨”的话，那用什么来报德呢？最后孔子说了四个字—— “以直报怨”。“直”就是用率直、正直的态度去回答怨。比如说，这个怨来势凶猛，你当然不能用德去报它，而是“以直”，即用正直的、直率的态度去回应它。“以德报德”，只有对美好的品德，你才能用发自肺腑的好德性去感恩报答。这里的“隐恶而扬善”，为什么用隐恶，而不是用戒恶惩恶杀恶？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如黄帝和炎帝打仗惊天动地，最后觉得杀戮太多罪孽太重，也握手言和。隐恶就是说隐而不发，不主动去揭露别人。虽然不去说，但是在内心有是非判断力。“隐恶”还隐含一层意思，意味着相信他觉悟的时候，会认识到自己的恶，而会自处解决。“隐恶而扬善”代表了东方文化的一种怀柔思想，以宽厚之心待人接物，承认人性的善良，这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强调，善是本，恶是流。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推举高扬他的善，他就会去以善抑恶。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两端就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就是过和不及，“执其两端”，在两端之间去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并且对这个平衡点掌握得非常精妙，此时许多问题就会冰释。而用于其民，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如果用偏激的方法去做，受害的是老百姓，如果用过分保守、不作为的方式，受害的也是老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端相对取其中”。

“其斯以为舜乎”，大概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了吧，舜之所以会成为圣人就在于他行了中庸之道。据说舜传位给夏禹时曾经说了十六字真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阙中。”说的就是如何把握那种精微的度，如何把握最高的领导艺术的平衡。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庸之道的真正领悟和贯彻。

（四）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难题的中庸之道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们都说“予知”，就是说自己很智慧，但是，把他驱入“罟”网之中，陷入“擭”的陷阱中而不知怎么逃避。过分的危险人都知道逃避，但遇到了网罟陷井，就不知道怎么躲避。往往在危险时，那些自认为智慧的人就离开清澈理性和中庸之道，忘记了自己本性。人都说自己智慧，选择中庸之道，但是“不能期月守也”，尽管可以一时做到中庸，却坚持不了一个月。孔子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理论上可能知道了中庸之道的重要，但在行动上却不能运用。第二，在实践上可以运用的人，可惜不能坚持。这都说明了中庸之道是很难的。

《中庸》第七章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阐述了人们难以实行中庸之道的原因在于被物质的私欲所笼罩。用孔子的话，从各个角度阐释了中庸之道的度、思维方式，圣人贤人和不肖者之区别，以及一般人在理论上懂得而在实践上为何做不到，或实践上开始做了为何不能坚持下去等问题。可以说，这回应并深化了“中庸其难哉”。

中庸是很难的，但孔子对中庸之道的实行持乐观态度。中庸难在人们不想去中庸，不想去做小事，不想回到道心，不想回到本意回到常识上。但正因为难，才值得去做，值得去发扬。在孔子看来，“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人应该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才可以做大事，这样才可以行远。只有这样，中庸之道才可能实行。否则中庸之道永远是难以企及之道，中庸之道永远是理论上的难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

孔子盛赞中庸之道是一种极高尚的美德，但中庸之道的实行难度很大，而不能实行的原因在于知者和贤者过之，而愚者和不肖者不及，指出提高对大道的自觉性是能否推动中庸之道的重要一环。最后，《中庸》以舜为例证，正是为了说明“隐恶扬善”和“执两用中”在中庸实践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