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部分资料摘自“豆瓣读书网”）

副标题: 来自美国“全民故事计划” 的真实故事
原作名: 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 And Other True Tales from NPR’s National Story Project
作者: (美)保罗·奥斯特
译者: 惠兰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页数: 387
定价: 29.8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4730945

内容简介  

★保罗•奥斯特——美国最富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与美国最大的广播电台NPR联手合作，收集那些散落在美国民间的真实故事。

★来自美国各地、各行业、各年龄层次的179位真性情作者，用他们的私人故事，讲述生命中那些无法招架的爱。

本书源自保罗•奥斯特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合作的节目“全民故事计划”，来自美国各地、各行业的平凡人参与投稿，保罗•奥斯特从四千份来稿中精选出179个故事成书。令人捧腹的趣事，曲折离奇的巧合，令人心碎的别离，奇迹似的相遇，难以解释的梦境……179个精彩的私人短故事，讲述了人生中变化无常的伤痛和永恒不变的爱，共同建成了这座“美国现实生活的博物馆”。

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在书中，一些陌生人与你分享他们最深的秘密，他们最愉悦的回忆，他们的恐惧和遗憾。读这些文字就像看进人的内心，以不同的视角审视生命，以另外的方式体验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很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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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特——美国最富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与美国最大的广播电台NPR联手合作，收集那些散落在美国民间的真实故事。

★来自美国各地、各行业、各年龄层次的179位真性情作者，用他们的私人故事，讲述生命中那些无法招架的爱。

本书源自保罗•奥斯特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合作的节目“全民故事计划”，来自美国各地、各行业的平凡人参与投稿，保罗•奥斯特从四千份来稿中精选出179个故事成书。令人捧腹的趣事，曲折离奇的巧合，令人心碎的别离，奇迹似的相遇，难以解释的梦境……179个精彩的私人短故事，讲述了人生中变化无常的伤痛和永恒不变的爱，共同建成了这座“美国现实生活的博物馆”。

媒体评论

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在书中，一些陌生人与你分享他们最深的秘密，他们最愉悦的回忆，他们的恐惧和遗憾。读这些文字就像看进人的内心，以不同的视角审视生命，以另外的方式体验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很难想象今年出版的别的书，或是明年将出的任何书，能如此简单、显眼，又能有如此精彩的内容和优雅的技巧，将人类生活的智慧和知识以丰富的细节展示出来。同样，也很难想象有哪一本书能如此严酷地提醒我们，生命能这么可怕而且难以置信，从而精准地回答了我们当今的需求和困境。

——《卫报》

终于，有了一本具有获普利策奖潜质的休闲读物：这本书惊人、令人上瘾，其中收集的这些一到三页篇幅的故事是绝对的珍宝。

——《美国出版人周刊》

正如本书所证明的那样，我们都将经历写进了故事当中，而奥斯特本人在把这些故事整理成章的过程中，也说了一个好故事。强烈推荐阅读此书。

——《图书馆杂志》

令人难忘的人类乐观之书。从美国各地而来的感人、有趣的简讯。

——《美国周刊》

这是一部杰作。我读过保罗•奥斯特的许多书，这本书虽然不是他写的，但却跟他对命运的神秘与曲折的想象不谋而合。书里的故事引人入胜，时而感动人心，时而引人大笑。

在肤浅的故事情节和预先包装好的娱乐小说获得如此多注意力的今天，读到这些令人不可思议而真实可信、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我是从图书馆借来看这本书的，但我买下它，是因为我希望我能一遍遍地重读。

——美国亚马逊书店读者，埃里克•范内沙

作者简介

美国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电影编剧。《纽约时报》称他为“穿上胶鞋的卡夫卡”，他善于在写作中不断挑战自己、重塑风格，是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作家之一。

代表作包括：《纽约三部曲》、《神谕之夜》、《幻影书》、《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巨兽》等。

译者简介：

惠兰，著名诗人、翻译家，中美文化交流者。多年来致力于文学、人文、心理学、电影、国际贸易，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广泛领域的翻译等等工作。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红烛》、《飘香的毒药》等等6部。主要译著有：《一样的海》，《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派伊家的金吉儿》，《人性的弱点》、《飞越时尚圈》，《我们》等等。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

家庭•全家人的圣诞节

    这个故事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它发生在1920年代，在我出生之前的西雅图。他是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大哥，其中有的人已从家里搬走了。

家里的经济出了严重问题。父亲的生意垮了，什么工作机会都没有，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种萧条的氛围之中。那一年我们有了一棵圣诞树，但是没有礼物。很简单，我们买不起。在平安夜，我们带着低落的情绪睡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早上醒来时，树上挂满了礼物。我们在早饭时极力控制住自己，但是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早餐。

之后快乐时光开始了。妈妈最先拿礼物。我们满怀期待地围着她，当她打开包裹的时候，我们发现那是一条几个月前“放错了地方”的旧披肩。父亲得到一把手柄坏掉的旧斧头。姐姐得到她的旧拖鞋。一个弟弟得到一条补过的皱巴巴的裤子。我得到一顶帽子，就是我以为11月掉在餐馆里的那顶。

每一样用过的旧东西都带给我们惊喜。我们笑了好长时间，几乎不能打开下一个包裹。但是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呢？那是我弟弟莫里斯。已经有好几个月时间了，他悄悄地把他认为我们不会介意的东西收集起来。之后在平安夜，我们所有的人都睡了，他又悄悄地把那些礼物包起来，放在圣诞树下。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圣诞节，那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圣诞节之一。

唐•格拉威斯于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州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喜剧•那是娱乐

大四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和朋友们在泽西海滨租了个地方。有个星期二的晚上，差不多九点半左右，我走出房子来到海滩。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脱下衣服堆成一堆，之后跳进海浪之中。我在附近游了二十分钟，之后便随着海浪游回岸边。

我游出水面时，发现衣服不见了。就在我待在那里想着下一步怎么办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一群人正沿着海滩在散步——他们正朝我这边走来。我决定冲回离我五六十码的房子里去。我能看到门是开着的，或者起码能看到门口有灯光透出来。但是当我跑近时，在最后一钞钟才发现还有一道纱门。我正对着它，穿了过去。

现在，我站在了一个客厅的中央。一个父亲和两个小孩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我站在房间中央一丝不挂。我转过身，穿过破碎的纱门，飞快地跑回到沙滩上。我向右边一直跑过去，终于找到了我那堆衣服。我不知道那里的回头浪已经把我从下海的地方卷到四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了。

第二天早上，我沿着海滩走过去，寻找那个被我撞破纱门的房子。我找到了它，走上前去敲那扇被我弄坏的门时，我看到屋里那位父亲正向我走来。我结结巴巴，最后终于把话说出口：“你知道，发生这种事情，我感觉坏极了。我想给你们一些钱，修修那纱门。”

那位父亲打断了我的话，夸张地举起双手说道：“亲爱的，我不能要你的任何东西。要知道，那是我们整个星期最大的娱乐。”

南希•威尔逊于科灵斯伍德，新泽西州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喜剧•蛋糕

那时我十四岁，哥哥十六岁，我们随父母一起去参加我表哥的毕业晚会。每次，出去参加家庭聚会总是会伴着紧张和责骂。父亲讨厌去任何地方，但是一旦到了那里他也就没事了，他讨厌的是去的过程和之前做的种种准备工作。他整个上午都在对着我的哥哥吼叫，骂我们这样的青少年成天只知傻笑和嘟哝。父亲是个苛刻的人，如果把他惹毛了，他会对我们拳脚相加。倒不是我们害怕他，只是得很小心地估算你想把他激怒到什么程度，并确定自己已经做好面对后果的准备了。

我和哥哥经常打架，不服管教，时不时用拳头说话，吓得当地的小孩子都不敢招惹我们，尽管我们很少和别人打架。对于亲近的人来说，打斗其实是一种很亲密的表示。

晚会在新泽西的加腾堡举办。我们是从纽约的布朗克斯过去的。我和哥哥挨着厨房的墙边站着，等着切蛋糕，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切，再回到家，在自己房间生闷气。我们俩就像是一张干了的湿纸巾一样靠墙站着，看起来也有些像石膏板上冒出来的变了形的灰泥。那里也有孩子，他们在房间里跑进跑出，尖叫着，嬉笑着，盼望吃上冰激凌和蛋糕。我和哥哥都不再有那种兴奋了，我们很酷。就在这时，一个牙齿长得参差不齐的小男孩（他正在换牙）冲到毕业蛋糕前，把头伸到经专业设计过的蛋糕的糖衣上。“看我！看我！”他叫道。我看到哥哥咬紧了牙关握紧拳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激他去把那些参差不齐的牙齿摁进蛋糕。他透过咬紧的下巴笑了笑，然后摇摇头。我们两个都清楚会有怎样的后果。

那个尖叫的男孩也知道后果。他冲到我哥哥面前，嘲弄地逗他这样去做。之后他又冲回蛋糕前，再次逗他。哥哥挪了下重心，离开墙体准备走去，我强烈地希望他那样做，就在他刚拉出那种架势时，父亲进了屋，走进厨房为自己倒了杯饮料。他仍在和他走出来的那个房间里的某个人说着话，透过含在牙齿之间的雪茄大声地说着话。那个男孩注意到哥哥停在了墙边，于是再次挑逗说：“我在蛋糕上了，我在蛋糕上了……”父亲从厨房回到房间，只快速地瞟了一眼就明白了整个情势，也明白了哥哥的意图。父亲快步走了过去，用拿着雪茄的那只手，把那个男孩的脸深深地摁进了蛋糕绿色的糖衣里，他叫了一半的挑逗声也缩回去了，之后，父亲若无其事地进了客厅，继续他的谈话。

父亲和我之间一直存在分歧，但我会因为那件事情而一直记住他。

我会为此而永远爱他。

杰勒德•伯恩于灵伍德，新泽西州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陌生人•每晚一千三百八，双人房

    那是一个夏天，我在曼哈顿医院，正生着很无聊、不值一提的病。八个病友，一个现实。那半私人的病房是所有人的栖身之处，很富的人和患严重传染病的人除外，这里是个伟大平等的社会。在那个地方，平时并不混住的人们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竟睡在一起——还共用一个洗手间。

“我的肚子痛了十四天，在十六天里，我每天都上四趟厕所！”我的第一个病友兴奋地对每一个走近他的人大声说。之后他就总是大声说话。一号病友是个从前在第四十二街上行骗的人，他三十岁，看上去已有四十五岁。事实上他来了之后，已经有三十六小时没有用过厕所了，声音照样很大。他总是大声说他可能得了痢疾，直到最终拉了很大一堆屎。我知道是他，因为他上完厕所从来不冲。他的医生说他没有病。他叫得更大声了。他们想把他送回家，他的回应是满腹牢骚，之后是高声尖叫和乱发脾气，直到一个护士和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子神秘出现。

“我们只想教会他怎样打针。”当那个新手擦拭一支很大的针管时，那护士对他说。

“噢，上帝！”一号病友尖叫起来，就像针扎错了地方。

第三天，当他留着难看发型的朋友到来时，他仍然要求留在这里。他们为着不确定的不正当目的鬼鬼祟祟地把一号病人带到公共厕所，在其中一次这样的远足中，他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他们只是把他的床收拾好让给下一位病人。

二号病友是个退休的经过深度麻醉的神父。他被人从一家养老院带来，他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有时觉得我喜欢你，有时，我又觉得我恨你。”他低声地对前来管他的护士说道，这个护士是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他暂停了一下思考，说出他的判断：“今天，我恨你。”

一名社会工作者过来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神父！我要去买些冰激凌！你想要些么？”他振作起来。“巧克力还是草莓味儿的？”神父想要巧克力的。“好的，我二十分钟之后就回来！”之后她匆匆地离开了房间。差不多大约两秒钟之后，一个护士就拿着药走近神父。

“我的冰激凌呢？”神父以命令的口气问。

“我没有冰激凌，只有药片。”她回答说。神父在床上发出一声低低的咆哮。

“婊子。”他咝咝地骂道。

三号病友最近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吸毒瘾君子，除了皮包骨头的一个躯壳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九十九磅！”护士在称完这个五英尺八英寸的男子时说。这男子看来在二十七到五十岁之间——太瘦了让人难以判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只是在抱怨食物或者是要去和试着抽血的技术人员争论时才醒过来。“我知道你要抽血去干什么，”他恶意地对他说，“你拿去卖——五美元一管——你当我是傻瓜。”

三号病友的医生越来越急地恳求他正式同意做艾滋病的检测，按照法律，未经许可是不能做这种检测的。“如果我们有个诊断，就能更好地对症下药。”他们这样请求，但他并没有被说动，好像在想检测艾滋病是一种医学机构炮制的罪恶的阴谋。每一天他们都求他，每一天他都更加抵触。我也曾想说服他，但是明白我听到了太多的保密信息，我其实不该管。不过当他挪下床去洗手间的时候，我仍然很小心地看着他，在他摔倒时好随时叫护士。不过，他并没有摔过。三号病友最终作为无家可归的病人被送到庇护所。我祈祷在那里有人能说服他接受帮助。

四号病友是个农夫，很爱说话，全身是伤。他的女朋友总是在吃饭的时间过来。“我只是先尝尝看你喜不喜欢。”当她把他的午餐吃完之后总是这么说。她吃饭的时候也不停止说话，口若悬河地议论她的朋友、电视，或是说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最后她会小声地说：“我带了那东西来。”之后他们两个便一瘸一拐地带着她兜里的“东西”去公共厕所。

不管他的女朋友出了什么样的错，四号病友总是令人感动地对她一心一意。他仔细地存了很多剪下的指甲，为她放在一只小瓶子里。“她喜欢嚼指甲，但是不想把她自己的指甲弄坏了，”他解释道，“因此我给她我的指甲。”

“噢，这些真是太棒了！”我听到她大声说。

我总是紧紧地关上我们的床之间的窗帘。

与此同时，托马斯女士住进了过道对面的房间里。托马斯女士总是尖叫。整夜地叫，每晚如此。她的门直接对着我们的，这就像是她与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一样。“伊芙琳！”她哀号着说，伊芙琳！伊芙琳！我的屁股好痛！伊芙琳！噢，痛。好痛啊！伊芙——琳！我的屁股——痛！伊——芙——琳！”

最初我很同情这个可怜的、疯疯癫癫的女人，很明显她处在剧痛之中。我一直这样想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她在电话里很正常很理性的声音。“噢，这里的服务真是太差劲了，”她说，昨晚我不得不放声尖叫。我一直不停地尖叫直到有人进来。”那天晚上，托马斯太太口渴了。“伊芙琳！我想要杯水！伊芙琳！我渴了！伊——芙——琳！”我破坏了医院的规矩，关上了我的门。

五号病友是个肥皂剧明星，金发碧眼，轮廓分明，牙齿整齐——护士们都围过来找他签名。他有部手机、一个私人助理和一个随便他咐吩的医院管理人员。“如果你不喜欢这里的菜，你可以从外面点菜吃。”医院管理人员笑容可掬地对他说着，并递给他一大堆菜单。

“我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但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这个！”我叫他们，但他们都不理我。

这个肥皂剧明星的睾丸发炎——这个事实即使在没有人问的情况下，他都会愉快地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分享。他对验血的人说：“我知道它吊得太低了，但还好，不是太低！”他对我说：“当我感到它们在我膝盖上扫来扫去时，我就明白我应该做做检查！”他在电话里说：“医生说这可能是因为我做爱做得不够多，但我知道他们说错了！”每个人都头昏目眩。唯一缺的就是一张八乘十英寸的照片了。

那天晚上，托马斯女士冷了。“伊芙琳！我需要条毯子！伊芙琳！我好冷！快给我条毯子！伊芙——琳！”第二天一大清早，那位明显很懊恼的管理员告诉肥皂剧明星他们会把他搬到一间远些的私人房间里去——医院会负担相关费用——因此他会“更加舒服”。

“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了……”我开始说，但他们再次忽略我。

那天晚上，托马斯太太开始尖叫着要找伊芙琳，一个泄气的声音传过来。“托马斯太太，你必须停止那种尖叫！我们每天晚上都让你按那个叫人的按钮，但你却总是在这里发出噪声！别的病人还要睡觉，你知道的！现在，如果你不安静下来的话，我要关上你的门，根本不会回来管你的，你会明白那种滋味的！”之后她转身离开，还丢下一句话：“还有一件事，我的名字是伊芳丽！”

六号病友从重症监护室挪过来。我想他昏迷好长时间了。“你记得自己是怎样受伤的吗？”一名社会工作者问他。长长的间隙之后，一个犹豫的声音说：“我住在纽约吧？”之后，他问一个刚刚派给他而有些劳累过度的实习医生：“我在这里多久了？”那个实习医生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做出了简略的回答：“我不知道，有两三天吧。”不过我确实听别人说六号病人其实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星期了。“我开始记起一些事情来……”他开始说道，但是医止制止了他。“听着，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我还有其他病人要看。”我后来就没听说过六号病友又开始记起了什么。

有件让六号病友总是忘记的事情是他的肩膀坏了，他被皮带捆在床上。有时，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他吊在床边上，被他拧着的衣服拉住了才没掉下床去，他看起来既悲伤又困惑。“你有麻烦吗？”我问，他点头。“要不要我帮你喊护士？”我小跑着把她叫来。最后，他们来了，把他捆得很紧，他简直不能动弹，而他，忘了自己在哪里，在床单上乱动一气。最后那个助理护士会挤进来，对着他狂怒一番。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啦？”她吼道，“你为什么要制造混乱让我们都来给你打扫？你是干什么的？是婴儿吗？”被数次羞辱之后，他变得有些神经质。我经过他的铺位时发现他躺在自己的粪便里，看上去痛苦到了极点。“你有麻烦吗？要不要我帮你喊护士？”他一边慢慢地点头，一边试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七号病友是位来自昆斯区的年纪大些的工薪族。他正在做癌症的化疗，这正是开始几天吐得厉害的时候。“我不能再忍受了，”他难过地对他妻子说，“我要是一直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之后他又开始感到恶心。他尽量对我表现得热情和高兴，但他可怜的妻子却必须承担他的沮丧。“你他妈的搞什么名堂？”当他的妻子过了一个小时再来看他的时候，他会厉声责问，“我让你给我去掉葡萄核！你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笨？”

但是他在慢慢好起来，有两天看起来非常高兴。直到第三天早上，他突然之间就说起胡话，他的女儿并不在这里，他却把她介绍给我，在医生和他说话时他还睡着了。当他醒来，他所说的只有一句：“我怀念巴黎。”我非常同意。那天下午，他们突然把他换到另一楼层去了。

八号病友是那天晚上来的。他的声音低沉，略带一种轻快的拉丁口音。他蓄着染过的长长的指甲，蓬松的头发烫得皱巴巴的，他喜欢别人叫他辛西亚。他刚二十岁，发着高烧，因为他胸腔一侧的植入物发炎了。他还得了艾滋病，靠福利生活，还与他的家庭不和。尽管这样，他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富有哲理。当第二天我终于要回家时，他曾耐心地帮七号病友接电话，因为七号病友被突然挪走，没有一个人知道，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现在已在另一层楼了，宝贝儿，”他这样安慰七号病人的亲属，“你得打电话给接线站的人。他们会给你他的号码的。”我留了两三本别人带给我的杂志以及我所有贮存起来的果汁给他。“你要离开了，而我才刚刚认识你。”他盼望着说，但是我更盼望回到家里。

而且，我还知道他不久就会有很多病友的。

布鲁斯•爱德华•霍尔于纽约市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爱情•两个人的桌子

1947年，我的母亲德博拉是纽约大学一名二十一岁的学生，主修英国文学。她很美，脾气暴躁却颇能内省，对书本和各种思想抱有极大热情，她拼命读书，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父亲约瑟夫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画家，靠在西城一所初中教美术来养活自己。每到星期六，他就会画一整天的画，不是在家里，就是在中央公园，然后到外面去吃顿饭。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星期六夜晚，他选了附近的一家叫“银河”的餐馆。

“银河”碰巧是我母亲最喜欢的餐馆。那个星期六，她从早上用功直到下午早些时候，之后到那里去吃晚饭，随身还带了本旧书，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餐馆里很挤，她坐到最后一张桌子上。她坐了下来享受炖牛肉、红酒和狄更斯的小说——很快就忘了周围的一切。

不到半个小时，餐馆里已经座无虚席。疲累不堪的女待过来问我母亲是否愿意和别人合用一张桌子。我母亲忙着看书，头都没抬就同意了。

“可怜皮普悲惨的一生。”我父亲看到破旧的《远大前程》封面之后说道。我母亲抬起头来看他，她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瞬间，她在他眼睛里看到了熟悉得出奇的什么东西。多年之后，在我求她把这个故事再跟我说一遍的时候，她开心地叹了口气说：“我在他双眼中看到了我自己。”

我父亲完全被他眼前的人迷住了，到今天都还发誓说他听到有个声音在他头脑里，那个声音说：“她就是你命中注定的人。”紧接着他就感到从头到脚都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不管那天晚上我父母亲看到、听到或感觉到的是什么，他们两人都知道有一件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交谈了好几外小时。后来，到半夜结束时，我母亲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远大前程》的扉页上，把那本书送给了我父亲。他向她道了再见，温柔地吻了下她的前额，然后他们分别由相反的方向步入夜色。

他们两人都无法入眠。即使在闭上眼睛之后，我母亲看到的唯一的东西便是：我父亲的脸。而我父亲呢，他根本不能不想她，整夜没有睡觉，在画我母亲的画像。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到布鲁克林区去见他的父母。他把那本书带着在地铁里看，但是因为整夜没睡而筋疲力尽，才看了几段就觉得很困。所以他把书放进大衣口袋里——大衣放在旁边的座位上——闭上了眼睛。一直到火车停在布莱顿海滩——布鲁克林区的最边缘处时，他才醒过来。这时候车里已经没有人了。等他睁开眼，伸手去拿他的东西时，他的大衣已经不见了。有人偷走了它，而因为那本书放在口袋里，书也不见了。这也就是说我母亲的电话号码也不见了。他绝望地开始在车里搜寻，在每个座位下面寻找，不仅找他所坐的那节车厢，也找了前后两节车厢。在遇见德博拉时，约瑟夫过于兴奋，竟然笨得忘了问她姓什么。那个电话号码是他和她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

我母亲等待着的电话始终没有打来。我父亲到纽约大学英语系去找过她好几次，但是没有能找到她。命运背叛了他们两个。那天晚上在餐厅里看来注定要发生某些事，显然并非如此。

那年夏天，他们两个都去了欧洲。我母亲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去修文学课程，而我父亲则到巴黎去画画。到了7月下旬，我母亲利用学校的三天假期飞到巴黎，想要在七十二小时内尽量吸收那里的文化。她带了一本新买的《远大前程》在路上看。在和我父亲之间发生了伤心事之后，她一直无心再看这本书。但是现在，在经过一整天的观光之后，她在一家拥挤的餐馆里坐下来，打开那本书的第一页，又开始想他。

在看了几句之后，她被领班打断了，对方先以法语、又以不太流利的英语问她是否愿意和别人合用一张桌子。她同意了，然后再继续看她的书。不一会儿，她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可怜皮普悲惨的一生。”那个声音说道，她拾起头来，看到他又出现自己面前。

洛丽•佩科夫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

《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试读：沉思•平常的伤心事

我今天有些羞愧地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是我常常忽视的朋友；是那个只有在生活变得悲伤和绝望时才会想到去找寻的朋友。我总是心中充满了负罪感去找它——可是它却总是在等着我，总是随时准备重新接纳我。

在我第一次开始独自生活时，我像很多人一样，每天听收音机：早上醒来的时候，晚上下班回来之后。在我熬过纽约的第一个夏天时，唯一能忍受的声音就是收音机的声音。

因此在第一次失恋时，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阴暗凄惨的公寓里，就又打开了收音机。我第一次在小厨房里炒的丝兰的味道，被烟熏过的窗帘和墨菲油皂的气味，那些访问，新闻报道，伯克希尔的众多电台的长长名单——这些彼此相关也与我相连，它们就是那味道、那气息、那孤寂的湿湿的空气。

收音机是为了那些孤独的人、离家的人，还有失去联络的人而造的。不像电视——只固执地面对一个方向，要求你疲惫的身体给予全部的注意，收音机无处不在。单身的人需要收音机，只有它才能填满即使最小的公寓也会有的巨大空间。它不会因为我们分心而怨恨我们，却是在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就老练地开始了。

它的声音是我们的守护天使——无所不在却毫不招摇。我们转来转去忙自己的事，收音机会耐心地跟着。它的不屈不挠甚至可以抚慰我们最突如其来和激烈的孤寂，柔化我们的灵魂和那些遥不可及的墙壁之间的空间。

在这些方面，收音机是很宽容的，而孤寂的人就需要宽容。

去年春天，我的整个生活好像都离我而去——一份我很需要的工作失败了，我的恋情告吹。我搬进第一次找到的最小最便宜的等着我的公寓里。我没有耐心，也没有勇气再去多找。我换了香水、我听收音机,而话语毫无警觉地落在我身上。

当我在各种可能之中颤抖时，我的自在和规律的日常生活离我远去。我开始注意到离我最近的空气。那些空气熟悉我的肌肤，因我的声音而温暖。有了遮风蔽雨之处，我就不想动了。我从撑住我内在的寒冷中捡起平凡的和华丽的字句。那些字句朝我蜂拥而来，自投罗网。

我这样过了好几个月，避开新的友谊，忽视在我先前和人出双入对时所有的少数朋友。我推迟找新工作的事，宁愿只靠咖啡、面包和透进我肮脏窗户里来的阳光维生。那些日子很放任但难以持久——我必须找工作，我必须恢复往日的友谊，我必须交新的朋友，否则收获会减少。

虽然我每晚哭着入睡，这段时光却是我最甜美也最丰富的日子。每一刻我都提炼并饮用我的闲暇，每天我都更贪婪地面对我自己那些不受打扰的时间。只有收音机受到我的邀请。

我虽然那样孤单，却渐渐强壮起来。只不过相当的慢，最后结束了那段休息期。我搬去和一个朋友同住，找了份工作，又恋爱了。

恋爱就像漆地板，把自己逼进一个角落。你对四周漆上的颜色得意之时，却忘了自由在你背后越缩越小。在忽略之下，我的河流得慢了，我抓得到的变少了。我不再听收音机。我又开始把独处的时间想成是一种打发时间的事，而不是能使自己延伸的东西。

现在，既然我已经忘掉了，事情要再度分崩离析——另一个爱会离开；我会自己到一间公寓去住。我感到空气变得脆硬，四面的墙壁离我的身体越来越远。

浑身颤抖，全身紧张，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打开收音机。保罗•奥斯特在念一篇故事，讲一个小女孩没了父亲，一个人在半夜的布鲁克林街上拖着一棵圣诞树。他要我们写自己的故事。

有两个条件：要短而真实。

可是我没有死亡的事，没有值得重述的旅游经验。我没有天降鸿运或难以相信的悲剧。我有的只是一般的伤心事。更糟的是，我已经有几个星期不能写东西了，我的脑子里为急迫的分离与改变而迷茫。

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一刻是孤独的友谊之手。收音机在邀我回去，回到那充满了温暖声音的房间，回到那种独处时日的温暖光辉中。

我是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份邀请。这是我的故事。最后的高潮就是现在。

有时候遭到离弃反倒是幸运。当我们在追寻我们的损失时，自我却可能偷偷地溜回来。

安梅妮•罗饶于威廉斯敦，马萨诸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