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人熟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页)的注释，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有误。

“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应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关资料认为具体情况应是: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又无法立足之后，于1927年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的时间应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据我分析具体情况应是:井冈山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绅、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军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在工农革命军的宣传鼓动之下，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局面。但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

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就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所，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但由于疏忽，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中有记载，当时，毛泽东说:“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窃书　红军抢劫　陶铸绑票

　　 [1932 年 4 月 ] 红军打下漳州后，……

　　我 [ 曾志 ] 曾陪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务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

　　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我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鞋店里没收财产。

　　那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

　　我在仓库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它们。我告诉他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经我这一说，他们就动手把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脚拿了几双女胶鞋，以及肥皂、万金油之类的。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请他转交给贺子珍。

　　……

　　……陶铸在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

摘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第 13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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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龙溪中学图书馆挑了好几担的书，曾志拿陈嘉庚的万金油

摘自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曾志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2

　　毛泽东在龙溪中学图书馆整整呆了两天，挑了好几担的书；战士们没收陈嘉庚一个店铺的财产，我意外地发现有许多万金油；毛泽东同意我回中央苏区工作；蔡协民要我同他一道去开辟新苏区小山城


　　在红军攻占漳州之前，厦门中心市委已派邓子恢、蔡协民等到那里，指导漳州县委开展工作，以策应红军攻打漳州，并做好迎接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红军打下漳州后，王海萍率厦门中心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开展工作。我曾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 ，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我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毛泽东同意了。但他说，这要征求一下市委书记王海萍的意见。后来我找了王海萍，他也表示同意。这样，我在漳州便较少参加当地的群众工作。

　　我曾陪同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物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除留下少数自己阅读外，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店里没收财产。

　　那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

　　我在仓库里意外地发现了很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它们。我告诉他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经我这一说，他们就动手将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脚拿了几双女胶鞋，以及肥皂、万金油之类的。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请他转交给贺子珍。

　　鉴于红军攻打漳州，旨在消灭国民党张贞部，调动广东之敌，筹款筹粮等任务已基本完成，便决定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当厦门中心市委知道红军就要离开的消息后，便研究讨论了红军退漳后的形势和创造闽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精力发展壮大小山城根据地。

　　小山城根据地位于南靖、平和、漳浦等三县交界山区，方圆不到一百里。那里山高路险，远离县城，交通闭塞。这个地方四周群峰环抱，盛产粮食，有五六个自然村，一百多户，六百多人口。陶铸在担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除一部分上交省委作经费外，用余下的钱买了三十多枝驳壳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后来发展为一百多人枪，并在那里建立了小根据地。红军进漳时，我们要求红军给两个连，充实加强这支队伍，但红军没同意，只给了百来个轻伤员，并拨给两百多枝枪。漳州县委发动农民参军，使队伍扩大到六百多人，有五个大队。五月下旬红军退出漳州前夕，在漳浦县城郊区正式成立了闽南红三团，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团长冯翼飞，海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政委由闽南革命委员会主席、当地的群众领袖王占春兼任。全团共八百多人，编为五个连队，连排干部大部分是由中央红军派来的轻伤员担任。红三团成立后，即深人靖和浦一带农村，以小山城为中心开展游击斗争。

　　为了领导创建闽南新苏区，厦门市委决定新成立漳州中心县委，辖漳州城内、南北乡、石码、海澄和靖和浦地区，由蔡协民任书记，同时取消漳州县委。

由于毛泽东和王海萍已同意我回中央苏区工作，因此我没准备随蔡协民一同去漳南工作。当组织上决定蔡协民留在漳州任中心县委书记后，蔡协民口头上虽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却很苦闷、很难过。
　　会后，蔡协民找到王海萍书记，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前往小山城，否则会影响他的工作。这就让王海萍犯难了。因为他已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我回中央苏区工作，罗明到漳州后知道此事也表示同意。现在蔡协民提出这个要求，就不好办了。

　　王海萍不好直接找我谈话，他知道我一定不会同意，但他又不得不考虑蔡协民的要求和情绪。他便找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出面。

　　毛泽东亲自找我谈话，他恳切地说：“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还真不乐意去。因为我那时已下了决心，趁着调动工作到中央苏区去，与蔡协民分手各奔东西。我对毛泽东也说过这事，但是，既然毛泽东出面这样说了，我又能再说些什么呢？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服从组织决定这是起码的要求。即使与个人的利益和意愿相左，也还是要执行组织决定的。两三天之后，我们即将启程往小山城，毛泽东特地设宴为我们饯行。

　　我知道当时毛泽东在漳州，生活十分清苦。他住在芝山红楼，单独起伙，秘书、医生、伙夫、警卫加上我们十来个人，天天就是豆芽加白菜，基本上没有荤菜。屋后的水缸里泡着两条一尺多长的海茄子，不知怎么吃，一直泡在那里没动。

　　记得我到漳州后，林彪司令员、我的同乡第十二师师长刘炎分别请我吃过饭，都是有鱼有肉的。尽管漳州是个城市，毛泽东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善。

　　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破例叫警卫员去买了一只大火鸡，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满怀感情地为我们饯行。

　　尽管牛油并不好吃，可毛泽东的一片真诚心意使我十分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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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
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
《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①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②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
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
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
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
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
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
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
征领会的战略思想。”①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
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
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
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
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
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
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
“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②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
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
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１３３　十　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①

    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聂荣臻回忆录》
（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０页。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