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长恨歌，更能理解作者赋予这个题目的意义。与白居易的同题的长诗一样，恨不是愤怒，而是无可奈何的悲哀。王安忆传达的悲哀，不只是对一个美丽女人的死和惨淡生活的悲哀，她的悲哀是对一个时代的，一个属于一个城市的时代的灭亡。

这个时代是短暂的，是上海从一个鱼村长成一个国际都市的巅峰。这巅峰在书中是在抗战胜利后到解放的一段。正是在这段时间，书中的女主人公长成一个美丽的成熟的少女。十八，九岁，想想都让人羡慕的年纪。她在这个城市达到巅峰时，也得到了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选美中得到第三名。成了这个城市的“淑媛”。虽然是第三名，但王琦瑶更能代表那时代的上海。

她的美丽是含蓄的，是淡雅的。而她的内心，也与她的外表完全一致。她不张扬，有心劲儿。那份优雅的魅力，是超越了时代的，在不同的时期，都得到崇拜和欣赏。

她的道德却非传统的，她毫不犹豫地接受国民党大员李先生的保养，在爱丽思公寓心安理得地做了“二奶”。她告诉来访的女友蒋丽莉说正房是表，二房是实。正房得的是面子，而二房却是实惠。而且直到李先生空难死去，她的生活潦倒，仍记得与李先生是有恩有义。是她生活的巅峰。而李先生留下的金条，是她生活中的依靠，也是她死的导索。

她的这种道德观，在一直爱慕她的程先生心里，都是不能被理解的。但作为第一个发现她的非凡美貌的程先生，依然原谅了她，爱护着她。甚至为她终身未娶。

程先生，可说是代表了顶峰时上海的男性，当然，这种代表，是对王琦瑶这样的女人而言。他是那年代的小开。他温文耳雅，有知识，有爱好。懂得美，也知道珍惜美。可他是无力的，无力与李先生争夺心中女人的爱。也无力把王琦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让王琦瑶的生活好一点。即使这样，也不能长久。他自己也很脆弱，在文革一开始，就不堪重辱，跳楼自尽了。

从四十年代的程先生到五十年代的毛毛娘舅，我们已经看到了男人在退化。虽然还是善解人意。但已不能承担责任。到了八十年代的老克朗，男人就更自私了。老克郎在夺得王琦瑶时，让我们想起了国民党大员李先生的作派。只是他并没有李先生的实力。但他在获取之后，也不珍惜王琦瑶。当偶尔看到了王琦瑶的衰老后，那份崇拜就淡漠了。即使王琦瑶苦苦哀求，也不能留住他。 而且把王家的钥匙给了长脚。引致王被杀。

在男人退化的同时，新时代的女人也在退化。八十年代的张永红，是王琦瑶的传人。她继承了王琦瑶的时尚和聪颖。可她的美已经有些病态的样子。行事也完全没有了王琦瑶的含蓄和优雅。更多的任性和浅薄。在不停换男友中，得到的是短期的自我的满足。她少得是文化的素养。并非是她学历不高，而是少了熏陶和教养。她选择的男友，长脚，别人都能看出他有假，可张永红则毫不怀疑。沉浸在他带来的物质上的满足。

长脚去王琦瑶家盗窃，杀死了王琦瑶。 他又是靠说谎和欺骗赢得朋友和爱的人。可是他真不是让人恨的人，他是让人怜的。王琦瑶实际上是假他的手杀了自己。她在临死骂的瘪三，既是在骂长脚，也是在骂老克郎。小开已不是小开，而是地道的瘪三了。

王安忆似乎在说王琦瑶代表的优雅的灭亡，是因为在这个城市，和在那时代。浮躁是因为多年的压抑和文革制造的断层。这份优雅是源于乡绅的文化。在都市化后形成的。八十年代上海和中国的迅速的变化，使这文化难以生存。可观察全世界全球化和都市化的进程，这优雅的美越来越是稀少。也许成为现代文明不能承担的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