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1980年3月受命参加了对四人帮一案中的张春桥的预审，后于9月的特别法庭审判中，又担任了特别捡察厅捡察员。现出版的《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披露了他预审张春桥时的一些情况：

1980年6月2日，上午九时，秦城。

审判四人帮专案的公安部预审二组（负责预审张春桥）组长王芳及预审组成员，首次提审了张春桥。

首先，由王芳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央关于将他的案件由公安部受理的决定，随后又宣读了《刑事诉讼法》第32、34、35与64条，特别还向他强调了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

王芳宣读后，问张春桥：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会，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其间，王芳反复向张阐明了政策与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

张春桥依然一声不响。

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

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张春桥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王芳说，对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待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被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声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除表示“没有必要说”外，不再吭声。

对此，现在已离休的王芳在书中认为：

在 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17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 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的“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 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预审结并予以起诉后，特别法庭于11月10日，派书记员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并告知：被告人有权辩护，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在送给张春桥时，张拒绝接受，并说：“我不同意，我也不接受。”“我不接受，我要律师干什么？”

书记员将起诉书副本放在他的监舍即离开。

书记员离开后，张春桥不断地围着起诉书转圈，有时停下来盯着起诉书发呆。过了大半天，终于耐不住，把起诉书拿起来翻看一下，放下，过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一下，放下……

11月27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

张春桥对审判员的反复提问，拒不回答。

此后，对张春桥的庭审调查又进行了二次。张春桥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江华庭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宣判。

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附注：

据 新华社消息，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 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本文选自王芳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