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想起以前看到的五·四前后的梁实秋。清华学生梁实秋也跟着同学去前门外珠市口演讲，聚集的民众阻碍了交通，有汽车按喇叭，激怒的民众顿时捣毁了一部汽车。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章宗祥的儿子也是清华学生，和梁实秋同宿舍，五·四后悄悄离开学校。但是他的床铺被同学砸烂，衣箱私人物品被四处乱扔。梁实秋对此尤不能认同。那一年，梁实秋十六岁。

接下来，是天津上海向政府提要求，要求“罢免卖国贼”和“不签巴黎和约”。要求前提，就是释放学生。这时，北大临时拘留所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学生更不肯出来，“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民众官府的力量对比可见一斑。直到五·四五个月后，学生会派罗家伦去请回蔡元培，蔡元培“慨然答应”。也许，蔡元培看到，五个月下来，已是学生“可小休”的时候了。事实上，到年底，北大学生为另外事情，和政府又起过一次冲突，罗家伦也首领其中。可是，如蔡元培知道的，已经到了罗家伦和学生们看到“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的时候了。

罗家伦曾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作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都是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也许还应该说，运动是短暂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自然会衰落。可惜热血沸腾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适时机见好就收。
 

图八：在舆论压力下，曹、陆、章三人终被免职。此为当年《晨报》的消息报道，从上至下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当然“五·四”包括了前前后后的文化运动，不是一个简单学潮。罗家伦在总结五·四影响的时候，不认为表面胜利是重要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推动形成民众组织和扩大新文化运动，“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罗家伦入学北大那年，恰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同一年，他最清楚看到，没有蔡元培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不会有发动五·四的北大学生，他们对国家问题有了意识，可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做什么和怎么做，又是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至少这样的学生运动，并非是蔡元培所希望看到的景象。梁实秋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探求新知”都不宜“过于热心”，以至“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然而有能力给自己内心安排出空间、去深入探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因为运动大前提的爱国重量压倒一切，其余探讨也就复杂困扰而“渺小”到难以启齿的地步。

提到北大学生一九一八年的总统府请愿，罗家伦说，这是一件“很少有人提起的”事，他还说，“（说句没出息的话，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功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五·四以后，北大更是脱离不了政治了。不仅五·四是必然的，此后中国的轰轰烈烈都是“事有必至”。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需要自己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有道德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处在如北大清华这样精神上层。五·四这样的大事体于历史留名，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正确，支撑起一代代前赴后继的青年学子的道德感。这里有牺牲有流血有牢狱，使得任何要往深处走一步，提出批评检讨的人，都可能在道德上先输一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不能走出历史所规定的局限。还是有少数身陷其中的人，有能力自己拔出脚来，甚至走出喝彩声以及五色光环。从困惑开始而寻出它背后必然的负面效应，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负面效应会毁掉一个人，二十三岁的罗家伦，就已经有了反省自己的能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济之地。”反省的还有五·四时才十六岁的梁实秋。五·四建立的清华学生会，在此后有权评议学校事务。梁实秋担任了几年评议员。他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清华学生在短短时期内驱逐了三位校长。“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在一个内忧外患状态下，人们被不断的学生运动民众运动的大潮所裹挟，看似积极主动参与，其实不论情绪、精神状态还是身躯，都是被动地被局势推着走的，休谈“独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置身事外。那是有人喝彩的游戏，即便不殴人纵火“暴徒化”，那种“决策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士化”，以及梁实秋看到的失去个人独立而从众的状态，仍然有着致命吸引力。有许多人更是一经运动，终生无以摆脱动态，再也静不下来。爱国以民众运动为主要形式、形成滚滚不息潮流，诉求越正当，越是迷人，越会卷入一代代优秀青年，对一个国家的毁坏更会超过它的正面推动。虽不断有人意图作运动和领导组织的具体改善，却往往看不到此乃硬币之两面，弊端与生俱来无可根治。归根结底，这不是冷静审慎坚实的制度改革，虽披以现代外衣，它仍然轻而易举就可能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政治权术操作。

身为校长，蔡元培当然第一个预料到五·四对学生志趣与品性的改变。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五·四以后，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称“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你们做到登峰造极处了。不知学生听了是否全当作夸奖吞进肚里。蔡元培又转回来表示，真正寄希望看到的中国青年和未来国民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在五·四前，胡适和陈独秀两名教师、罗家伦和傅斯年两名学生，在北大受到保守派最大的压力，然而“胡适虽然同情学生诉求，却认为这场运动也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不仅破坏了北大的教学制度，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展，也促使他放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作出这样思考的胡适，五·四那年，二十八岁。他此后一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图九：一九二一年北大留美校友与赴美考察的蔡元培先生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二为罗家伦。
 

蔡元培、罗家伦和胡适，属师生三代，此后却维持了长久的特殊友谊。他们对五·四不同于寻常的推敲，是这段友谊的一个重要纽带。在此后中国动荡的局势下，他们不可能远离政治，也没有放弃当动则动。可是，他们和五·四那年四十岁的陈独秀，有着明显不同。他们不能完全在局势推动下随波逐流，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杀君马者道旁儿”，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许德珩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更多的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我想，他的心中其实是有答案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凌晨，给北大留下这句话的时候，蔡元培五十一岁。


　　　　　　　　　　　　　　　　　　原载《书城》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