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巨流河》，是在三年前，在太平洋的船上。那一晚风浪很大，蓝黑色的巨浪就在我的窗外吼叫着上下翻腾，给我正在阅读的人生苦难和世事沉浮配上了一幅令人难忘的背景图画。

从那时到现在，三年中，我把这本书一字一句地读了六遍，读后感写了七稿， 却始终觉得难以准确和详尽地表达它所带给我的感动和激励。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除了这句看上去很俗气的话：《巨流河》满足了我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所有的期待。

《巨流河》讲述了一个国家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沉浮，也讲述了作者的父母那一辈人，为了拯救那个旧中国所进行的斗争和所承受的牺牲，还有作者和她的先生这一代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台湾，为了在那片孤岛之上将中华文化继承发扬下去，他们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和担负的所有的责任。而支撑着这庞大叙事结构的，是作者毕生钟情的一章章不朽的中外诗篇。这一百年的家国史诗，给予了我我所需要的全部的精神力量。《巨流河》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这本书的作者齐邦媛，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齐老师.”齐老师在1948年就到了台湾，她是台大外文系最早的雇员。从那以后到现在，齐老师倾毕生之精力成为将台湾文学推向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白先勇先生称她为“台湾文学的 Guardian Angel.”

齐老师的父亲齐世英先生，在东北出生长大，是上个世纪初的海归精英。从德国留学回来之后，齐世英先生追随郭松龄将军讨伐张作霖，兵败巨流河。郭将军尸首两处，齐世英一家逃离东北，从此开始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

巨流河就是东北的辽河。在清末它被叫做巨流河。从巨流河开始，齐家的逃亡之路漫长艰辛，从东北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再到南京，惊魂甫定，日寇入侵，齐家从南京再次逃离，经安徽，经江西，经湖北，经湖南，取道广西，贵州，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内战又起，山河变色，齐邦媛全家别离大陆，终老台湾。

这里所记述的，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最为苦难动荡的岁月。国仇家恨，在齐邦媛的笔下，如巨流河一般缓缓流淌，凝重，深沉，无一字轻浮，也无一字虚掷。她站在人生的终点回望，云淡风轻，而我随着她的笔端，经历她流亡路上的青春，看到那些“温和洁净的君子”变成渐行渐远的灵魂 。。。感到每一个字都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痕。

齐邦媛的母亲，终于在台北安居后，订做了很多床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

“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经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拼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 。。。 全都走过去了。”

五十年以后，齐世英夫妇相继去世，齐邦媛将父母合葬在台湾的哑口海。从汹涌着黑色巨浪的巨流河，到湛蓝静美的哑口海，就仿佛过去的那一个世纪那些翻天覆地的争斗，最终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归于沉寂。

再三十年之后，八十岁的齐邦媛开始写下那些她“一生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八十五岁时成书，取名《巨流河》。在作者的坚持下，这本书的初版日期定于七月七日，日文版的首发日期也是七月七日。同样在作者的坚持下，《巨流河》的封面和书脊都是日军炮火轰炸下的重庆街巷。

齐老师回忆她少女和青春时期成长的那个，在日军炮火下顽强生存的国家，她说：

“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 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 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

“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 中国! ”

（一）在世界各地传他的薪火，永恒不息

“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

如覃子豪《金色面具》诗句：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齐邦媛所接受的教育，是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路上，是在炮火轰炸下重庆的断壁残垣中。齐老师说，在她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回忆中，“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

“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的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的时候，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 她流亡途中的小学，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念下来了。

后来，他们到了重庆，齐邦媛入读南开中学。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以四十多岁高龄自费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认真攻读教育学，发誓要给中国的年轻人以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他举家疏财所创办的南开大学，在抗战全面打响之后成为葬身于日军炮火下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蒋委员长闻讯，当即表示，“南开为中国而亡，有中国既有南开。” 在国府资助下，南开幸存的部分得以南迁，在昆明与北大和清华合并组成西南联大。而张伯苓先生则率领一众教员在重庆成立了南开中学。

当时的南开中学，在日军炮火下勉强生存，却没有勉强教育。不仅出人才，还出怪才。有一位男学生酷爱文学，在考物理的时候一道题都不会，便在卷子上即兴赋诗一首：“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负责判卷的魏荣爵老师（后为中科院院士），在这张白卷上写了一首四言诗作为评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这位学生因此顺利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并成长为北大教授。这位学生叫谢邦敏。 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的南开中学。

齐邦媛说，张伯苓校长，他的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她成长的六年中，留给她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形又 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 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张伯苓先生毕生以自己的学生周恩来为最大的骄傲。齐邦媛的笔下，对于她所称为的“土共”颇多不屑，独独对周恩来不同，下笔温和而且尊重。她写到在南开中学时，张校长请周恩来去给学弟学妹们讲抗日的道理。老校长带着浓重的天津口音一口一个“恩来先说”，“恩来你说说”，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齐老师写道，周恩来在谈话中绝口不提党派政治，只是谆谆教导学弟妹们要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才能为国家贡献最大的力量。

解放前夕，蒋介石勉力劝导张伯苓先生赴台。张先生犹豫之际接到周恩来的亲笔密信，决定留在大陆。解放后张先生受到怀疑和排挤，以至南开建校的庆祝活动竟然不许他参加。张先生从此不愿再去学校。三个月后病逝。对张伯苓先生的辞世，大陆方面没有任何官方的表示，只有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前往悼念。　张先生“愿故后埋葬在南开校园”的遗愿也被校方拒绝。

在台湾，南开的学生为他们的老校长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志哀悼。　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 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

齐邦媛说：“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散居世 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二）雷，马，屏，峨 ――　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当战争进入最危险时期，日军准备进攻四川这块中国的最后喘息之地。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传达教育部的指令。　王校长召集全体师生，他说，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

“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始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　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 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在任何情况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齐邦媛此时的老师朱光潜先生，当他再次给学生上课时，对他们所处的绝境只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　《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 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

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 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 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Wheremensitandheareachother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 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鸠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在这诗歌声中齐邦媛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中“简短而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四十多年以后，中年的齐邦媛站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讲台上，给她自己的学生讲解那些陪伴她躲过炮火和死亡，走过千山和万水的美丽的诗句　―――　

“如果人在生命的尽头，能看到时光倒流，我必能看到自己，站在文学院那间大阶梯教室的讲台上，好似九十岁的爱蒂丝。汉密尔顿，以英文写作希腊神话故事而站在雅典的圆型竞技场（Arena）接受希腊政府的文化勋章。我的一生，在生生死死之间颠簸前行，自幼把心拴上文学，如今能站在中国唯一敢自由讲授，传播西方文学的土地上，对着选择文学的青年人，用我一生最响亮的声音读雪莱《西风颂》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啊！狂野的西风，生而犷烈的秋风 –

      枯萎的落叶，在你倏忽而至的吹拂下，

飞旋如巫者横扫的鬼魅 。。。

由西风这样狂烈的横扫开始，在连续两小时，我将五首十四行诗的组成稍加解说，再将其诗行一气读完，环环相扣的激情不能中断。西风升起，加速，如巫师驱赶亡魂刀冬天的坟地，等到来年复生；天上流云，变换呼应，如地上的枯叶，漂浮在磅礴蔚蓝的天空，如狂女飞扬的长发。

      Black rain, and fire, and hail will burst: O hear!

      (有黑雨，火和飞雹逐一炸开，听啊！烈火！)

西风吹至海上，连海底宫殿的花木都颜色灰败，纷纷落叶。作者祈望自己能成为西风的号角，吹醒人类的沉迷：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far behind?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一行结束语既不巧妙，也不轻松！是人性灵的生命力，宇宙物景的想象，创造的生机，要这样读过全诗才知道那一句的真意！”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要这样的走过一生，才能明白此中真意。

（三）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

沉浸在诗词之中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抗战胜利，接踵而至的却是无尽的迷惘。齐邦媛被进步的同学和朋友排斥。一位一向交好的学姐公开攻击她，说她“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没有灵魂！”

在1945年后的中国，政治气氛狂热。“隔 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中间派此时已完全没有生存空间了。如果有学生 在当时敢主张我们不应该加入政治运动，还是该好好读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话，便会被左右两派一起攻击。在她1947年毕业时，甚至已有男学 生在宿舍里拳脚相向了。”

那以后不久，齐邦媛离开喧豗纷扰的大陆，来到台湾大学当助教。回忆录的叙述，也从 那章开始，如同流出峡谷进入平原的江水，变得平缓起来。她的后半生，是扎扎实实地在台湾那块土地上，教书育人，开花结果。将“弦歌不辍”的抗战精神融入到平静绵长的劳作中去，实现了她作为一个学者和教师的全部价值。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专注于知识当中，如胡适先生所说，“积蓄明天的力量”？这两种方式都是高尚的。问题的关键是，其中的一种应该允许另外一种的存在。无论所宣扬的是哪一种理想，如果它剥夺了人们选择的权力，便不再值得去追随了。

当然，“尊严”并不是智识阶层的特权。农民也有农民的尊严 – 有土地种；工人也有工人的尊严 --- 有足够的薪水养家糊口。而在书中所描写的年代，后两者的尊严恐怕被剥夺的更加厉害。这是出身优越，又一直呆在学问的象牙塔中的齐邦媛所不能了解的。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少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任何一个历史的记录，都会受到记录者的出身和成长经历的局限。所以历史记录才像新闻一样，不能“只此一家”。我们需要从不同人的口中笔下去了解一段历史，才能拼凑出一个接近完整的画面。

然而，对于那个记录者来说，只要他诚实地记下了自己所看到的历史，哪怕是从自己带着偏见的眼光来看的，只要他没有欺骗自己，他便也没有欺骗他的读者。

从另一方面来看，齐邦媛父女所坚决反对的“暴民革命”，在当年正是打着为工农讨回尊严的旗帜的。但是这一条路真的通往期待中的终点了吗？

七十年代在台湾，齐邦媛主持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选编，她是“去政治化”最积极和坚定的呼吁者。在她的坚持下，台湾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去掉了绝大部分国父和蒋总统的训诫文，加入了很多充满童趣的小文章。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台湾转向民主法制制度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民主和法制，它们的精髓就是保证人的尊严，说话和选择的自由，无分出身，性别，种族。

说话的自由，参与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在美国宪法中被总称为“天赋人权”。然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上天无偿赠与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项权利的得到都经过了无数人的艰苦努力。在中国，我们付出的是血的代价。

（四）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

很多读者认为，少女齐邦媛和青年张大飞之间的爱情，是这本书最感人的篇章。对此，齐先生似乎还有些不悦。她在一次采访中操着东北口音抱怨：“合着有一个张大飞，你们就觉得这本书好看？”

没有张大飞，这本书也一样好看；但是有了张大飞，就没人能把他忘记。

我几乎是与少女齐邦媛同步的，感受着“大飞哥”从兄长变为爱人。从最初懵懂地接受，这个温和忧郁的男孩子进入我们的视线，同情他的不幸身世；到快乐地阅读他们之间的通信，那些战时青年的成长经历，心里莫名的萌动；等到一身戎装的张大飞，在操场上突然停下来，对齐邦媛说：“你怎么一年就长得这么高，这么好看了呢？”我的心和少女邦媛的心，同时跳动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一同牵挂着大飞哥的命运。心里暗暗地知道，他逃不过的结局，可是又希望着能有奇迹出现。直到我们都看到了他最后的一封信。

那两个青年人之间所有的通信，在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的时候，没有被带出来，全都交付给了“苦难时代的狂风”。六十年以后，八十多岁的齐邦媛，一个字一个字背出了张大飞殉国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信 --- 六十年的岁月，跨越大陆和海洋的辗转漂泊，原来都没能带走那份刻骨铭心：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我的那颗和邦媛同步跳动的心，大概就是在此时与她分开的。我忍不住要去猜测，大飞哥死前的感情世界。但是齐邦媛在这本书中，再也没有提起过张大飞结婚的事。她全身心地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虽然在参加张大飞的追思会时，她用了她哥哥的名字，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 一年之后，齐邦媛皈依了张大飞的宗教。在张大飞的亲人朋友之外，她用她所能想到的最严肃的方式，一生纪念她的爱人。

六十年过去了。已走近人生终点的齐邦媛，终于提起了张大飞的婚姻，她说：“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 

齐邦媛拒绝了所有要把这段故事拍成电影的要求：“在我的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的短暂一生变成一个热闹的电影。”

我认为，这是一个女子，能给予她所爱过的人，和她所付出的过的爱的，最有尊严的维护。

书的最后，齐邦媛终于回到了她毕生“纸上的故乡”东北。而且，似有神明引导一般的，她找到了张大飞的墓碑，实际上是一块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以及所有飞虎队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的石碑。“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

齐邦媛坐在大连的海岸，望着故乡的河流汇入渤海，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

我最后的一滴眼泪，掉落在这句结束语上：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千古兴亡多少事。争战，杀戮，权力，谎言，最终都会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化为尘土。而爱和尊严，“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的精神，才是能够穿越时空，永恒流淌的生命之河。

这是一本今生不能错过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