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下来56天就进了托儿所，在北京时一直上的是全托，一个星期回家一趟。到了镇江，我又进了镇江地区机关幼儿园，还是全托。后期上幼儿园都是自己走去的。有一次去的路上，被一个骑车的人撞倒，前轮从背上压过，当时胸前口袋装有一个核桃，被撞后胸口疼得最凶。撞我的人见我还活著，骑车就走了。不知那人事后怎么想的。

到了镇江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能走的人几乎都上街游行过，上幼儿园的也被带到街上凑热闹。我在幼儿园算块头大的，几次游行都得到了持旗大任，让我当时十分得意。文革最考验人的可能就是背毛泽东的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虽当时在幼儿园识字不多，但还是把老三篇背了下来。人们常说：儿时记住的记一辈子。可我没这种感觉，现在除对这三篇文章大致讲什么有些记忆外，能完整背下来的竟没有几句。

过了一年多，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时第一楼街街头街尾各有一个小学，街头的是五条街小学，街尾的是千秋桥小学，前者不管是名声还是历史都不是后者能比的。尽管住在第一楼街也有进五条街小学的，但绝大多数还是进了千秋桥小学，我也不例外。一九九六年初我回国奔丧，两个小学已合二为一，校址取后，校名却取前。让我有一种旧校虽在，但已非我母校的感觉。

千秋桥小学很小，教室都是平房，我入学的时候只有八个班，每个班四、五十个学生。工友李老伯就住在校门边干打垒架起的房子里，李老伯负责打扫卫生，烧开水，上下课的摇铃。

由于学校离家很近，我总是最后一节课前先回家打开炉门，以便中午放学母亲回来后可以立刻做饭，到了四、五年级就由我先把饭煮上，母亲或哥哥回来弄个菜凑合。实在没时间，就挖点猪油，倒点酱油拌饭吃。

我在镇江读中小学时，入学时分在一班的毕业时还在一班，不象北美的中小学每年都打乱重新分班。我进千秋桥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只有一个班，班上有俩对双胞胎，男的一对，顾维健、顾维康，难以分别。女的一对，魏力、魏量，特征迥然。

一九六七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的时候，处处军事化，年级为连，班级为排，班主任为排长，班长为副排长。我一进学校就被指定为班长，现在想想当初的任命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科班出生（地委机关幼儿园毕业生），二是京城来的干部子弟。好友张国平读了这篇文章补充道：“你的形象，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戴着一顶福尔摩斯式的皮帽，穿一件皮夹克，脚着一双尖头皮鞋，鞋子是被当时的老师痛斥为拾起被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破烂货。”我印象中的我总是穿着我哥哥穿小了的衣服。

我在的班第一任班主任是王桂珍，有一次出去凑文革的热闹，被人从市体育场主席台上推下来，摔了一个脑振荡，从此就没再回来过。过了好几年，我碰到她一回，穿著背心、裤衩，叼着一支香烟，摔著膀子在街上走著，身上没有一丝曾经做过教书匠的痕迹。

王班主任消失以后，学校只剩七个老师应付八个班的学生。可能是人小好欺负，一年级只上半天学，即使去的半天，也是和二年级合在一个教室，班主任后来换成张凌芬。这样安排的代价就是没人教一年级的拼音。我的拼音是上了大学会了英语以后自学的，由于功底不厚，很多字咬音不准，为现在用拼音输入中文增加了不少难度。另一个应学而未学的是珠算，让我少了一份现在可向西人炫耀的机会。

上小学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革高潮，每天早晨到校后，首先是15分钟的早读课，大部份时间读的都是毛泽东选集。至今已回忆不起受笼的原因，早读课领读的似乎总是我。不过经常有咬字不准，被好友张国平挑剔的尴尬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到校的第一件事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请罪，乞求对前一天的私心杂念的原谅。据父母说，我那时很认真，饭前也不忘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可见对毛的崇拜不亚于基督徒对主的崇拜。

为了加深对党、对毛创建红色中国的功绩的崇拜文革初期有二大活动：斗人和忆苦思甜。只要成份不好，被斗的可能性很大，斗的借口可有可无，班主任张凌芬被斗的理由是让学生买几根酱菜下早饭，剥削劳动人民的子弟。选可作忆苦思甜的人的标准很低，共党掌权前没财产的人几乎都可。有一次去一家工厂听完一老工人做完忆苦报告后，每个学生都摊上了一碗米糠煮野菜汤。

学校虽小，但在培养劳动意识的借口下，每个班都分到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由学生清理成田，种花生，小青菜等。最后受益的都是学校的老师。对比之下，张凌芬老师实在被斗的冤枉。

文革期间镇江有两派，红代会和联委会。两派之间打得很厉害，亲眼看见的是大市口新华书店的争打。新华书店是一栋二层楼，一派已退到二楼的平顶上，另一派仍然努力进攻，双方用的都是砖块，记得有一年轻人从二楼的窗户探头往楼顶上扔砖块，不料反被楼顶上扔下的砖块打中脑袋，跌回窗内。一楼的进口处，一群当兵的，手持称为小红宝书的毛泽东语录，口里念念有词：“要文斗，不要武斗。”向里面挤；另一群当兵的忙着将先进去受了伤的同伴往外抬。

文革期间，我家里订有一份上海出的《文汇报》，其实当时订什么报纸都一样，所有的报纸都是十六开四版，首页的左上方是报名，右上方是毛泽东的头像和语录。报纸的处理很麻烦，不小心就可能摊上对毛不忠的罪名。当时除了读毛选外，最无争议的就是读报纸了。我大概二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回来先读报，尽管报纸上都是歌功颂德的八股文，但读报多了，语言的掌握也就在无形中得到提高。到了三年级开始读小说，有时不惜以实物换取读一本书的权利。

中国人喜欢追根究底，文革的时候达到顶峰。什么事情都要找思想根源，行为动机。小学生也成了社会风气的牺牲品，犯小错写检讨，犯大错写检查。检讨与检查的区别可能就是字数的区别，为了凑字数，所有的检讨、检查都是以抄写毛泽东语录开头。我写的检讨、检查加起来过百，大部份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同学面前胡言一老师说话没有下巴，让那老师知道后吓得我逃学一天。检讨、检查写多了并不能改变一个人，反而培养一个人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的恶习。我进小学时是班长，到了三年级成了组长，最后一年级已经啥头衔都没有了，唯一的分工是保管班上存放图书的小木箱，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王晓菲得意的当着全班宣布我的东洋镜终于被戳穿了。至今我也不明白我那时的东洋镜是什么？也许老师真有三岁看老的本事，况且我那时已经十二岁了。

上三年级的时候，毛主席的两句话给中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了一场革命中的革命。第一句话：学年从秋季到秋季，把春节夹在中间不科学。让全国上下把学年改成从春季到春季。第二句话：学制要缩短，加快人才培养。将小学六年减为五年，将初、高中各三年裁为各二年。我那一级的学生三年级就多上了一个学期。到了中学，学制又改回从秋季到秋季。我初一又多读了一学期。中小学一共读了十年书，小学五年半，中学四年半。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小学恢复到六年，初、高中恢复到各三年。

小学毕业的时候，赶上复课闹革命。毕业考试实行全市统考，不过只有两门功课，语文和算术。第一天考语文，我考了个满分；第二天我没吃早饭，饿著肚子去考算术，只得了85分。以后凡有考试，母亲一定叮嘱我把饭吃饱，否则就有考不好的可能。

对小学最不舒服的回忆可能就是俩个小学同班同学的早逝。一个是杨奇斌，另一个是汪红喜。俩个人都是小学毕业后与我多年不见，再次相遇后没几日便横遭不幸的。杨是读中学的时候与人去军区游泳池游泳，尸沉池底。杨溺毙后，杨府又遭祝融光顾，祸不单行。汪家境很不宽裕，中学毕业后在镇江市第一招待所做电工，被电打死。

一九七三年一月小学毕业，印象中没有毕业典礼，连个毕业合影也没有，小学一帮同学就各奔东西了。很大一部分人去了镇江市第一中学。

一中坐落在当时的市区的边缘，周围有农田、果园、水塘，教室分散在两座小山丘上，主体在北山，南山位西的低处是校工厂，位东的高处是两排门对门红砖砌的平房组成的院子，南面紧邻的是果园。我入中学的那一年，三百多新生分成六个班，全部安排在南山的教室。一中还是当时镇江很少有自己田径场的学校之一，不过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中的田径场成了附近建厂的工地。九六年我回去时，发现原先的田径场已无踪影，一中在北山折去旧教室建了一个田径场。北山在文革中山体给掏空建防空洞，实际上已无可能建任何实质性的建筑，用来做田径场倒是最佳的选择。一中当时还有不少教室给下乡回城的老师占用，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笪庆仙，对学生努力早早到校偷看她的房间发怒：“你爸爸妈妈睡在一起，你们难道还没看够吗？”

过完寒假进了中学，得知被分到五班，班主任是汪宏林。汪原先在一所郊区中学教语文，我进初中时他挤进一中还没有多久，和一中原有的师资相比，水平和修养似乎都欠缺了一些，除几个字可以和别人比比外，其它可称道就没什么了。汪在一中混得很落泊，文革后，一中又成重点中学后，汪被挤出了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汪宏林就做了日后让人经常谈起的举动，以抱的方式帮一个女生进了教室。而我在第一天则为站在教室前的汪画了一幅肖像，并为汪发现收去。当天也宣布了根据小学转来的档案预定的班干部人选，我也是其中一名。但因肖像一事，日后分工只轮到一个劳动委员。干了一学期，汪换上了听他使唤的人。很多年以后我在南京到镇江的火车上见到汪一次，汪对我说：“当时我就看出来，你和杨文挺俩人今后最有出息。”杨文挺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中唯一上大学的。

初中图画老师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中风，造成半身不遂，原来画画的右手已不在听使唤，教我们画画的时候，已用左手。中国很少见到左手写字的，当时对那老师一手好画，一手好字十分敬佩。初中的体育老师，姓吴，也是个悲剧人物，读书的时候是一中的尖子，考大学的时候在老师的鼓动下意愿填的过高，反而错失了机会。后来留校做了体育老师。

一九七五年九月升入高中，还在一中，分到三班，班主任最初是教数学的刘善定，后来换成教语文的顾诸芳。刘没什么拿手的，上课念的时候比讲的时候多。刘有一次生病，代课的是一中名望很高的施老师，当时讲的什么已没印象，但讲课的本身让我开了眼界。对比之下，刘就很差强人意。刘为人很单纯，部队到一中招兵时，几乎所有的同级同学都去报名体检，我是明白受父亲劳改之累没有资格，不过刘还是特地提醒我，我不应去报名体检。顾和刘恰恰相反，教书游刃有余，做人圆滑有余。在顾的手里，班干部的头衔成了约束调皮捣蛋分子的工具。我是学习委员，另一个玩主是体育委员。有一次我问顾：“如果有电视台的人在课堂上录像，你紧张吗？”顾笑笑：“我只会讲得更好。”顾和她先生都是一中有名的语文教师，但三个孩子没有一个进大学，让她们感觉不是很好。我九六年回去，跟好友张国平提到要去看顾。张劝我不要去，提醒我见了顾后我会非常失望。我出于礼貌还是去了，一如张所说，顾是更世俗了。我高中老师中，私人关系最好的可能还是教地理的冯老师。冯的太太戚老师和我母亲是同事，两家住在同一条街上。我高中的时候常常去冯家打牌。冯的脑后下方有个黑痣，因为是教地理的缘故，背后大家都叫他小地球。有一段时间，冯感觉脑后的黑痣在增大，到医院做切片检查，结果出来是时候是下午，医生跟戚老师打电话，告诉为恶性。戚老师收到电话没了注意，跑到我家和我母亲商量今后怎么办？到了晚上，医生又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切片弄错了，把他们从恶癔中拉了出来。高中的时候，年级的总管是教政治的焦清华老师，焦为人很认真，上政治课也是如此。政治课上到后来，我很为焦难过，政府的政治导向常常更换，但教政治的似乎政治麻木，今年教的，可能就是批判自己去年鼓吹的。

当时是就近入学，父母干什么的都有，学生的层次覆盖的也很广。帮派好像没有，但在校外结伙打群架的不少。校外惹的祸，常常带回校园。所以不时有校外的人到学校挑梁子。记得南山校门上的铁条就成了这些这些人的护身武器。当时打群架最伤人的是日军留下的带扣子的宽皮带，轮到的人常常是头破血流。初二的夏天，镇江郊区的农场引种了二亩无子西瓜。成熟后的一天下午被一帮青少年扫荡一空。瓜农发现追上一个，被扭送到民兵指挥部。审讯下，一个个招来。如果不是一中的在校生，就是一中的毕业生。我在的班上去了三个。被抓到后，大热天，让蹲在骄阳下。不知是生源的缘故，还是教育本身的不足，或者是二者兼之，我在的七七届，十个班近六百位学生，考入大学的不到百分之三。现在一中成了镇江的精英中学，学习上一个比一个厉害，升学率高达百分之百，已没了往日大杂烩的乐趣。

在一中的时候，赶上黄帅造老师的反，全国上下提倡兵教兵，兵教官。一中当时有学生贴大字报响应，我是很赞成，以为我出风头的机会来了，可以到其它班露两手。遗憾的是，老师选中了她人。只给了我在课堂上挑刺、捣蛋的分儿。黄帅当时最大的贡献就是消除了一九七二年复课闹革命对教师稍加的尊敬，老师尽量就着学生，学生成了玩主。有一次上化学课，我在看小说，韩姓老师点我回答问题，我让老师重复了一遍提问，随后大声喊出了答案。课堂里的同学都愣住了，我以为老师会不高兴，哪知老师反赞我声音洪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有一次上语文课，笪庆仙老师讲她做学生在农村四清的时候喜欢晚上到田野转，我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夜静私语”，在课堂下传阅，引来哄堂大笑。

毛泽东不喜欢读书人，毛掌权后，工农兵为大，读书人沦为臭老九，在毛认为可利用的人中排在末位。做学生的每学期都被安排或者学工、或者学农、或者学军。我在一中读书期间，去过罐头厂，糖果厂，机床厂，印铁制罐厂，元配件厂。罐头厂去了好几次，每次似乎都是拣四季豆，选出十公分左右的剪去两端。罐头厂的伙食最好，汤菜都是五分钱。糖果厂只去了一次，大热天让包糖果，厂方仅提供大麦茶，炒焦的麦粒泡的茶，好多同学都往茶水里加糖果正味，趁人不注意时再拿几粒放到口袋。只有一个同学比较倒霉，让班主任汪宏林给抓着，从口袋里翻出八粒糖果，从此得了一个八粒的外号。有一学期去一家元配件厂学工，厂方负责接待的是我的街坊，其他学生去车间体验生活，我在电工房清闲。学工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去机床厂，分到龙门刨床当学徒。

最初的学农仅在附近的农场摘茶叶，捡山芋，收麦子，后来一中在郊区附马庄建了个农村分校，每学年每个高中班都被送去体验农活。住的是旧马厩，最初喝的是周围池塘的水，后来挖了一口井，井下根本就没水源，井水是雨天地表渗进去的，由于是死水，井水里都是小红虫。晚上马厩里飞的都是蚊子，谈不上飞天盖地，但蚊子还是多到一团团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犹如浮动的黑球。夜里根本无法下床出去解手，有人是蚊帐掀个小口，就地解决。七六年去的时候，正赶上北京闹事，在农村分校的最后一天，有人在山上捡到一个小纸片，上面有首诗。焦清华老师把所有的人纠集到一起，分析诗的政治动向。如果定义为反动诗，全体学生留下来排查谁写的。一想到翌日就可以回城，我领了一帮人起哄，坚决不认为诗和北京的闹事有什么关联。无赖之下，老师也认了。大家得以按时回城。我去了一次，就不再让我去了。别人在那里干活，我在城里买菜，骑三轮车给同学送过去。记得送菜的那天，泥泞的路上开的军车，好几次给挤到路边。以前没骑过车，骑三轮车送菜是我第一次骑车，而且骑的是长途。

学军是每人发根棍子当带刺刀练。结束前，老师中意的同学有个机会扔真手榴弹。其它的同学只有围坐在靶场周围的山头观看。记得焦清华老师扔的手榴弹离战壕也就四、五米，把在场当兵的给吓坏了。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红领巾给红袖章取代了。少先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学的红小兵，中学的红卫兵。我在中学的沉沦让我始终未能加入红卫兵。我在中学的时候，好几次和处分擦肩而过。最荒唐的一次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放学后，在学校里放鞭炮玩，给校长看见训斥。问我们为什么放鞭炮？我告诉他那天是阿尔巴尼亚国庆节，我们在这里意思意思。校长气的要给我处分，好在教务长认识我母亲，把这事给按了下去。不过到了最后一个学年，我已经不再带书包上学，书和作业本都装在别人是书包里，我自己就带几支笔。不带书包的好处，就是可以中途翻围墙逃学。

高中的时候，经常考试完给叫到办公室，每次都被提醒，考试做弊不是帮别人，是害别人。我是那个年代很少几位有能力应付考试并愿意帮哥儿们一起应付考试的学生。我有一次纸条刚出手，就给正好进门的老师看到。最过分的一次是考英语，我考完先出来，用剩余的时间还做了其它五、六份考卷。

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后，镇江一带成了当年李四光预言的四大地震段唯一未震的地段，恐慌笼罩全城，有空地的地方竖起了防震棚。第一楼街的防震棚竖立在路中段的运输小学的广场，居委会成立了五人防震小组，我顶替邻居成了其中一位。在动员大会上，我第一次面对千人在公开场合讲话。住进防震棚后没几天的深夜，警报就响了。所有的人都醒了，等那地震的来临。遗憾的是仅仅是虚惊一场。从那以后，我一个人回家住了。

文革初期，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于是文革期间，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多有“天下大乱．．．乱了敌人．．．现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总结。到了文革后期，发现只是乱了自身的经济发展，造就了新一代反社会的人群。七六年，镇江地区句容县有个叫陈新华的年轻人鼓动一帮中学生，从县人武部偷了武器，准备上茅山打游击。事败后，陈在牢房里引首高歌。我认识的好多人以特有的方式表现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手表戴右手，分头向右梳。九月九日下午四时报道毛泽东死讯时，我和一个朋友正在运输小学里聊着，听到消息，二人相对而笑，第二天另一个朋友跟我讲：“昨天晚上喝了点酒，心里痛快。”

毛死后，一切都为悼念让步。工厂复工，学校开学，以便可以集体开追悼会。追悼完后，镇江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居民渐渐抛离防震棚。我最后一学年是在等待上山下乡的无赖中度过的。但毛的死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高考的恢复，上山下乡的取消，给了我离开镇江的机会。使镇江成了我的记忆。


来源: blind 于 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