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
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
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对于一直就以“农民问题专家”自命的中共来说，仁寿农民暴动可能只是一个丢人的“洋相”而已，但对于阔别农民运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1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40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是它爆发的时间。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1992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这背后，并作为中国城市迅速抽取农村金融和财政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农民迅速地暴动了！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资源在城市的聚集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性质而言，仁寿农民暴动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绵延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众多农民运动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重新开启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农民问题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仁寿农民暴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古老的中国问题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他传奇的农村改革，到1992年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时光，于是，农民问题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时隔十多年之后，仁寿农民以“起义”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假相。中国农民短暂幸福时光的结束，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一丝余荫消失了。这个发端于1979年的农村改革，曾经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温饱传奇，其成果庇护中国改革将近20年之久。然而，当中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启市场化的进程之后，中国农村在资源竞争中的天然劣势就立即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与此同时，邓小平农村改革奇迹的过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来。如果说1979年之前，中国农民受到的是政治剥夺，那么1992年之后，在中国普遍的“伪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农民受到的实际上是政治和“伪市场”的双重剥夺。自1992年以降，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那次仁寿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领袖张德安在的此后十年中持续活跃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有外国农业专家估计，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比1.5，超过2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4～8倍。结合许多学者对中国内陆农村悲惨现状的切身描述，人们可以提出的唯一问题应该是：中国农村的“暴动”为什么会这么少？对此，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由于对1949年之前的农民问题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1984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1984年之后，中国农业（当时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逐渐趋于停滞状态，粮食价格的波动也趋于频繁。每一次波动之后，增加农业投入的呼声便会随之高涨。1993年之后这种呼声更是声声不绝。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战略重要性，一再强调所谓“无农不稳”的古老训诫，但农业投入在全社会总投入中的比例还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不过，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并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这样，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联产承包制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所谓“宁愿花巨资盖房，也不愿意花钱投入农业”。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无能。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广泛试验过的“承包制”，也遇到了类似的产权困境。只不过，这种产权制度在激发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方面，比在中国农民那里表现得更加露骨。最起码，中国农民还有一份对土地的传统感情依赖。在这样一种土地产权的安排下，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基层官僚体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农村地权的随意调整，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甫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要紧的是，这种借助政治权力损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其实说明，虽然具有法律性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在表面上规定了农民的“经营权”，但通过各级官僚体系的侵蚀，真正到农民手上的，实际上连“经营权”都不是。在这样一种事实契约中，如果中国农民还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证明他们的脑子真的坏了。事实说明，中国农民的脑子没有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以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来规避损失。这种规避在80年代末期表现为减少投入（官方资料显示，农民对农业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减少２２.２％，1990年减少 ３５.４％，1991年更锐减３８.２ ％。），到90年代中后期则演化为大量撂荒，青壮劳力悉数出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凉村庄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中国农村的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经创造过什么的人间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怀有什么样令人生疑的政治动机，中国90年代直到今天的农村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在曾经7～80年代十分灵验的土地制度，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麻烦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产权问题，也同样来源于这个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问题。土地碎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所赋予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城乡分割，农民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特色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困境。所谓“内卷化”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资源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发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如此，农民的耕种主要变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6亩，低于世界0.8亩世界土地警戒线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越过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水平（而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总是有极限的）。显然，这个趋势构成了对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反动。“内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种“退化”和“不发展”状况，与具有浓厚“进化”意味的“现代化”含义恰成两极。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决了激励难题的同时，却继承了这个特色。在与其他先对代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比较劣势，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加剧了这种劣势。
无论是依经济之规律，还是征诸其他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之历史，规模经营都是中国农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的必经过程。然而，在中国谈规模经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优势，但其衰败的内部激励机制却早已声名狼藉。1979年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现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带有小规模经营的特点，其绩效也要比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优越得多。如此，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土地才能够迅速集中在少数有经营水平的农民手中，并使中国农业在规模经营的推动下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办法很难为现有的中国领导人所接受，且不论其意识形态上的背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许，中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农民）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冷酷。当然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汉学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这个结论可以从8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与其他阶层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观察到。农民企业家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动员和组织成本极其高昂。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压力集团。他们受剥夺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但中国200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近20多年改革时代的体察都告诉人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否则，对官员有着最为完备的道德训诫体系（里面充斥着亲民、爱民以及自我约束的劝谕）的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破坏性的王朝更替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2000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20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199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一本争议极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八亿农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时看上去与其他的山头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农民，但一旦开始喷发，就会在短期内发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暂、猛烈、无明确先兆的特性而言，将中国农民比喻成“活火山”无疑是神来之笔。有人将阻止火山爆发的希望寄托在压制农民的结社权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与农民集团的疏离上，以为如此一来，农民就只有在分散状态下逆来顺受的份，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暴民集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严密的组织，也不需要什么长期目标，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所谓精英人物。把他们聚集起来仅仅是一种共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 Langfitt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38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这种文明社会很难容忍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中国农民的现状离我们在理论上推导出的那种“贱民”究竟还有多远？这个“卑贱的种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们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暴力技术以及迅速的赈济能力，或许可以遏制造反行动的大规模蔓延，但以类似种族隔离的手段长期将农民阻止在财富和权利之外，则无论如何是不人道的。而这种对农民的排斥最后所导致的对现代化的阻断作用，已经被中国近代历史多次见证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阅读和亲历所及，中国农民还仅仅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他们看得见的基层官僚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
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怀着由来已久的好奇来到了神话中的中国。然后，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华的宅院，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难道我们真的还停留在费正清见证过的那个时代吗？抑或，它们仅仅是相似而已。
塔吊上的农民工，悬空的阶级
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为了讨要工资，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之后，陈荣祥如愿以偿，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最后，这位65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示威”行动，他颤抖地双腿跪下，口中连连有声:“给各位添麻烦了”。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条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民工们以自杀的姿态爬上闹市最醒目的高处，或申诉冤屈、或讨要工资。这种在2003年渐成“时尚”的抗争方式被媒体形象的归纳为民工的“跳楼秀”。很难判断民工们这种有点“超限战”意味的行为是不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纷纷采取这种以命相博的表达方式则证明，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正在急速滑向底线之下。毕竟，这种独特的“广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险。陈荣祥就是这样无意中成为又一篇“都市新闻”的主角的。在平时，陈荣祥们是很难被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媒体注意到的。只是当城市中又发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人们才会偶尔联想到他们。所以陈荣祥们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以生命为赌注的广告方式并不是陈荣祥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态，他们更典型的姿态是：下跪。陈荣祥一个无意识的下跪动作，将中国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艰难和屈辱刻画得淋漓尽致。2003年一系列农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追逃工资。
像陈荣祥这样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国的都市中已经聚集了一亿之众。无疑，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据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考证，中国今日之农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对应物，中国唐代即有“雁户”。“雁户”是对那些往还迁徙于故土与异乡之间的民户的称谓。由于其习性与因季节而迁移的雁相近，故谓之为雁户。就这种生活习性而言，今日的农民工一族与古代的雁户的确有神似之处。不过，无论就原因、规模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农民工都与中国历史上的“雁户”不能同日而语。
1949年之后，毛泽东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将农民成功地禁锢在土地之上。农民获得了土地（不久之后就被“共产”掉了），却失去了自由。长达30年禁锢以及生育政策的失误，使中国的农村中囤积了巨量的人口。这个堆积在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后开始逐渐向城市释放。从1979年农村改革到90年代初期，农民向中国城市释放人口压力的过程是缓慢和有节制的。早期农村改革的奇迹让中国农民误以为，只要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细作，增加单产，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温饱闲适的农耕生活。所以在这一时期，城市人们看到的农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类的“技术移民”。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受到比较利益的诱惑而主动进入城市的。但中国农村严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进的市场化逻辑，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中国农民发现，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时光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继续留在土地上，可能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以势不可挡的主动姿态冲击城乡户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骤然加快。转折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农民工人数从前几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4000万。这个数字在92年之后逐年膨胀，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达到8800万之多。与80年代的民工相比，现在这支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群落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因为他们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是比较利益而离开土地的，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人。他们是没有过去的农村人。这也是为什么92年之后的农民工大多云集在凭“身体”吃饭的低级工种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节前后，当北京市民突然发现“源源不断的民工从地铁口涌出，从各路公共电汽车上挤下来的人流，向站前广场猛跑”的时候，《北京日报》以忧虑的笔调写道：“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新闻标题。但作者恐怕很难料到，跨世纪的十年之后，这个难题已经被抹上了越来越悲观的色彩。让我们用数字来描述一下这个难题的现状。即使以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计算，中国还将有三亿农民移民城市。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在这片土地上再建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工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跨世纪难题，而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从容地度过这一过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农民在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深重的困境显示，中国城市可能正在面临着一次更加凶险的人口洪峰。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这个在平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底层阶级，一旦流动起来，就会立即凸现出它的威慑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才是代表中国农民重构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于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外乎如下几途。一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让农民在土地上自生自灭，周而复始地演绎马尔萨斯式的冷酷故事。这个毛泽东的办法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否则，邓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会发生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所谓的就地转移。这就是在中国农村普遍试验过的乡镇企业之路。这个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发现并推广过的农村改革路径，在中国80年代终于开花结果。其迅速的崛起，引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出于某种误解，一些海外学者对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模式推崇备至，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公平的说，沿海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的确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78~1986年之间，乡镇企业创造了5700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居功之伟。这激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热情，以为中国真的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种热情很快就为90年代之后的事实所冷却。1993年之后，中国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曾经预言：“9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技术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乡镇企业排出（注意，不是吸纳）劳动力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乡镇企业作为80年代城乡分割的特殊环境中发展期来的特殊工业模式，其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渡性功能将告一段落。形势的发展显然比我们的预期更加迅速。现在，即便在沿海地区，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他们大多数消亡了，少部分变成了私营企业。而在内地农村，那些一度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更成为见证中国农村又一次“大跃进”的历史遗迹。“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很难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轨道而另辟蹊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实现他们与现代化结合的梦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起来的唯一起点，就是他们十分陌生、甚至恐惧的城市。但恐惧归恐惧，生存的欲望将压倒一切。这个压力将最终碾碎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之恋”，驱赶他们义无反顾地涌入城市。城市，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三条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事实上，80年代主要指向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带的人口流动趋势已经为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所取代。在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中国被重新纳入现代化的既定轨道。90年代之后，中国大城市中澎湃汹涌的民工潮正是这一铁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展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城市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职位，中国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备了接纳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须的宽容精神？揭开所有思维上的迷乱，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里。除非我们对现代性存在另外一种理解，那么，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城市问题，是中国城市能不能，愿不愿为这些乡下人提供温饱生活的问题。
30岁王福林是贵州（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一位农民，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父亲的医疗费，准备到2000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实巴交、战战兢兢的王福林经历了小偷的抢劫、警察的嘲笑。当两天之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的时候，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盘缠也被当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
民间日常用语往往比学术概念更能传达事物的本质信息，“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社会学含义的日常用语。中国社会学家
对中国农民工一份调查显示：改革之后，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再次外出务工的比例反而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少约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时期，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外出务工的这个比率高2.3倍。对这个调查，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个结论则可以肯定，农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显著改善。许多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态度调查也证实，进城农民工返乡的意愿相当强烈。这说明，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与他们在落后乡村中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不远。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人生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决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终点。他们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缘的纽带构筑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从农村到城市，只是从底层的一端走到了底层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动渠道。在遍观北京农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一位作家愤然写道：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这位作家的观察是准确的。他暴露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城市，农民工受到的不仅仅是歧视，而经常是一种赤裸裸的虐待。在春运拥挤的列车上，在市容纠察取缔街头摊贩的行动中，不由分说的使用暴力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为已经为我么你所司空见惯。“习惯性暴力”虽然远远不止于落在农民工头上，但尤以农民工为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期望他们回报城市以勤奋、诚实，变成守法的公民吗？如果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必然要到来的新成员，那么，中国就只能永远是农民的国度。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中国农民的要求歧视非常简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不过，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在意识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唯一障碍，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中国农民都会凭借他们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挤入城市。哪怕是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厂”打工。所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中国城市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这个软腹部开始的，但不幸的是，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没有激励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加快，相反，却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可供攫取的资本“剩余”，中国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国改革得路径选择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宽广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于中国整体改革究竟是祸还是福，是在是一个未定之数。或许，这需要今后的历史来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不仅是中国城市自身变得日益虚弱，而且也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到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严肃的提醒到，“……如果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改革基础的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却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而终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个预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并结出苦涩的果实。虽然中国的GDP制造机仍然在高速运转，但年年攀高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为中国的GDP”奇迹投下了极不协调的阴影。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难用常理看待的经济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事实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人口被迫向农村转移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将这种人口逆向迁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期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而迫使年轻人离开城市的一项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挂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但其本质原因却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危机使然。不过，在失业情况如此严峻的今天，中国经济即便没有危机，哪怕只是轻微的放慢增长，都可能引发类似人口排出现象。当然，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乡”，而是一大批人彻底的沦入生存底线之下，而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这批新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他们既无“山”可上，也无“乡”可下。因为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不断膨胀（有统计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间，大陆占用耕地面积将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万亩，由此导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七千八百万人），中国今日农村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已经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一份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村移民中，不会、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无法务农者的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群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边缘人，是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塔吊，正是这个阶级的尴尬处境的最佳隐喻。一旦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职业保障，他们就将变成中国历史上标准意义上的“流民”。所谓流民，即是指那些无法顺利出卖身体的人，而当身体都无法出卖的时候，身体就可能变成暴力的资本。看看中国那些争先恐后的卖血者，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工与流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场不起眼的经济停滞就可以促成这种身份的彻底转换。而在我们看来，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停滞和衰退。在今天中国，所谓城乡壁垒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壁垒，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价，毫无着落的就业机会，远在天边的教育及医疗保障，不断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已经悄然挖出的鸿沟像一道更加坚实的围墙将农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观之，一支历史上最大的流民队伍已经在当代中国昏睡的意识之外悄然成型。这支流民队伍的规模已经占到中国现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亿/4.5亿），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候补人员。如此巨大的流民规模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支令人胆寒的摧毁力量。
中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身体吃饭，其待遇和职业稳定性都相当差，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从2003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115天中，这位26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11次工作，有60天处于失业状态。应得工钱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415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美，有37％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然而，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远远不能描绘这位现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艰难，其生存状态远远超出我们理论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盛世中看不见的“悲惨世界”。专门研究中国企业情况的汉学家高家龙曾经为我们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厂的生活情况。在日资的内外棉纱厂，工人们可以获得廉价的住房，虽然七到八人同主一间，但租金非常低廉，仅仅相当于月工资的1/50，这些工人的集体宿舍有电灯、自来水、厨房。不仅如此，内外棉纱厂还“为工人支付于工作相关的工伤或疾病的医疗费用。”相较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红平的遭遇让我们仿若隔世。虽然我们没有更加准确的数据描述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但彭红平的故事却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处境。在2003年10月中国国务院的新闻招待会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透露：“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由于被拖欠薪水而被饿昏的悲惨报道也时有所闻。这些广泛的报道和证据表明，中国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国农民工就是这些血汗行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无论这些血汗行业在经济上多么“合理”，它都是对社会人道底线的尖锐挑战。最为关键的是，它对中国的脆弱的社会稳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这无异于说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沉浮于生存线上。跨越一步，他们就无法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都是以地缘的纽带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给了他们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最后庇护。但谁也不能保证，如果情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现在还在起到稳定作用的“共同体”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犯罪集团。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底层革命特别频繁的国家，近有毛泽东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远则有无数的底层造反运动和王朝更替。这应该使我们对底层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2003年年末发生在孟子故乡山东邹城市的一起骚乱事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虽然我们不妨以最恶的心态来揣测中国的城管以及其他执法人员，但碾死小贩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然而，当一个意外事件变成引发一场骚乱的原因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群中早已经储备了相当强烈的情绪。“意外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只是一个证明骚乱合法性的理由，是一个“号召”骚乱的信号。这种“借题发挥”的技术，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在社会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群体性骚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毕竟这种方式隐含着对参与者的巨大风险。所以骚乱其实并不仅仅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指向“整体”解决的一种集体行动。在邹城事件中，这种集体行动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个无辜丧生的小贩为象征物的下层阶级。一个集体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够立即引发一场集体行动，说明这个集体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的经验以及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都自我认同为“城市中的农村人”。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自我认同度比传统产业工人的还要高，其群体边界也更加清晰。他们甚至通过衣着就能一眼识别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这个集体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自觉”。这种“自觉”也同样在邹城骚乱事件具体指向中呈现出来。骚乱人群不是直接去殴打城管队员或冲击城管队泄愤，而是直接冲击市政府。这个举动表明，骚乱人群已经将这个小贩的意外惨死看作了“故意”和“系统”迫害的一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实施这种“系统迫害和压迫”的政权本身。在骚乱者眼中，城管队只是另外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象征物。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界限已经泾渭分明。在近几年的报道中，发生在中国城市中类似邹城这样的“意外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有力的提示我们，所谓“意外事件”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而系统”的叙事。而这个历史性“叙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个无辜惨死的小贩所象征着的农民工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联结着两个与自己面貌酷似的群体——农民和越来越壮大的城市边缘群体。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更大规模的底层运动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基础的群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能被积极和理性的组织起来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成为某种临时聚集起来的横冲直撞的破坏性力量？一壶持续升温的水总是要开的，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
工人，关键的少数？
在经历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工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领导一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几乎社会最底层的地步。1992年之后，这个跌落的过程开始加速，至今没有停顿的迹象。如果说1992年之前，这个过程只是以某种缓慢、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在1992年之后，这个过程就变得清晰可辨了。这种加速的变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工人正在开始产生某种质变性的心理冲击。
把工人夸张和吹捧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张声势，但中国工人在改革之前的优越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与农民相比，工人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城里人的标志。与知识分子相比，则更是一种政治待遇。中国知识分子哭着喊着争取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当局恩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觉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异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几年过去之后，如果你再将知识分子当作工人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再是一种抬举，而是一种羞辱。在中国改革之前，唯一比工人优越的大概就是中国的干部阶层。即便如此，其经济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将中国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国的类中产阶级，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中国工人的苦涩回忆。而这个昔日曾经是中国社会稳定中坚的“老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工人是中国25年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京八个城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认为自己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就对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当明确和一致的认识，而且评价极低。在当时，这其实是一种预感。十年之后，中国工人的处境不仅证实了这种预感，而且变得愈发阴暗。2002年8月～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辽宁下岗工人中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社会公平程度较差。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有些特殊，但却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实际上，在工潮和抗议此起彼伏的今天，此类调查多少显得有些迂腐了。（职业声望调查：报告116）然而，这究竟意味着中国工人作为一个强势集团在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还是意味着他们正在以一种被压迫者的姿态重新进行的一次集结呢？
在改革之前，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集团的中国工人，虽然是附庸于政权的一种力量，但其阶级和集团意识却是非常强烈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意识到他是这个集团或者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部分要归结为宣传机器的灌输，部分要归结为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确地位和边界。改革之后，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自我意识逐渐瓦解了。由于职业分际在改革之后是个人地位变动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曾经非常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一种朦胧的职业归属所取代。人们不再用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来解释自己在改革中的命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职业来解释这种变化。不过，与这种趋势同时发生但显然更加强烈的趋势则是一种无助感。在切断了与政权的传统联系，而官办工会完全成为摆设的情况下，中国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渐被切割成一个个分离和孤独的个体，基本上失去了与集团、与社会的制度性联系。换言之，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中国工人这种自我认同的消解和危机与中国社会的碎片化趋势是一致的。事实上，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队伍的不断萎缩，以及工人职业和人员成分的不断复杂化，都在不断削弱中国工人传统上的阶级意识。然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层，中国工人的意志不可能彻底消失，它总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原子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至，当自由蜕变成孤苦无助的时候，人们就会有强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工人从传统的“领导阶级”沦落为一个“受剥夺阶级”的低潮时期，也同样是他们作为一个最新的“受剥夺阶级”重新凝聚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失业工人是中国改革中受创最烈的那一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绝对贫困状态。对这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变化，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家住沈阳铁西区的失业工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有工作的。我们有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有过钱。因此当政府说它不能为我们所有人安排工作时，我就是不明白。” 显然，这是一种夹杂着绝望的迷茫。这种情绪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中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成为中国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团意识，并催生中国新型工会组织的先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它肯定会显示其力量。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失业工人的数量都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边缘。危险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仅将在高基数上继续膨胀，年龄结构也将日趋年轻化。与农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可能立即沦为赤贫和饥饿状态。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寄希望于中国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以我们对中国分配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延缓中国贫富分化的零博弈趋势，可能已是最高目标。所以，由最先苏醒的中国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中国工人，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又一股重要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会由于工人的职业和收入分化而彻底消失。相反，由于失业工人生存状态的绝对贫困化而会变得更加具有烈度。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相比，中国工人可能是下层中的少数，然而，其组织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而失业工人则是这些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对这种不断汇聚，随时可能掀起风暴的社会潜流，中国领导人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隐约的察觉到。1996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就通过《工人日报》安抚中国工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绝对没有降低工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也绝对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接着，他重申了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写进《宪法》的。江的这段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隐隐的忧虑：昔日的稳定基础和忠实盟友越来越可能成为首先造反的一群。不过，这种担忧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局势。虽然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改善中国工人的境况。但GDP迷信所造成的执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恶性发展，都使局面进一步恶化。2002年一项在东北四城市对下岗工人所做的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生活情况变坏的受访者达到6成以上，而情况变好者则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现实，当局的安抚简直就像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心知肚明。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既不是什么主人翁，更不是什么领导阶级。他们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一个牺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的失业，更多的压榨和更黑暗的未来。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绝对的贫困，却很难用这样的逻辑加以解释。准确的说，中国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掠夺。这种掠夺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以便让“牺牲”者们心悦诚服的接受。但显然，这只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在90年代中期，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
在90年代中期，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对于中国工人，中国官方媒体要么大肆夸张个别人下岗之后发财致富的童话故事，要么就以一种虚伪的同情号召他们“重头再来”（中国一首广为流传，其中充斥着对失业工人廉价同情的歌曲），但却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命运只字不提，装聋作哑。
准确的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逐渐缩小的其控制圈的过程。这种控制对农民和其他城市边缘阶层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禁锢；而对工人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保护（虽然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禁锢色彩）。所以，当农民和城市边缘阶层被第一批释出控制圈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获得了自由，因而也获得了成功。然而，当中国改革转入城市改革之后，第二批被释出控制圈的工人却远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失去了保护。中国改革在转入城市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逐渐被逐出保护圈的进程。如果我们以中共政治权力为核心，按所有制性质以及在权力基础中的重要性画出几个同心圆。我们就会发现，最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是国有大型企业，其次为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最外围则是各类地方的集体企业。在整个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围的地方集体企业最先失去保护。他们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曾经预计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将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难者，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非常明确。1995年在湖北省26个县市的进行的一项失业调查现实，集体企业的职工占失业者的比率为69％，国有企业职工占31％。几乎在同时，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超过集体企业职工的一倍以上。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现在，城镇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要么破产，要么已经被“私有化”了，职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沦为了无稳定职业的城市边缘人员。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知道集体企业为何物了。不过，集体企业职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职工头上。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地方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距离较远，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们被抛离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外，实在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所谓“放小”正是指的这一批企业。“放”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包袱甩掉。这成为中国90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的“内部人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国有企业工人也成为了这种官僚利益集团“原始积累”的首要侵害对象。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国有、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从1990年的1.38亿人减少到1999年的9900多万人。不难推断，这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成为毫无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又一重要来源。与进城的农民工相比，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工人虽然同处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地位落差要比农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组织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这个区别决定了，如果境况得不到改善甚至继续恶化的话，他们将是中国城市中首先点燃动荡之火的一群。事实上，中国城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静坐、示威和抗议活动，主要就是这批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所组织的。与无组织的农民工相比，失业工人不太可能成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体，他们主要采取群体性的威慑办法，比如集体性的上访、静坐。工人们在原来企业中所形成的群体关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基础。但如果他们彻底失去了与原来群体的联系，或者这种以前形成的纽带不再能够起到最后的组织和庇护作用，失业工人的生存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个人的形式加剧城市中暴力活动，另一个就是结成更有效的新型组织，比如自由工会等等。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结论。纵观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分散活动，在口号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当局或明显授人以柄的极端立场。他们的诉求往往是单纯的经济目标，比如要工作，要吃饭。这种诉求既合情，又合理，让人在道德上根本无法予以拒绝。即使涉及政治性诉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个具体单位，具体个人的腐败行为，而不将这种诉求拔高到制度与体制层面。这显示了工人在中国这块特殊土壤上运作政治的娴熟技巧。不过，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中国工人的走向正在开始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断高涨，其突出标志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经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跨企业、跨行业抗议活动的出现。2002年3月11日，辽宁辽阳市6个企业的5000多名工人联合行动，走上街头抗议。这次抗议活动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有如下几条。第一是跨行业及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抗议在90年代几乎从未出现过。显然，由于意识到单打独斗的无效性，中国工人们正在跨越中国共产党最为忌讳和警惕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界限。与“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必然联系在一起又一个特点是，辽阳抗议罕见的出现了工人领袖。这实际上是中国底层社会草根精英的雏形。出于杀鸡禁猴和分化的一贯策略，当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领袖。中国当局这种传统策略并不高明，这很可能迫使这些底层民众走入地下，从而鼓励暴力集团的出现。这是一条不应该再重复的常识。在辽阳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抗议的政治色彩。辽阳抗议的口号已经不再局限与纯粹的经济目标，工人们不仅要求调查市领导，厂领导，而且要求直接与中央及省负责人进行对话。很明显，工人已经开始从政治的层面来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并直接诉求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困苦是一种政治压迫的直接后果。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经济斗争长期没有得到合理的结果，他们就会逐渐将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国工人本来就不陌生，何况，这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辽阳工人抗议发生在2002年全国人大召开的同时，这个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的，这与以往那些因为意外事件被临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工人领袖们非常懂得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可以达到最大的政治压力效果。辽阳事件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最值得记录的工人运动。如果说辽阳事件还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企业的话，那么，与辽阳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庆事件则代表中国工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延烧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国大庆——这个在毛时代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圣地”的地方，5万名被迫买断工龄（变相失业）的工人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抗议企业管理层的腐败和背信。虽然这次抗议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规模之大，地点之特殊，却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可能已经跃升到了新的层级、新的阶段，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将揭幕。像大庆这类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是最接近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部分，是现有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命脉。只要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意志还存在，这些企业就会受到政治权力力所能及的保护。但大庆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能力和保护意愿都在逐渐减弱。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充斥着大量的冗员，企业盈利能力极其低下，这一点对国有大型企业也不例外。随着国内市场的必然放开，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将直接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其被垄断利润长期掩盖着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将暴露于世界巨头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减人员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执政者即使有心保护，也可能无力回天。实际上，大庆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这个背景是，中国石化公司为了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融资而被迫满足盈利标准。不过，大庆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国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未来的一个写照。它不是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期特殊案例。2003年开始，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也在不动声色的大规模裁减人员，目的也是为了上司融资。四大国有银行位列中国大型垄断企业中最垄断最大型的核心。这些企业的裁员动向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新一轮的失业高潮可能已经开始。裁员可能无法避免，但腐败却断然可以矫治。可以打赌，只需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每年巨额的挥霍费用（比如养车费用，吃喝费用、出国旅游费用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奢侈浪费）转移支付给弱势阶层，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悲的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各地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疯狂的国有资产出让高峰。在完全缺乏媒体监督、并购市场形同黑箱的情况下，这种国有资产出让完全可以定义为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盗窃。有许多人认为中共不愿意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共不愿意搞的仅仅是“大众私有化”，而对“权贵私有化”则比谁都热衷。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官僚改革的一个逻辑结果，是一桩问都不要问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私有化的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权贵私有化”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被剥夺掉他们赖以保障的国有资产。同样可以预计，在中国社会创业成本极其高昂、社会保障系统如付阙如的条件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然后沦为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灾难
从总体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国工人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阶级，虽然他们同时也是一个盲从的阶级。在改革之后，中国工人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阶级。在主流媒体中，他们甚至变成了一个无声音的阶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表达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抱有某种单方面的幻想。这一点，在“64”事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位深知内情的共产党干部在回忆“64”事件时，心有余悸地说，“幸亏中国工人没有整体性的介入‘64’，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对中国改革的被动姿态。这种姿态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成为了中国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效的阶级。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这种姿态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各种激进的“表达”，他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团之外的一个相对受益的阶层。这证明了一条中国式的真理：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国工人没有独立的声音，他们进一步遭受侵害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线的，中国工人的目前的处境显示：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底线。当这个底线到来的时候，中国工人的被动姿态就可能转为主动，并在政治上重新“有效”。这等于是在说，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底层阶级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还将被注入一批关键的成员。如果考虑到一批边缘知识分子可能掉入这个阶层，那么，一个规模庞大，具有阶级自觉的中国底层阶级实际上已隐然成军。这将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一旦遇到社会或经济危机，就可能夺路奔涌。我们无法预料这个山洪会不会爆发，也无法预料它在什么时候爆发，但它以及它所携带的能量却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这是一股被长期压缩着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一经激活就会迸发强烈的攻击性。不断增加的中国城市失业工人可能就是激活这股能量的一种关键成分。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中国的底层社会所涉及的人口规模了。中国城市工人的总规模大约在2.5亿左右（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少数境遇较好之外，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之中，其绝对的生活保障也相当脆弱。如果加上中国的农民，这个下层阶级的人数应该在9亿之上，这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个下层社会虽然庞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之中，其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相当模糊。显然，这并非是一个同质群体。组织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匮乏，更使这个阶层处于毫无谈判和博弈能力的软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剥夺地位即由此而来。也由此，这个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阶级变成了边缘，变成了与经济分配无关的人群。这与他们的素质和个人努力无关，而更多的是由于制度原因诱致的。
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国下层劳动力几乎无稀缺性可言。在与权力和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他们在始终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权利上加以保护，这个阶层的困苦将会日益加深。
在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阶层架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上层，一个人口巨大的市场阶级下层，而处于中间的则是那些为官僚利益集团代理租金业务的所谓白领阶层。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个庞大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底层，进而通过这个阶层的汗水，中国不仅创造一个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顶层，也支持了世界市场价值链地基本秩序。中国的底层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象征。恰恰相反，当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系长期增长的潜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注定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群开始铤而走险的现象暗示我们，中国下层社会正在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嬗变之中。中国25年的改革在物质层面上似乎是指向现代化的，但其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场反现代化的复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中国的阶层景观怎么会与一个旧时的王朝如此相似？一个社会的阶层景观恐怕比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更能准确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都已经得到证明。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与所有的后发国家相比，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已经不算短。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阶层结构却出现了奇怪的返祖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寻常的剥夺集团。不用问，这个集团就是几乎垄断了所有总体性资源的官僚利益集团。无论是求诸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还是求诸于各种社会学研究，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阶层定律”：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中国人在最新一轮阶层分化中的命运。这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定律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它却与现代化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虽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国流传着许多阶层流动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就越具有权贵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骗性。特别需要警觉的是，这个“定律”正在被不断巩固和定型为一种制度。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改革中曾经一度被打开的阶层流动窗口，正在随着中国改革的变质和终结，而被一扇扇地重新关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意味着，中国下层阶级的困苦可能还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官僚利益集团，天生就具有掠夺的性格。果如此，我们就可能走在一次旧式革命的前夜。
由于市场扩展的困难越来越大，权力经济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向外部转嫁成本的方式来运作。向国家、向国家未来，向其他的阶层。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权力经济故意导致的一个后果，他们可以人为的压低工资，（没有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设计的后果），从而将大量的成本转嫁给中国的下层阶级。以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的出口模式根本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的城市经济与国际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与中国庞大的下层阶级完全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