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和温暖的(四) 

 

　　800万亩厂区变成养猪场 

 

　　晋江机械厂占地共834万亩，厂区里不乏为了连接车间与车间而用开山方式辟出的车道。就在八十年代全国计划对大三线厂进行调整前不久，厂里修建了一座可容纳3000多人的工厂俱乐部，为了坚固耐用，这座建在山坡上的俱乐部用了条石做基，装修得也非常高档，使俱乐部背后原来的大舞台顿失颜色。 

 

　　晋江机械厂尚未完全搬迁出夏坝时，已经开始与接手企业接洽。最终入主的民营养猪厂以600万元现金及200万元股票的方式，将这800万亩的厂区变成了自己的饲养基地。2001年接手这片工厂后，养猪厂也转手数次，其间重庆啤酒厂收购一次，又迅速转让给一家纺织公司，最终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由国资委下属的农商集团接手。我来到夏坝老厂前几天，这次转让刚刚完成。值得庆幸的事有两件，一是今年猪价上涨，虽然是以种猪养殖为主，这家养猪厂的效益也算不错；二是终于又换成国营企业接手，对于部分留在养猪厂的原晋江厂职工而言也是件好事。 

 

　　但这些好事轮不上已经退休却没有搬到鱼洞的28户老工人，他们的子女后代清一色离开了大山，他们却固执地在没有天然气的老宿舍里生活着，在荒废的厂区里开个菜园，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 

 

　　从渔洞沿210国道出发，现在只需要一小时多一点就可以抵达夏坝，不过深山沟里气候变化却相当大，吴学辉在车里最后一次与丁国玲通电话时，丁国玲说：“老厂正在下暴雨呢！” 

 

　　丁国玲今年也该过自己51周岁的生日了，但他比吴学辉晚了10年进厂。1985年以营级干部职务退役的丁国玲，现在接了吴学辉的“班”成为了重庆市养殖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这个被国家经贸委、农业部定为“生猪活体储备基地”的养殖公司的牌子，正好挂在原来晋江厂的大门口。 

 

　　还没有进门就可以闻到空气中浓浓的猪粪与猪食气，曾经以晋江厂厂方代表在这个养殖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多年的吴学辉笑称，这是他除了机油味儿之外最感亲切的味道了。占地800余亩的晋江厂厂区内，依然有大批原厂房破烂不堪地“躲藏”在杂草丛中。令丁国玲心痛的是，由于工厂搬迁，原来依靠种植蔬菜瓜果或者开设小卖部生活的厂区周围农民，生活水准直线下降，厂房的钢构木构便全部被他们偷走、变卖了。“原来我们可以生产高射炮配件的厂房，现在除了几面墙之外，啥都没了。”丁国玲可以准确地记得每一间厂房原来的功能，甚至厂房门前的树是哪一年种下的都不会错。现在，他每周4天留在“老厂”上班。因为退休后一直没有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丁国玲只要一与退伍后选择进入事业单位的同事联系，就会长时间沉默甚至难过。惟一让丁国玲开心的是，儿子已经大学毕业，现在在重庆一家颇有名气的房地产公司做财务工作：“当时他听了我们的话，努力读书离开了这个鬼山沟！” 

 

　　从夏坝搬到鱼洞之后，晋江机械厂更名为大江铸造厂。在刚刚搬迁的那几年，该厂生产的火车挂钩一度深受铁道部门好评，还被评为“质量信得过单位”。不过好景不长，在经过人事变动之后，曾经在大江厂里当成学习典型、提出“远学邯钢，近学铸钢”口号的铸造厂，产品质量一落千丈。正准备申请铁道部质量免检企业的大江铸造厂，突然被铁道部亮了红牌，不再接收该厂生产的挂钩。这从根本上打击了该厂的效益。 

 

　　这使得目前留在大江厂的20%以上原厂职工子女的生活受到了影响。37岁的廖忠煜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依然在第一线生产，但每个月的收入仅仅维持在1400元左右。廖忠煜并没有感到不满，他说从他记事起，从内蒙古包头空压厂来到晋江厂的父亲，就教会了全家人接受现实。“只不过现在我更希望工厂申请政策性破产的动作能快一些，最好能有私企进入工厂里来，这样整个经营模式与观念能有些改变，我们厂就会好很多了。” 

 

　　廖忠煜现在最关心的是15岁女儿的学习成绩。与他一样留在工厂保卫处的小孟今年也是37岁，她最爱跟上初二的女儿说的话是：“好好读书，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离开这里。”小孟到夏坝的时候才两岁，还被妈妈抱在怀里，如今她已经不会说河北话了，她的口音是那种混着东北话、山西话及重庆话的普通话。虽然承认搬到“下面来”后生活方便了很多，可她与丈夫依然保持着每年春节都回一次老厂的习惯。在她看来，老厂就是老家，就是过年了就该“回家看看”的地方。来到鱼洞之前，她很习惯甚至可以说是热爱在夏坝的生活。身材瘦削的她喜欢夏坝安静的环境，“我晕车，以前也不爱去綦江、江津，现在也不爱去重庆，前几天去了一次朝天门，人那么多，真是难受死了。” 

 

　　第三篇 贵州凯里：三线消失无踪影 

 

　　背景： 

 

　　国家电子工业部083基地(现中国振华科技集团)，国家一类大军工单位，行政级别：副部级。共21个厂和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贵阳)、贵州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都匀)两所学校。1996年因地方领导因素，总部及科研主体整体迁往贵阳新添寨高新区。 

 

　　基地总部及直属企事业单位驻地：贵州省都匀市； 

 

　　工业分部驻地：贵州省凯里市； 

 

　　市场分部驻地：广东省深圳市。 

 

　　其中都匀9个厂：红旗机械厂(4191厂)、久达机械厂(883厂)、建新机械厂(4506厂)、群英无线电器材厂(891厂)、南华仪器厂(4541厂)、长红机器厂(4111厂)、长洲无线电厂(4110厂)、风光电工厂(4433厂)、红星机械厂 

 

　　凯里10个厂：永光电工厂(873厂)、宇光电工厂(771厂)、华联无线电厂(851厂)、南丰机械厂(830厂)、长征无线电厂(4262厂)、红云器材厂(4325厂)、新云器材厂(4326厂)、永华无线电仪器厂(4540厂)、红洲无线电厂、凯旋机械厂。 

 

　　遵义2个厂：东风机械厂、新风无线电厂。 

 

　　贵州至今依然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而在贵州凯里、都匀、安顺等大片大片的苗岭侗寨之间，却曾经隐藏着中国机电电子工业最早的先进企业。 

 

　　凯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这座看起来已经颇有现代都市味的城市，如今频繁地被旅行者、背包客挂在嘴边。在差不多40年前，这里还只有一条街道，如果没有中国“4机部”的083基地的建设，凯里也许永远也只是苗侗人家赶集的一个市场而已。在320国道两侧，曾经连成一片有十家工厂。军转民之后效益不错的771、873等几家，跟随083基地转移到贵阳新添寨工业园区去了，留下来的厂房被凯里招商引资办打散，分租给各种各样的企业。虽然无法看出昔日的模样，但比起262等几家已经完全破产不存在的工厂来说，它们已经很算幸运了。 

 

　　被出卖的青春(一) 

 

　　遗弃在262厂的人们 

 

　　鲁江波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出车了，他每天都与儿子一起呆在家里看电视，如果天气不错，他愿意去楼下的老工人俱乐部下两盘象棋。 

 

　　自从2000年弟弟因肝癌病故之后，鲁江波与哥哥的联系就更多了，兄弟俩都一样在1995年下岗，一起在凯里驾校交了一千元学了驾驶后，靠跑车度日。这个半个月前辞职回家的一家之主，虽然当时家里急等着钱用，也实在是再也受不了老板的气了：“太不开心了，不尊重我。”不过暑假马上就要结束，鲁江波明白他这口气赌不了太长时候，等周末一结束他就得重新开始到凯里街头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杭州人鲁江波对江南水乡基本没有什么概念了，他喝不起龙井茶，对所谓的“人间天堂”一无所知，1979年他才两岁，连从杭州辗转到凯里来的颠簸都记不起来了。从前曾经在技校学烹饪专业的鲁江波，一度很想在凯里开一家餐厅，可惜兄弟俩连个本钱都凑不出来：“买断工龄的收入，我们连养老金都买不起。”与鲁江波一样在九五年被262厂买断工龄的工人，一般都只能拿到3至4万元，1000多名工人必须接受“我们这么多年为工厂付出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不到1500元的价格统一收购了。” 

 

　　鲁江波住在当年工厂分配给他的房子里，红砖楼已经被凯里市城建局确定为危楼。住在这里的原262厂的工人们，很害怕政府来整治危房。“我现在庆幸的是，我父亲还有退休工资，虽然每个月就500多元钱，可是好歹还算是有最低的医保。”年近80的老父亲曾经向贵州省国资委特派来办理262厂破产事宜的领导问过一句话，“难道我们这一辈子为祖国三线建设作出的贡献，真的就算白贡献了？”没有人回答老人。这让来自江南的鲁师傅与破产办公室内外上百位退休老工人一起，流了几天几夜的眼泪。 

 

　　虽然凯里话说得不怎么地道，但曾经回杭州读过初中的鲁江波居然在杭州找不到一点儿归属感，他更习惯凯里冷暖适宜的气候与满大街飘着的烧烤与酸汤鱼的味道。“回老家就是一个说法，回去干什么呢？表兄堂弟的，能亲到哪里去？”鲁江波愿意与哥哥一起在凯里守着老父亲。他认为，在过去的这么几十年里，父亲从来不和他们聊当年是如何投身到三线建设队伍中来的事实，说明父亲也不想重回故乡。鲁江波说，他并不是最苦的工人，他好歹还算是学了点儿手艺，能够吃得起饭。“我们厂好多五十岁左右的工人才是最惨的，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出去打工了，上面有老人要照顾，下面又有了孙子，吃饭怎么吃都不知道。”沉重的叹息声屋子里回响，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什么家俱，竟然显出了宽绰。 

 

　　惟一让鲁江波感到骄傲的是，才15岁半的儿子，已经在准备高二的入学手续了。比父亲还高大的小鲁比父亲害羞，但是极懂礼貌，在学校是个老师疼爱的好学生。“鲁，鲁迅的鲁。”父子俩介绍自己名字时，用了这一模一样的方式。“我成绩平平，还需要努力。”鲁江波为儿子待人接物的得体颇为满意，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他的眼睛因此而闪闪发亮。他很少跟儿子提到“故乡”这个词，他觉得满口凯里话的儿子根本就没必要回杭州老家去。“有造化的话，就去贵阳这些大城市，去上海、去北京就更好，能离开凯里都是件很好的事情，别的没要求。”小鲁听到父亲这段话，把正在播放《大侦探柯蓝》的电视关掉，拿出历史书，安静地坐在了桌子面前。 

 

　　与小鲁相比，张勇(化名)刚刚小学毕业的女儿对于父亲让她少看电视的命令，显得很是不满。小姑娘在爸爸同意给她一块钱买冰棍后，终于把电视关掉，走向了凯里街头。 

 

　　张勇的妈妈刚刚去世两年，如今他搬进了母亲生前从工厂分来的宿舍里。门口的坡道被用作农贸市场后，屋子里各种腐烂的菜叶味道就再也没有散过。张勇不像鲁江波一样，和工厂的工人都保持着联系，他自己认为这是因为自从八五年退伍入厂后，他就没有真正认真上过班。 

 

　　张勇曾经与凯里083基地其他工厂的不少工人一起，在工厂倒闭破产的那两年找破产办、国资委等不少部门闹过自己的待遇问题。虽然他连自己原来在工厂的哪个车间做什么工种都说不清楚，2005年工厂破产后变卖厂房的事情依然令他气愤不已。 

 

　　“3500万连地皮带厂房全部卖了，卖给一个私人老板，人家买了就把厂房一口气全推完盖商品房，赚欢了。”张勇说，自己有很详细的档案，记着262厂的很多数据，不过他更清楚自己3.7万的“买断工龄所得”要如何花才能支付一家人的开支。 

 

　　被出卖的青春(二) 

 

　　我不敢说后悔 

 

　　48岁的李友翠仍然在生产第一线。这个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女人，已经在贵州华联机电厂的装配车间工作了27年了。她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如今凯里中央厂矿即083基地惟一没有搬迁并且效益不错的华联厂，曾经也在1987年左右停发过工资。“当时说是拖欠，等效益好了就补发，但是再回头补发不知道是啥时候了。”李友翠宁愿自己累一些，也不想再过一次那种没有活儿、没有收入的生活。 

 

　　“我儿子明年就大专毕业了，再干一年我就解放了。”李友翠很庆幸凯里话与重庆话相差不算太大，嫁了同厂的四川人的她可以在任何地方说重庆话，“要是我儿子能在重庆找份工作，你说那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苦尽甘来？” 

 

　　其实李友翠到凯里的时候已经快18岁了，她和姐姐、妈妈是跟着继父从重庆来到凯里的，“当时邻居同学都说，贵州‘苗鬼’要砍人，我都吓哭了。”而这母女三人之所以决心抛弃重庆的生活，只因为当时身在重庆817厂工作的父亲得到了来自三线建设动员小组领导的一句承诺，“我爸说，领导保证了，只要来贵州支援三线，我和姐姐就可以不上山下乡了。” 

 

　　李友翠的姐姐已经51岁了，为了给在南宁读书的女儿挣学费，几年前离开凯里去深圳打工。“今年她女儿毕业了，在深圳找了份工作，可我姐又怕拖累娃娃的生活，说是秋天就回凯里来。主要是她身体太差了，留在深圳看病，肯定比在这里贵得多。”李友翠说起姐姐很动容，“姐姐太苦了，来到凯里连气候都还没适应，就被送到山里去当知青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在家里住过一晚上。那时候贵州还很落后，她们吃的苦，真的想起来就难过。”比姐姐小三岁，李友翠再当知青时，262厂已经有了一个自建的农场，不用像姐姐那一批那样去到“真正的穷乡僻壤、不通人烟的地方”。李友翠说，她姐姐已经算幸运的了，“和我们家一样从重庆来的另一个姑娘，当知青的时候被人强奸后自杀了，当父母的受不了这打击，一个病倒，一个疯掉。”李友翠的话在她妈妈跨进房门时戛然而止。 

 

　　一般周末，李友翠会花7毛钱的车票从自己所在的华联厂住宿区来看望患高血压的妈妈，给父母做好晚饭后又赶回家，叫上夜班的丈夫起床。那时候她会把电视频道调到重庆卫视，偶尔的城市宣传片片花会让快50的她双眼湿润：“我不敢说后悔，那我爸妈听了得多难过啊。我们这些三线人，一辈子就是国家政策的实验品，说要搞大三线了，让我们上哪儿就上哪儿；然后要锻炼知识青年了，我们一下又成农民了；结了婚了，国策又是计划生育了，我们又只能生一个了；到老了，遇到国家要减轻负担，该下岗的就全失业了……”李友翠的老继父在屋外听到女儿的话，叹了长长的一口气，拉着12岁的孙女陷入了沉默。 

 

　　被出卖的青春(三) 

 

　　大老刘和小老刘：只求子孙离开这里 

 

　　住在同一个单元的两位老人都姓刘，都有过从军的经历，都辗转过不少地方，最后成为了凯里人，也都至今说着标准纯正的家乡话。 

 

　　74岁的大老刘是河南人，解放前一直在西安，后来辗转到四川广元，建国后被分配到重庆的西南军区军械库的机修厂上班。小他几岁的小老刘，老家在四川绵阳，以中国第一代义务兵身份在朝鲜战场呆了3年，退伍后受到照顾就留在了绵阳赫赫有名的783厂。两位老刘的子女都挺多，不过留在凯里的只有两三个孙子孙女——由于083基地下属的厂矿搬的搬垮的垮，子女们几乎全部都外出打工去了。 

 

　　大老刘常常和原来工厂的老干部一起坐在太阳底下聊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发点儿不干痛痒的牢骚”，而小老刘每天雷打不动的动作是给家里几尊不同的毛泽东像擦灰抹尘。小老刘的身体虽然不佳，但记性很好，除了可以清楚说出自己“16军46师137团3营8连，战字信箱1811号”的军队番号外，连自己第一次踩上凯里土地的日期都从来没忘记，“那天是1965年的3月21号，我住在凯里州委招待所里。用了数年搞完几个厂的基建之后，1970年的12月24号，我又在083基地内从华联厂调到了262厂来。”自从知道自己原来呆过的绵阳783厂如今因为生产飞机黑匣子而效益极好后，小老刘就没停过后悔：“当时就是年轻，政治觉悟太高！” 

 

　　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中，小老刘最担心的是自小身体就不好的小女儿，他和老伴需要每个月从自己的退休工资里节省点儿，支援在凯里打零工的小女儿一家人。大老刘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大儿子与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了，可他始终认为“那也是要饭吃，每个月才一千块钱，在深圳那种喝人血的城市里，可不就是要饭吃吗？” 

 

　　两位老刘都觉得对不起子女，两位老军人一数起子女的现状居然都会哽咽不已：“让我们奉献我们就奉献，我们不怕。还好，国家没忘记我们这些老军人，今年还给我们涨了津贴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啊？四五十岁的军工企业的特种技术的工人，去哪里找工作养家啊？”让两位老人更无奈的是，虽然凯里的条件这么差，他们却无法让子女们回到家乡去，“我们都在这里，他们的根就扎在这里了，我们老了走不了，他们就得在这里陪着我们养老了。”小老刘说：“原来以为把我们的青春献了、终身献了就完了，结果不行，连我们子孙的青春与终身也被献在这里了。我只求孙子孙女们，全都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