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侨资合营企业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我拿着华南分局统战部的介绍信，到太平南路62号（现在是人民南路）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建公司）报到。这一天，在三十多年以后，我工作单位的人事部门告诉我，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应从这一天起计算。因为新商晚报是民办报纸，在报社工作这一段时间不计算在内。也就是说，我退休离开中国，工作了三十八年，按规定，退休金是我退休时工资的百分之九十五，每月的退休金实为一百三十一元。
华建公司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是黄洁、王源兴、薛两请、李祝朝、黄复康、施子卿几位印尼华侨出资与政府合办的公私合营企业，棣属省工业厅管理。公司董事长黄洁，副董事长王源兴，总经理杜伦，副总经理薛两清，贸易部经理李祝朝，财务部经理施子卿，工业部经理肖国藩，秘书处处长江穆。杜伦是公方代表，肖、江两位是民主人士。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由华侨投资的公私合营企业之一。公司开始创建时，就制订了完善的章程，最大的特点是对企业的盈利分配作了明确的安排，叫做”四马分肥” ，即利润所得税、 企业公积金、股东红利、职工福利基金 四项按规定的比例提成，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可以说，这样的安排包含着现代企业管理的元素。
华建公司初期的业务是进出口贸易，通过香港的代理商出口国内的土特产品换取外汇，进口国家需要的物资如医药原料和药品，也进口过一批手表供应给在朝鲜作战的部队，据说是配给营级以上的干部。公司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英国进口一套麻袋纺织设备，建设一间规模较大比较完善的麻袋厂。
我到华建公司工作，先是在秘书处管理文书档案。由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筹建麻袋厂的工作相当繁重，人员十分缺乏。公司成立了人事科，省工业厅调来部队转业的营级干部秦德夫当科长，调来部队转业干部郝继禄负责保卫工作，我被调到人事科 工作，管理人员调配。其间，从华东纺织工业学院要来一批毕业学生作为技术骨干，安排了一批参加过“土改”的干部，接收了一批因东南亚国家排华回国的难侨，并从社会上召收了一批工人。华建麻袋厂的建设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进展十分顺利，一九五三年就投产，当年就生产麻袋二十多万条。此后，公司又投资建设了清远华建糖厂，并购了徐闻糖厂。华建公司的发展，显示出当时经济政策的生命力。实行公私合营，是后来在城市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形式。应该说，华建公司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
华建公司是一个公私合营企业，一开始就实行薪给制，有别于当时政府部门实行的供给制。初到华建公司时，我就有五十元左右的工资，到一九五四年工资改革时，公司套用政府部门的标准，我的职级是二十二级，每月有六十元的收入。我到华建公司工作后，便开始按月给家里寄钱，帮助父母供养年幼的弟妹。同时，也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先后在公司买过两块手表，一块给了父亲，我自己留了一块；穿的、用的都比到广州初期好多了。此外，就是买书：象辞源、俄华辞典这一类的工具书和文学作品，也有当时必读的马、列著作。这些书籍相当多，在我离开广州到大连学习时，没有地方保存，便拿去旧书店卖了一部分，得八十多元。没有卖的，放在一位同事的家里。
我在华建公司工作了四年。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九五二年，由于国内战争影响而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中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了一九五四年，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各行各业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势头。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公司鼓励年青的干部学文化，学政治，学俄语。这一时期，我和许多年青的干部一样，生活充实，心情舒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我报名参加了省政府开办的干部业余中学高中部学习；每星期六晚，听公司请来专人教授的俄语课，另外安排时间到工业厅听苏联专家的俄语课。我喜欢苏联的文学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喜欢看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难忘的一九一八”“静静的顿河” 等等 。也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但没有完全读懂。我对学俄语的兴趣很大，靠着字典的帮助，曾经啃了大半部的俄语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过唱俄语歌； 一九五九年，我在大连学习的时候，还可以阅读和翻译一些简单的俄文资料。这以后，就没有接触俄语了，完全荒废了。
公司的业务进展顺利，很快有了盈利。按照公司章程的盈利分配方案，有一笔相当不错的福利基金。公司成立一个职工福利小组，让我当组长，小组商量后，给每个职工发了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金，并给每个职工一支进口的当时价钱相当昂贵的自来水笔（时值约三十元）。同时购买一批 公用的文化娱乐用品。 公司的物质条件较好，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公司领导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同事之间经常在节假日互相来往探访，包括董事长、总经理都与员工一起郊游、一起看电影、一起下象棋、一起跳交谊舞。从国外回来的同事，热情好客，有家庭的常常请我和单身的同事去作客，或者听音乐，或者玩扑克牌。那时，省政府所属各单位经常在周末开交谊舞会，公司也经常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女同事们都十分热心要教我，开始时，我有些拘谨，不太自然，但挡不住她们的热情，次数多了，也就跟著学跳慢三慢四步。可惜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为政治运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