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基督教是和平，宽容，逆来顺受的，这有圣经里“别人打你左脸，你伸右脸给他打”的言论为证。耶稣传教时期，同样面对罗马帝国的暴政，犹太人三番五次起来反抗，而耶稣则说：“把属于上帝的给上帝，把属于罗马人的给罗马人。” 耶稣数次阻止门徒对抗罗马人，直到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们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对统治者的迫害和屠戮一直是逆来顺受。圣彼得在被罗马人钉上十字架时是欣然赴死，而且还说：“我德卑望薄，哪里敢和耶稣一个死法，请将我头朝下钉。”公元331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基督徒终于用逆来顺受扛过了200多年的宗教迫害。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罗马天主教廷反而发展壮大，建立了凌驾于欧洲世俗权力之上的神权统治，欧洲大小封建领主都需要借助教皇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政权。手中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罗马教廷立刻变得霸气十足，打击异己的手段毫不逊色于罗马帝国。在绵延1000年的中世纪里，罗马教廷对思想的钳制异常严密，一般人稍有越轨就被打上异端的罪名，或遭囚禁或被烧死。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要腐败，到公元16世纪罗马教廷的腐朽统治达到及至，一场宗教革命正在酝酿当中。 1 革命军中马前卒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于1483年出生于德国埃塞尔本，18岁进入厄尔弗特大学学习哲学，在这里路德接触到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路德22岁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学成后进入厄尔弗特的一所修道院，立志做一个牧师。两年后路德取得了牧师资格，然后进入威腾堡(Wittenberg)大学教授神学。 这个时候发生的“免罪符”事件成为后来宗教革命的导火索。当时的勃兰登堡选帝候阿尔伯特为了让他信赖的人能够连任红衣主教，花了大量金钱对罗马教廷上上下下行贿，结果搞得几乎要破产。为了偿还债务，他向教皇提议，由教皇签发大量“免罪符”(Indulgence)，拿到他的领地兜售，销售收入他和教皇对半分，教皇另外还能得到1万金币的酬劳。教皇这时准备在罗马修建圣彼得大教堂，正苦于缺乏经费，于是和阿尔伯特一拍即合。 免罪符是罗马教廷为了创收搞的一项发明。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违反教规而犯有罪孽的人是要下地狱的，而免罪符则是一个由教皇签发，免除持有人过去所犯一切罪孽的证明。通俗点儿说，一个坏事做绝的恶棍，花钱买一张免罪符，死后就能进天堂。 教皇于是赶制大批免罪符，派人到德国各地兜售。本来免罪符只能免除过去的罪孽，可能到地方上促销搞过了头，变成了过去将来的罪孽都能一笔勾销，这简直是有钱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1517年夏天，一个名叫泰泽尔(John Tetzel)的修道士来到威腾堡附近的小镇布道，并推销免罪符。路德得知后大为震怒，他在几个月深思熟虑以后，于当年10月31日在威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他的95篇论文，打响了宗教革命的第一枪。 路德首先抨击罗马教廷凌驾世俗政权之上，教会不受世俗法律管辖，“为什么罗马的贪婪长期以来不被惩罚，以至于成为这个世间能见到的最可恶的强盗和窃贼？”他继而抨击只有罗马教皇才能解释圣经的说法，“很多基督徒都有坚定的信仰，纯净的心灵，和对圣经透彻的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能解释圣经，而要听从一个既无信仰也无见地的教皇？” 路德还抨击罗马教皇对各个教区事务的最终裁决权。“任何一群基督徒都有权利召开会议，决定自己的事务，而不受罗马教廷的干涉。”对各教区的牧师必须要由罗马教廷选派的规定，他反驳道：“一个教区的每个基督徒都有相同的权利被选为教士，如果有10个基督徒被流放到一个沙漠里，难道他们也得等待罗马派一个牧师给他们吗？” 路德对教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的规定也进行抨击，他认为强迫神职人员独身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是天主教某些教士腐化堕落，心理变态的原因(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存在)。“我认为应该给他们自决的权利，自己决定是否独身。”路德在这方面以身作则，当威腾堡附近一个修道院的12个修女找到路德，要求离开修道院时，路德很快为她们找到了丈夫，并自己娶了其中的一个修女，从此开了新教教士结婚的先河。 路德不但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有一个相当精明的政治头脑。他很小心地避免把矛头直接对准教皇，而是声称教皇被蒙蔽，不知道或无法控制底下的腐败现象。他利用当时德国各诸侯普遍对罗马教廷的憎恨情绪，专门写文章号召他们，发扬日尔曼民族的自豪感，他写道，“日尔曼民族的主教和诸侯们，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有责任保护你们的人民，保证他们免受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指罗马教廷)的侵袭。” 路德的思想如同一颗火种投进干枯的草原上，迅速燃起燎原之火。德国上下从诸侯到平民如饥似渴地阅读路德的文章，到1523年，路德的文集被重复印刷了1300版，发行了30万本。罗马教皇暴跳如雷，屡次召路德到罗马觐见，路德都以各种理由推辞，躲在萨克森选帝侯腓得烈的城堡里。这样拖到1530年，路德和他的追随者终于创立路德教派，正式宣布脱离罗马教廷。 路德的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受路德的影响，法国人约翰-加尔文以日内瓦为中心创立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遥相呼应。加尔文的思想和路德同出一辙，区别在于革命性更强，同罗马的决裂更彻底。在路德和加尔文的共同努力下，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终于在欧洲奠定基础，准备和天主教一争长短了。 2 一怒冲冠为红颜 新教在英国的发展最富有戏剧性。英国本来是天主教的一个重镇，历代英王都紧紧追随罗马教皇。1512年，为了把法国势力赶出意大利，教皇纠集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神圣同盟(Holy League)和法国作战，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加入了这个同盟，并出兵攻打法国。当路德在德国发动宗教革命时，亨利八世亲自撰文，反击路德的新教思想，为罗马教廷和天主教教义辩护，因此深得教皇欣赏，被赐予“信仰卫士”(Defender of Faith)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直到今天都在被英国王室使用。 这样一个天主教的重镇，加上这样一个忠贞于罗马教廷的国王，英国如何会最终沦陷到新教手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是因为一个女人。 亨利八世是亨利七世的次子，他的哥哥亚瑟，也就是当时的王太子，娶了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为妻。但亚瑟早死，无缘继承王位，为了确保自己的女儿成为王后，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迫使亨利八世娶了他哥哥的遗孀。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君主，一生有六位妻子。他和凯瑟琳在结婚之初还算和睦，但后来就渐渐移情别恋。1527年，亨利八世结识了安-伯雷恩(Anne Boleyn)，立刻坠入情网，无法自拔。安-伯雷恩看准机会，提出扶正的要求，不带上后冠绝不罢休。 亨利被情欲冲昏头脑，一门心思要打一场离婚官司。在当时的天主教社会，离婚是不允许的，国王也不能例外。如果要离婚，除非能证明婚约一开始就无效，或者配偶通奸，否则只能由教皇发特准令(Dispensation)。亨利先试图证明和凯瑟琳的婚姻是被强迫的，所以无效。但亨利和凯瑟琳已经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女(即后来的玛丽女王)，强迫是解释不通的。亨利又和他的近臣串通，让大主教渥翰(Warham)声称怀疑凯瑟琳和别人私通，生下玛丽，要凯瑟琳出席一个听证会澄清事实，结果因为渥翰不肯合作而作罢。这样亨利只能寄希望于教皇的直接干涉，解除他和凯瑟琳的婚约。 教皇左右为难，他不想得罪亨利八世这样一个盟友，但凯瑟琳的娘家西班牙更加得罪不起，况且亨利的要求确实太过分。凯瑟琳的申诉信这时也到了罗马，在罗马教廷中传看，得到了大多数红衣主教的同情。教皇于是下决心拒绝了亨利的要求。 亨利八世恼羞成怒，决心一意孤行。这时正好大主教渥翰知趣地死掉，亨利任命他的佞臣克兰莫(Cranmer)出任大主教。克兰莫当即宣布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剥夺凯瑟琳一切头衔。英国议会也通过法案，禁止任何人向罗马教廷上诉这项裁定。亨利终于得偿所愿，正式立安-伯雷恩为王后，同年安-伯雷恩产下一女，也就是以后的伊利莎白一世女王。 教皇于是发布“驱逐令”(Excommunication)，将亨利八世开除出天主教会。亨利也针锋相对，操纵议会立法废除罗马教廷的一切税赋，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另行成立“英国教会”，而英国国王是这个教会的最高首脑。这就是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的来源。 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并不是因为他信仰新教。恰恰相反，亨利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个时期的英国教会在教义上和天主教一模一样，只是不承认罗马教皇。由于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使其自然而然成为新教的盟友。这个时期大批路德和加尔文教士来到英国传教，使英国新教势力大大增强。亨利八世一怒冲冠为红颜，同罗马教廷决裂，引新教势力进入英国，最终使英国成为新教国家，活脱脱就是英国天主教的吴三桂。 1535年，亨利八世派人到德国和新教教会联系，次年，新教方面派遣三位资深教士来到英国，提出新教的基本教义，希望英国教会采纳。亨利对前13条都接受，但死守天主教的底线“教士独身”和“圣徒祷告”等等决不让步，让新教代表失望而归。这样英国教会完全新教化要等到伊利莎白女王时代才得以完成。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留下3个继承人，两个是新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这注定了英国此后要经历十几年的腥风血雨。首先即位的是爱德华六世，他全面接受新教教义，对天主教进行压制，他在位6年后病逝。排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姐姐玛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即位后，天主教势力反攻倒算，捕杀大批新教人士，在短短4年间有277人被烧死。玛丽女王于是得到“血腥玛丽”(Bloody Mary)的称号，青史留名。 1558年，玛丽病逝，著名的伊利莎白一世女王终于闪亮登场。伊利莎白女王有着和她父亲一样的固执，但又具有他父亲没有的精明的政治头脑。伊利莎白女王上台后对内恢复爱德华六世时代的英国教会定制，但禁止宗教迫害和报复。对外扶植新教新兴势力，出兵荷兰帮助当地新教徒摆脱西班牙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在伊利莎白女王治下，英国逐步成为欧洲强国。 当时西班牙仍然是公认的欧洲超级大国，天主教世界的顶梁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回到天主教大家庭，对英国一直采用怀柔政策。但在伊利莎白女王派兵援助荷兰以后，菲利普终于明白伊利莎白是不会回头了。为了替罗马教会拔除伊利莎白这颗眼中钉，同时消灭西班牙殖民事业的一个竞争对手，菲利普决定入侵英国。 1588年5月30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 包括130艘战舰和25000名士兵 – 扬帆出海，向英国驶去。全欧洲的新教徒都惊恐不安地关注着这场战争，担心英国沦陷于西班牙之手。结果英荷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击败无敌舰队，从此西班牙拱手让出欧洲强权的地位，逐渐没落；而伊利莎白女王成为整个新教世界的大救星。在伊利莎白女王长达45年的统治下，英国教会终于彻底成为新教的一员。 3 巴黎碟血记 十六世纪上半叶新教发展初期，欧洲相对平静，但这种局面是注定无法维持的。随着新教势力扩张，越来越多的欧洲贵族和诸侯加入新教，把世俗权力斗争搀入宗教争端，结果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上半叶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爆发多次战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杀戮，血流成河。 战争首先在法国爆发。1559年，15岁的弗朗西斯二世即位法国国王，而他的母亲，王太后凯瑟琳-麦迪西(Catherine de Medicis)成为摄政王。凯瑟琳王太后是法国历史上类似慈禧的一个人物，是公认的宫廷阴谋家。她的三个儿子弗朗西斯，查理，和亨利相继成为法国国王。凯瑟琳是“大预言”的作者诺斯特拉丹穆斯(Nostradamus)的保护人，使他免遭罗马教会的迫害。据说凯瑟琳曾经向诺斯特拉丹穆斯问她三个儿子的前程，诺斯特拉丹穆斯直言相告，说她的三个儿子都会成为法国国王，但他们也都会死在她的前面。 由于国王年幼，法国势力最强的三大家族开始争夺对法国的控制权。三大家族中，基斯家族实力最强，也是铁杆天主教徒。波旁家族和查蒂庸家族则处于政治的目的支持新教。凯瑟琳王太后很快发觉基斯公爵是对她和她的儿子有直接的威胁。为了取得三大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凯瑟琳开始扶植波旁和查蒂庸家族，并支持新教在法国的发展。弗朗西斯二世在位一年就病死，他的弟弟查理即位，史称查理四世，王太后凯瑟琳依然摄政。1562年，凯瑟琳颁布“宗教宽容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确立新教在法国的合法地位。这个法令激怒了以基斯公爵为首的天主教势力。 基斯公爵在前往其领地的路上，经过香槟省的一个小镇瓦塞(Vassy)，临时决定去教堂听弥撒。基斯公爵的随从和附近礼拜的新教徒发生争吵，有人报告基斯，他于是率领卫队袭击了这个新教教堂，将里面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杀个干净。瓦塞事件震惊了法国的新教徒，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并向波旁和查蒂庸家族求援。波旁家族的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e)联合其他同情新教的贵族，出动军队占领法国主要战略要地，法国宗教战争于是爆发。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36年，三大家族的重要人物都先后在战争中丧生。 法国宗教战争中最震惊世界的一幕是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法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内战，基斯公爵和孔代亲王都已经战死。此时法国新教的领导人物是来自查蒂庸家族的科里尼海军上将(Admiral de Coligny)。这一年，凯瑟琳强迫她的女儿玛戈嫁给新教的领导人之一，波旁家族的亨利，以促进宗教和解。婚礼在8月23日，也就是圣巴托罗缪日举行。新教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到巴黎参加婚礼。 国王查理其实内心倾向新教，他也非常希望借助这次婚礼开启宗教和解的大门。为了保证科里尼的安全，在科里尼住所门口派了卫兵，并把新教方面前来来观礼的贵族们安排住在科里尼的周围。这个安排后来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婚礼的前一天，科里尼在会见完国王后返回驻地时遇刺受伤。巴黎城里的新教徒群情激愤，走上街头，要求国王伸张正义。这时科里尼的随从劝他离开巴黎，科里尼拒绝了，认为这样显得对国王不够信任。巴黎新教徒的示威吓坏了国王查理和王太后凯瑟琳，他们错误地判断新教徒即将暴动。婚礼结束的当晚，凯瑟琳在卢浮宫召集亲天主教的贵族，决定先发制人，乘新教领导群汇集巴黎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国王查理性格懦弱，耐不住凯瑟琳的软硬兼施，只得同意。 第二天凌晨，一队士兵冲进科里尼的住所，将科里尼从床上拖起来一刀刺死，然后把尸体从窗户仍到大街上任人践踏。住在附近的其他新教贵族也都被杀。虽然大屠杀最初的刽子手是国王的卫队，巴黎的天主教市民以为是国王下令铲除新教，也开始大肆扑杀左邻右舍的新教徒，整个巴黎城立刻成为人间地狱。新郎倌亨利和40名随从躲在新房里，都没能躲过去，40名随从全部被杀，亨利被拖到国王面前，被迫发誓改信天主教，才得以幸免，然后在监狱里呆了4年。大屠杀象瘟疫一样从巴黎扩散到各省，直到三个月后才平息，总共超过10万新教徒遇难，塞纳河里浮尸累累，堵塞了河道，以后好几年塞纳河的鱼都没人敢吃。 大屠杀也震惊了国王查尔斯和王太后凯瑟琳，他们只是想除掉科里尼，并不想殃及无辜，谁知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事后为了亡羊补牢，凯瑟琳让司法大臣罗织新教谋反的罪状。教皇得报后，下令在罗马全城燃起篝火，通宵达旦地庆祝。这次大屠杀消灭了整整一代新教的领导核心，从此法国新教开始逐渐衰微。 查尔斯四世于1576年病逝，他的弟弟即位，史称亨利三世。新国王一心想平息法国的宗教争端，结果和基斯家族为核心的天主教同盟发生冲突，在1589年春天被赶出了巴黎。亨利国王找到他的姐夫波旁家的亨利，准备结成同盟打回去。还没来得及发兵，亨利三世就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修道士刺杀。凯瑟琳在看着她的三个儿子一一死去后，也于同年秋天病故，终于应验了诺斯特拉丹穆斯的预言。 30年的内战和屠杀，使法国具有继承权的贵族大为凋零，波旁家的亨利因为是已故国王的姐夫，得以即位法国国王，是为亨利四世，开始了绵延200年的波旁王朝的统治。法国人打了多年的内战，人心向往和平，亨利四世抓住这个机会，发布南特法令(Edict of Nantes)，承认信仰自由，顺利的结束了法国的宗教战争。法国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在以后的宗教战争中都站在新教一边，这大概和亨利四世的新教出身有关。 4德意志双雄会 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宗教战争，也是最后一次宗教战争。这场战争的策源地在德国。德国当时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是由360个独立的城邦组成，其中奥地利公国地域最大，实力最强。在新教传播的过程中，大约一半的德国诸侯皈议了新教，一时间不同信仰的德国诸侯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保证帝国的和平，1555年罗马教廷和德国各诸侯签订了“奥格斯堡条约”(Treaty of Augsberg), 条约承认路德教派在德国的合法地位，以及德国各诸侯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不知何故，奥格斯堡条约没有将加尔文教派包括在内，而加尔文教派在16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发展迅猛，这为日后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1618年，隶属奥地利公国的波希米亚爆发起义，推翻了斐迪南大公在当地的政权，转而推举信奉新教的帕拉丁侯爵腓得烈五世为他们的君主，三十年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初期波及的地区仅仅限于德国国内，但很快象滚雪球一样，将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卷了进去，结果演变成为一场欧洲大战。在这场混战中，同属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组成天主教阵营的核心，加上一些德国南部的诸侯，如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新教方面先有德国北部的一些诸侯如帕拉丁的腓得烈五世，后来荷兰，丹麦和瑞典陆续加入，英国没有出兵，但提供财政支持。法国在战争初期态度暧昧，以待渔翁之利，暗中则支持新教阵营。 在三十年战争这个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领衔主演只有两个人：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和古斯塔夫(Adolph Gustav)。此二人都是百年不遇的军事奇才，在各自的阵营里都扮演着力挽狂澜的角色，他们两人在吕岑战役中史诗般的对决，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最壮丽的一页。 华伦斯坦出身捷克贵族，本来信奉新教。为了功名，他投入奥地利军队，很快成为一位名将。三十年战争爆发后，华伦斯坦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不要斐迪南大公一分军饷，完全靠掳掠补给。他指挥这支军队从布拉格打到莱茵河，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德国北部几座新教重镇，使新教阵营惶惶不可终日。 华伦斯坦的政治才华其实超过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异类，因为他的眼光早已超出了宗教争端的局限，而完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审视这场战争。那个时代有这种眼光的人除他以外只有一个法国首相黎塞留。在斐迪南之流的眼中，这场战争纯粹是为了替天主教收复失地，而华伦斯坦却认为这是一个统一德国的天赐良机。华伦斯坦的理想是通过战争削弱德国大小诸侯，最终将德国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统治之下，而自己出任这个大帝国的首相，领导德国角逐欧洲霸主的地位。华伦斯坦的想法和二百年后的俾斯麦不谋而合，只可惜华伦斯坦没有俾斯麦的好运气，俾斯麦遇到威廉一世这样的英主，得以成就霸业；而他守着斐迪南这个平庸之辈，只能徒唤奈何。 华伦斯坦的大军在德国连战连胜，新教阵营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急切盼望一位救世主的出现，能够挽狂澜于即倒，拯救新教世界。1630年7月，这个救星终于出现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领军4万横渡波罗的海，在德国北部登陆。 与华伦斯坦相比，古斯塔夫在政治头脑上有所不及，但他是公认的古往今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曾经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人相提并论。他强调战役机动，重视炮兵的作用，可以说从克劳塞维茨到拿破仑欧洲几代军事家都是他的学生。古斯塔夫也是古今英明君主的典范。他对朋友忠心耿耿，对敌人慈悲为怀，是一个有高尚信仰的人。他善于任事，更善于用人，对士兵关怀备至，对部下推心置腹，所以他在军中的威信是无以伦比的。 当时瑞典是一个欧洲小国，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尚不足德国的十分之一。古斯塔夫深知瑞典缺乏战略纵深，与其坐等敌人打上门来，不如主动出击，将战火烧到敌人的土地上。由于面对强大的敌人，古斯塔夫知道自己此番征战凶多吉少。在出征前，古斯塔夫召集群臣，双手托起4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对大家说如果此行不能生还，则恳请诸位尽心辅佐这未来的瑞典女王。群臣凛然受命，而他的王后艾列诺拉 (Eleonora) 则在一旁黯然泪下。这个场景被绘成一幅油画，现存于瑞典王宫内，让无数后人能够细细体味那一刻“壮士一去兮不复反” 的悲壮。 古斯塔夫进入德国时，正逢华伦斯坦由于功高盖主，受斐迪南猜疑，遭到弃用。古斯塔夫的对手是奥地利军统帅，72岁的宿将提利(Tilly)。1631年9月，古斯塔夫在德国莱比锡附近的布雷顿福德村和提利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年春天，古斯塔夫在李赫再次击败提利，这次提利受伤不治而死。古斯塔夫随即横扫莱茵地区，攻克法兰克富和慕尼黑等重镇。到这个时候，古斯塔夫已经成为新教徒心目中的战神，是维系新教阵营的精神支柱。 提利一死，斐迪南无人可用，只得再次起用华伦斯坦。华伦斯坦避免和古斯塔夫会战，即使被迫对阵也必取守势。在纽伦堡，华伦斯坦通过出色的防守小挫古斯塔夫，然后撇开古斯塔夫去攻击他的盟友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古斯塔夫到处追逐华伦斯坦，终于在吕岑(Lutzen)将他堵住，逼迫他接受会战。这次华伦斯坦依然取守势，虽然他兵力多过古斯塔夫一倍。古斯塔夫率军在大雾中进攻，一度夺占华伦斯坦的中央炮兵阵地。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古斯塔夫亲率骑兵冲锋时，在浓雾中和大部队失散，结果误入奥军阵地，身中数弹毙命，年仅38岁。瑞典军队失去主帅，非但没有溃散，反而不顾一切地疯狂进攻，奥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退。瑞典军队抢回古斯塔夫的尸体后，也无力追赶，吕岑会战就这样以瑞典惨胜结束。 也许真的是天妒英才，欧洲最耀眼夺目的一颗将星就这样意外地陨落了。项羽死前曾矫情地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过也！”这句话用在古斯塔夫身上才最为贴切。古斯塔夫临终前，是否也有壮志未酬的慨叹？古来征战几人回，军人战死沙场是最好的归宿，古斯塔夫丧生于华伦斯坦这样的对手手中，虽然很可惜，但也不算辱没了他。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倘若古斯塔夫不意外死于吕岑之战，他会最终击败华伦斯坦，以他的威望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日尔曼民族国家，而这场宗教战争也会在1632年就告结束。吕岑会战造成一个僵局，战争又持续了15年之久。瑞典在首相奥克森斯特纳(Oxenstierna) 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古斯塔夫的既定方针，才避免了新教阵营的崩溃。 古斯塔夫死后，7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继位，她也是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克里斯蒂娜成长在一个新教宫廷，她鬼使神差地对天主教义发生兴趣，渐渐发展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28岁那年，克里斯蒂娜不愿再偷偷摸摸地信仰天主教，她将王位让于堂弟查理，一个人远走罗马，更名改姓，专心致志于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艺术的研究。克里斯蒂娜于1689年在罗马去世，遗嘱将数量庞大的藏书赠送给罗马教皇。很多人认为克里斯蒂娜是为情所困，心灰意冷，才避居罗马。好莱坞1933年拍摄的电影“瑞典女王”(Queen Christina) ，由大名鼎鼎的冰美人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主演，就是这样演义的。 吕岑会战以后，华伦斯坦认为统一德国的时机已到，应该着手和新教方面和谈。头脑僵化的斐迪南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於是华伦斯坦干脆撇开斐迪南，单独和瑞典，法国以及德国各新教诸候议和。华伦斯坦的这种举动激怒了斐迪南，他再次夺了华伦斯坦的军权，接着又治了他一个叛国罪。1634年2月，华伦斯坦手下的几个军官被斐迪南买通，杀害了他。 1636年，法国认为时机成熟，正式加入战争，向精疲力竭的西班牙和德国莱茵地区的诸候提出领土要求。为了对抗法国，德意志各诸候居然抛开宗教纠纷，组成一个短命的反法同盟，至此三十年战争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宗教涵义。1648年，在法国的斡旋下，欧洲各国签订西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正式结束了战争。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条约和1555年的奥格斯堡条约大同小异，唯一区别是承认了加尔文教派的合法地位。 总结三十年战争，罗马教廷和德国是大输家。罗马教廷永远失去了欧洲的宗主权，从此在欧洲政治中沦为配角。作为主战场，德国人民深受战乱之苦，人口在30年间减少一半，许多名城变为一片废墟，经济倒退了数百年，成为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地区。这场战争的赢家首推法国，法国从德意志和西班牙手中取得大片领土，构成今天法国的版图。此后法国正式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新霸主；荷兰经过几十的奋斗，终於获得民族独立，进而发展成为欧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北欧的瑞典也跨入欧洲强国之列，确立了在波罗的海的霸权，不过瑞典的强盛将只是昙花一现，1709年波尔塔瓦之战中瑞典惨败给俄国，从此归于沉寂，逐渐退出了欧洲的角逐。 5 结语 马丁-路德在1517写成的宗教革命檄文，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以后长达百年的新教革命，摧毁了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在精神上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政治上催生了一批民族国家。三十年战争以后，新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为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利的工具。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思想获得解放的欧洲人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另一方面看，罗马教廷在欧洲1000年的神权统治，使欧洲得以维持一个大体的和平局面。在这个所谓的“中世纪” 里，无论权力斗争还是民族纠纷，都被置于罗马教廷神权至上的大框架下得以解决。宗教革命以前，欧洲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三十年战争这样规模巨大，血腥残酷的冲突；宗教革命以后的三百年中，欧洲将经历多次大规模冲突和战争，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地血腥和残酷。打破罗马教廷宗主权桎梏的欧洲人，理所应当地庆祝他们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他们不知道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在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