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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那缤纷的往事-“英雄母亲”传 东无风
(2008-10-19 19:55:14)
下一个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幼年所能记忆的东西,几乎没有温馨可言,反到是充满了灰暗的情景和印象。
到目前,我没有16岁以前的照片留做纪念。不是没有,是没有人替我保存。
不知道别人最早都能记得什么时候的事情,反正我对3岁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想起来。也许是家庭的特殊,也许是有些事情对我的大脑产生了足够地刺激,才让我能记得那么早的事情,回忆起来总是历历在目……
多次提到“特殊”的家庭,常人难以想象到。
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能足够理智地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依然心存着怀疑,我和我弟弟是否是母亲亲生!因为,母亲在打骂我们的时候,是不择手段和伤害程度地。
当年,每个家庭都很困难,屋里地摆设都很简单。但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鸡毛掸子。可我的家里,却从没有那个东西,即使母亲心血来潮,偶尔买一个,也不会用到两天。她会用她方便地抽打我和弟弟,当然还包括后来出生的两个妹妹,而不是用于真正的用途——掸扫尘埃,掸子很快就会因为打我们兄妹而折断。其它的什么刀子、剪子,劈柴拌子等,都是她地打人工具。我们兄妹以及父亲等人无不是伤痕累累。
母亲还会骂人。她是安徽人,口音至今也没有改变多少。发音很“侉”,很难听,骂人时更难听。虽然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但骂人却是三天不会重复一句。骂得那个呵碜(难听),常人无法想象。后来的几十年里,也见到过许多的泼妇,但感觉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和母亲比都差地太远。不是成见,到目前,听到安徽的口音都是从内心里讨厌。
我生长的那个林业局不太大,只有8万多人口,几乎人人都能认得她。外人管她叫“疯子”。熟悉的人不好意思叫,就叫她“半疯”。亲属不敢提“疯”字,就叫她“英雄的母亲”。红卫兵叫她“钢铁保皇派”。
保皇派的名字可是有来头地。
我5岁那年,正是“文革”初始阶段。在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该打倒的全被打到后,懦弱的父亲也成为被打倒对象。
清楚地记得有几个男同学,都是16、7岁左右,有的还是邻居,平时经常到我家去,尽管母亲经常地骂他们。突然间就翻了脸,在一个早晨将父亲带走并给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那天早晨正好母亲没在家,但很快就回来了。问清楚怎么回事后,也没说什么。她到厨房取了把菜刀,又到商店买了一把,就直接到了派出所,让把她的名字先注消了。弄的派出所同志(那时不叫警察)莫名其妙,以为她又和邻居打架了,已经是习以为常,所以也没当回事。然后,她拎着两把菜刀就到了街里,到了正被游街的父亲前面。一脚一个,将两个押护的红卫兵小将都踹爬下了,将父亲头上的高帽子也踢飞了。然后对着红卫兵们喊:“谁敢动我老爷们一根汗毛,我让他立个旗杆”。她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人的,红卫兵们都认识她,都知道她的疯劲可不是装的。她的菜刀会随时砍向任何敢于挑衅的人。
我们家每年都杀猪,杀的时候,她从不让别人帮忙,甚至是父亲都吓的躲得远远的。她用脚踩着猪,一刀就能杀死。因为院子小,杀的时候都是在当街,所以看的人很多,也都知道她的“狠毒”。那些红卫兵更知道,她连自己的子女和丈夫都敢拿刀砍,还能在乎砍别人。后来,在她60多岁的时候,还真的用刀砍了人,这是后话。当时,那些个“小将”们吓的屁滚尿流的跑了。钢铁保皇派的名字也在红卫兵内部传递,后来有支左的部队人员还专门到我家去,对待母亲的态度非常好。说也怪,平时胡搅蛮缠的母亲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听得他们很佩服。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被斗过,连平时经常欺负他的同事也不敢再欺负了。父亲也因此平安的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要知道,和父亲同年组的四名教师,除父亲外,两个残的,一个上吊死了。
母亲生平有几句“名言”:
1、我的孩子我可以打死,但别人不准碰半个指头。
2、我死了,骨头渣子也能蹦三尺高。
3、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好吃的我先吃。
4、和尚没儿也没见到倒埋的,我还有侄男(儿)侄女呢(意思是儿子女儿都死了也不怕)。
母亲很懒,懒得出奇。
我清楚的记得,从我6岁起,家里的饭就是我做的了,只要我在家。母亲在打完扑克后来是打完麻将后,都会开开窗户,大喊一声我的名字:“LB做饭了!”,以至于邻居喊我的名字时,都不自觉的,或者是开玩笑的加上一句,“做饭了!”。
早晨的饭一般都是父亲做,到午间和晚间,如果我上学或者其它原因不能做饭,她也会利用手中仅有的钱去饭店买现成的。等以后我家的条件逐渐的改善后,她更是顿顿去饭店要菜,然后顿顿喝酒,而且是喝的60度白酒。
母亲喝白酒每顿半斤以上,不喝酒不吃饭,多数是只喝酒不吃饭。有菜喝,没菜就着辣椒也能喝。她还有个习惯,中午和晚间喝酒在大门外喝。我家就在主干道的路边,门口是个排雨水的小木桥,桥两边是木栏,相当于板凳。她就坐在那上面喝,只要天气允许。所以,我们家中午或者晚间吃什么菜,估计全区的人都能知道。
母亲非常的蛮横,蛮横的无法无天。
她敢骂任何人,敢说任何话。她喜欢打扑克,后来是打麻将。打扑克的年代不赌钱赌烟卷,按棵赌。她赌只能赢,赢了就请牌友吃饭,输了就骂人。后来她就总赢了,开始赢的都是烟。本来父母都不吸烟,结果赢了许多的烟,他(她)们就学会了抽烟。打麻将赢的钱总是不够请人家吃饭的钱,家里人都提醒她,可她不信,依然故我,一直到现在。在我只有四、五岁时,就看不惯母亲歪叼个烟卷走在大街上的丑态,也就波及到对所有抽烟的人都很反感。到后来成人后,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吸烟人士。
胡搅蛮缠、打邻骂舍、疯疯颠颠……几乎所有的贬义词语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但她却有种本事,那就是讲歪理。能给你论古道今的讲,尽管有时明知道她的是歪理,也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我们区的派出所历代警员包括所长,都领教过她的没理也能讲出三分理的本事。一般,她要是和邻居或者是父亲发生了“流血事件”到了派出所,所里的人都是能跑的就跑,能躲的就躲。因为拿她实在是没办法,她总能把错误讲成是见义勇为似的壮举。对方也被她讲的无话可说。
其实,母亲也有其善良的方面,但表达方式也总是另类。见到乞丐(那时乞丐很少),特别是安徽的肯定往家里领,将能拿出的吃的都给人家。邻居家有个80岁的老太太,整日的哼哼。她变着法给人家买吃的东西,然后还大吵大嚷的让周围的人都知道。惹的老太太的儿媳妇背地里总骂她,说她破坏人家婆媳的关系。一天她不知道怎么想的,将家中过时的衣物都包起来,并乐颠颠的送到一个残疾人家里,结果那个残疾女人比她更横,连骂带推的给扔了出来,并说她是瞧不起人,笑话人家穷。这件事情对她刺激较大,以后再不敢随便的送人旧衣物了。
对于母亲,我们兄妹曾经怀疑其是精神有问题。后来真的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了三个月。说是治疗,实际上是医生们包括患者,每天例行的听她海阔天空的讲故事了。据说,她没有被打过一针,给她的药也都被其喂给了其它的病人。后来医院不敢留她治疗了,说是正常人住精神病院要担当责任的,她很正常。
对于母亲的怪异性格和暴戾行为,除了用其出身特殊解释外,再没有解释理由了。
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不知道怎么又过继给了另外一个地主家庭。两个地主家庭养着她,惯着她,让她为所欲为。她自己说的,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她就蹲在道边的树上,见有人来了,就向人家身上浇尿,都是敢怒不敢言。也就是这样,培养了她的非正常人格。什么道德、什么法规、什么规矩等,在她那都是零。
小孩哭了,大人马上提起她的外号,孩子立码不哭。这绝对是真实的。可就是如此,她身边总不乏捧她臭脚的男男女女,这种现象持续到至今,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我们兄妹从小都在盼望着几件事情:一是她能早点死;二是她能和父亲离婚;三是她能回娘家永不再回。
但一件也没有达到,这就是我们兄妹的宿命,特别是父亲。
在母亲的身上反映着很矛盾的东西,有着许多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情。我只是顺便的提及她罢了。因为我说的是我儿时的印象和往事,在此毫无伤害之心或声讨之意。
人都说一个人的成长和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能受到环境的影响和熏染。在我的特殊家庭里,也许就应该培养出流氓、无赖等有着非正常人格的子女。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们兄妹都很懂事,都在极力的摆脱着母亲的影响。
从我懂事起,就带领着弟弟后来还有妹妹们,和母亲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和母亲有过正常人的交流。几岁的时候,就毫无畏惧的迎着她砸向我的任何“武器”,我总在心里想,死了也无所谓,死就死吧。不知道那么小的年龄哪来的勇气,我清楚的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母亲结束生命,但毫无反悔之意,直到我离开家乡。
特殊的家庭环境,反倒培养了我们兄妹自主、独立的坚强性格。
从我懂事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也让弟弟和妹妹们知道,我们要努力奋斗,要离开这个家,要离开伊春。后来的实际情况真的如了所愿,我们兄妹四人全都离开了家乡,在它乡站住了脚,谋得了生路。然而,虽然路途很远,母亲依然在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打击和”迫害“。
到我的单位里,到妹妹的家里滋事、漫骂、砸东西、上法院诬告我们兄妹等等……她说了一句话:“你们到了月亮上,我也能追去!”,看来,即使离开中国也逃不掉母亲的手掌心了。虽然我们兄妹们对其恨之入骨,但骨子里受的都是传统教育,永远的知道尊长的道理,因此,从没有与其对打、对骂过,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她的“高消费”。也可能正是如此,才助长了她的怪异性格日益严重。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人的出生无法选择,能生长在这样的特殊家庭里,是我们兄妹地不幸,可也培养、造就了我们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性格。还有就是能不时地反思,并寻找正确地教育方式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这特殊的家庭环境何尝不是上天特殊赐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