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５周年
作者：青春中国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一直想写点什么纪念他。
我生于1976年周总理的追悼会后，有幸与毛主席短暂地同时代。我们这一代“70后”的人，既有新时代的开放视野，又有传统的理想情怀；既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直接恩惠，也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直接“迫害”，相对而言，能够比较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他的思想。
总的来说，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对任何极端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思想都有所警惕。回顾我2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大至经历了一个“非毛”——“疑毛”——“中立”——“拥毛”的过程。
80年代中小学时代，对毛的看法属于“主流”——“非毛”，不外乎《决议》中的评价。所谓“非毛”并不是反毛，而是冷却、淡化毛，尽量从思想中淡出。我对于毛在建国前的功绩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有点不理解他建国后所犯的一些“错误”。而当时的思想界，拥毛的“极左”思潮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甚至负面的地位。
第一次和毛的亲密接触是上中学时，1991年，参加学校组织的长征组歌大型合唱。第一次对毛诗词、歌曲有了全面的感性的认识，体会到毛诗词的艺术魅力和思想魅力。
1992年上大学后，进入“疑毛”阶段。在我所学专业——哲学中，基本上是西化占主流，对毛思想的研究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我一直想搞清楚一大疑问：为什么毛这样一个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几乎没有失误过的伟人在建国后一次次犯“错”，一次次反“右”，甚至到晚年不惜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为代价发动文革？他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私利吗？即使从最坏的角度推理，他已经处于个人威望的顶峰，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个人的私利去打击私敌。更何况，从他的一生看，他始终是站在广大民众立场上的，你可以说他好心办坏事，但绝不能否认他的为民的好心。为了解开这个疑问，看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资料，重读了毛的一些著作，虽有一些深入了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惑。
90年代末以后，进入“中立”阶段。我开始走上标准的“学院化知识分子”的道路。看的书很多，接受的思想很杂，同时也坚持对现实的关注。那时的思想倾向基本可以概括为“情感上倾向右，理性上倾向左”。在情感上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还抱有幻想，在理性上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道路和文化主流思潮危害无穷。促成我这种思想倾向的有两个关键事件，一是理论的。视野更加开阔，从盲目崇拜西方思想，开始转向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不再那样偏激地反对。对盲目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的所谓“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反感。
二是实践的。2000年我参加了博士生实践团赴湖北省孝感市学习考察中小企业改制问题。那时流行“抓大放小”、“一卖就灵”，就是把所有能卖能送的国有企业都卖掉送掉。看到各级地方官员把国企一卖了之做为唯一的政绩，看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看到因此造成的严重劳资对立、官民对立和其他社会矛盾，我非常震惊。难道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牺牲大多数工人的利益而满足少数管理层和政府部门的利益？难道这仅仅是改革的“代价”？我第一次对这样的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再加上这一阶段国际形势的变化，认清了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之名行霸权奴役之实的真面目，认识到毛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的重要性。
此时，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三人关系非常好，但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一个是典型的左派，拥毛而反邓，一个是典型的右派，反毛而拥邓，而我是中立派。几乎每次三人在一起讨论都要涉及到对毛邓的评价，一个坚持说毛好，一个坚持说邓好，而我则两头说好，两头不讨好。
大约是06年后，我的思想从“中立”转向“拥毛”。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做全球化和信息化问题研究，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理论和现实，对中西文明的新时代的关系走向，对中国建国后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我发现改革开放前30中国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建设成就远远高于“主流”的评价，特别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重大的自主性的科技、工业、国防建设成就超出改革开放后30。改革开放后30“民”的确是富了，物质财富的确增加了，但涉及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一些成就却明显减少，社会公共事业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退步（如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伦理精神价值更是逐步堕落。
二是读到一篇吕加平的关于反思WG的文章。从全新角度解读了毛发动WG的动机、背景及效果。主要结论有三点：WG粉碎了美苏两霸企图毁灭中国的野心；粉碎了国内的“走资派”的企图；通过大民主锻炼了民众反击“走资派”的能力。这篇文章尽管有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它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推理、求实的态度和新颖的结论回答了我对毛和文革的基本疑惑。
三是08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从314到四月圣火风暴中，我看到西方国家的丑恶嘴脸，从“主流精英”最后的疯狂中看到他们如何从人民的代言人转向人民的对立面，从国际粮食危机、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中看到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集团利益斗争的险恶。彻底击碎了我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幻梦，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新左派”、毛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我的那位右派朋友，去年还为美国打伊拉克的合法性与我激辩的朋友，昨天给我发邮件，宣布与极右派决裂。“不是左派有多好，实在是右派太坏了！在茅于轼公然鼓吹放弃中国的粮食安全之后，在‘精英’们一边批评中国道德沦丧，一边捧起范跑跑的臭脚之后，我忍无可忍，决定与他们决裂。就象陈水扁不遗余力地败坏‘台独’的名声一样，中国的极右派伪自由主义者不遗力地败坏“自由”“民主”的名声。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无间道’。中国的伪自由主义者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危险的敌人。”
诚哉斯言！回顾历史，除了少数坚定的极左派以外，我所了解的多数现在的“新左派”都是从中间派和右派里面转变过来的（与反毛者污蔑拥毛者都没有文化完全不同）。不是左派有多好，实在是右派太坏了！一个公然鼓吹代表5%人利益而反对95%人利益的“精英”集团（茅于轼语）必然遭到95%人的反对。一句话，中国极右派最大的缺陷还不在于其理论上的不成熟，而在于其立场上的错误，即与人民为敌，而且缺乏起码的自我反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主流”思想公开标榜自己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95%人不自由基础上的5%人的自由，他们的民主是由5%人操控的假民主，他们的人权是5%人的人权，其余95%的人在他们眼中甚至连“人”都不是。这种思想走向极端，已经完全背离了真正的自由主义，滑向了极权主义和反人民主义，比他们所仇视的“极左”极权和专制有过之无不及。“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是老百姓。”这话不仅是对政府官员说的，也是对“专家学者”说的。任何主义和思想，如果背离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背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遭遇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失败。中国极右派的堕落和失败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咎由自取。
有人说，即使极右派堕落了，那么回到极左的老路就行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回到极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今天对毛和毛思想的拥护和崇拜已经没有了封建式的个人崇拜的条件，更多的是出于理性和良知，而非出于迷信和私利。更何况，有这样的极右派在，有绵绵不绝的“买办”在，左派不可能走向极端。这就是辩证法吧。不过，在极右已经把这颗树掰的太弯时，要想正过来，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是必要的。
正值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今日怀念毛泽东，只缘妖雾又重来。为什么毛泽东热越来越热？老农说的好，老鼠多了自然就想起了猫。拜改革开放和互联网所赐，由少数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垄断一切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可能在一时一地忽悠很多，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忽悠所有人。广大的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少数“精英”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走精英独裁和买办道路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一切有尊严、有责任、有良知、有正义、有理性、不愿做奴隶的爱国同胞，一切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中国人，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毛泽东，无论你属于什么派，都应该团结起来，为了祖国的富强、民族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人民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
在所有人实现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在所有人实现安全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安全；在所有人实现幸福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幸福。
——斯宾塞
作者：青春中国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今天是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一直想写点什么纪念他。
我生于1976年周总理的追悼会后，有幸与毛主席短暂地同时代。我们这一代“70后”的人，既有新时代的开放视野，又有传统的理想情怀；既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直接恩惠，也没有受到毛泽东的直接“迫害”，相对而言，能够比较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他的思想。
总的来说，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对任何极端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思想都有所警惕。回顾我2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大至经历了一个“非毛”——“疑毛”——“中立”——“拥毛”的过程。
80年代中小学时代，对毛的看法属于“主流”——“非毛”，不外乎《决议》中的评价。所谓“非毛”并不是反毛，而是冷却、淡化毛，尽量从思想中淡出。我对于毛在建国前的功绩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有点不理解他建国后所犯的一些“错误”。而当时的思想界，拥毛的“极左”思潮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甚至负面的地位。
第一次和毛的亲密接触是上中学时，1991年，参加学校组织的长征组歌大型合唱。第一次对毛诗词、歌曲有了全面的感性的认识，体会到毛诗词的艺术魅力和思想魅力。
1992年上大学后，进入“疑毛”阶段。在我所学专业——哲学中，基本上是西化占主流，对毛思想的研究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我一直想搞清楚一大疑问：为什么毛这样一个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几乎没有失误过的伟人在建国后一次次犯“错”，一次次反“右”，甚至到晚年不惜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为代价发动文革？他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私利吗？即使从最坏的角度推理，他已经处于个人威望的顶峰，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个人的私利去打击私敌。更何况，从他的一生看，他始终是站在广大民众立场上的，你可以说他好心办坏事，但绝不能否认他的为民的好心。为了解开这个疑问，看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资料，重读了毛的一些著作，虽有一些深入了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惑。
90年代末以后，进入“中立”阶段。我开始走上标准的“学院化知识分子”的道路。看的书很多，接受的思想很杂，同时也坚持对现实的关注。那时的思想倾向基本可以概括为“情感上倾向右，理性上倾向左”。在情感上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还抱有幻想，在理性上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这种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道路和文化主流思潮危害无穷。促成我这种思想倾向的有两个关键事件，一是理论的。视野更加开阔，从盲目崇拜西方思想，开始转向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不再那样偏激地反对。对盲目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的所谓“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反感。
二是实践的。2000年我参加了博士生实践团赴湖北省孝感市学习考察中小企业改制问题。那时流行“抓大放小”、“一卖就灵”，就是把所有能卖能送的国有企业都卖掉送掉。看到各级地方官员把国企一卖了之做为唯一的政绩，看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看到因此造成的严重劳资对立、官民对立和其他社会矛盾，我非常震惊。难道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牺牲大多数工人的利益而满足少数管理层和政府部门的利益？难道这仅仅是改革的“代价”？我第一次对这样的改革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再加上这一阶段国际形势的变化，认清了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之名行霸权奴役之实的真面目，认识到毛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的重要性。
此时，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三人关系非常好，但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一个是典型的左派，拥毛而反邓，一个是典型的右派，反毛而拥邓，而我是中立派。几乎每次三人在一起讨论都要涉及到对毛邓的评价，一个坚持说毛好，一个坚持说邓好，而我则两头说好，两头不讨好。
大约是06年后，我的思想从“中立”转向“拥毛”。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一是做全球化和信息化问题研究，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理论和现实，对中西文明的新时代的关系走向，对中国建国后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我发现改革开放前30中国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建设成就远远高于“主流”的评价，特别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重大的自主性的科技、工业、国防建设成就超出改革开放后30。改革开放后30“民”的确是富了，物质财富的确增加了，但涉及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一些成就却明显减少，社会公共事业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退步（如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伦理精神价值更是逐步堕落。
二是读到一篇吕加平的关于反思WG的文章。从全新角度解读了毛发动WG的动机、背景及效果。主要结论有三点：WG粉碎了美苏两霸企图毁灭中国的野心；粉碎了国内的“走资派”的企图；通过大民主锻炼了民众反击“走资派”的能力。这篇文章尽管有些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但它以翔实的资料、严密的推理、求实的态度和新颖的结论回答了我对毛和文革的基本疑惑。
三是08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从314到四月圣火风暴中，我看到西方国家的丑恶嘴脸，从“主流精英”最后的疯狂中看到他们如何从人民的代言人转向人民的对立面，从国际粮食危机、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中看到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集团利益斗争的险恶。彻底击碎了我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幻梦，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新左派”、毛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我的那位右派朋友，去年还为美国打伊拉克的合法性与我激辩的朋友，昨天给我发邮件，宣布与极右派决裂。“不是左派有多好，实在是右派太坏了！在茅于轼公然鼓吹放弃中国的粮食安全之后，在‘精英’们一边批评中国道德沦丧，一边捧起范跑跑的臭脚之后，我忍无可忍，决定与他们决裂。就象陈水扁不遗余力地败坏‘台独’的名声一样，中国的极右派伪自由主义者不遗力地败坏“自由”“民主”的名声。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无间道’。中国的伪自由主义者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危险的敌人。”
诚哉斯言！回顾历史，除了少数坚定的极左派以外，我所了解的多数现在的“新左派”都是从中间派和右派里面转变过来的（与反毛者污蔑拥毛者都没有文化完全不同）。不是左派有多好，实在是右派太坏了！一个公然鼓吹代表5%人利益而反对95%人利益的“精英”集团（茅于轼语）必然遭到95%人的反对。一句话，中国极右派最大的缺陷还不在于其理论上的不成熟，而在于其立场上的错误，即与人民为敌，而且缺乏起码的自我反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主流”思想公开标榜自己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的自由是建立在95%人不自由基础上的5%人的自由，他们的民主是由5%人操控的假民主，他们的人权是5%人的人权，其余95%的人在他们眼中甚至连“人”都不是。这种思想走向极端，已经完全背离了真正的自由主义，滑向了极权主义和反人民主义，比他们所仇视的“极左”极权和专制有过之无不及。“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是老百姓。”这话不仅是对政府官员说的，也是对“专家学者”说的。任何主义和思想，如果背离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背离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遭遇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失败。中国极右派的堕落和失败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咎由自取。
有人说，即使极右派堕落了，那么回到极左的老路就行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回到极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今天对毛和毛思想的拥护和崇拜已经没有了封建式的个人崇拜的条件，更多的是出于理性和良知，而非出于迷信和私利。更何况，有这样的极右派在，有绵绵不绝的“买办”在，左派不可能走向极端。这就是辩证法吧。不过，在极右已经把这颗树掰的太弯时，要想正过来，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是必要的。
正值毛泽东诞辰115周年，今日怀念毛泽东，只缘妖雾又重来。为什么毛泽东热越来越热？老农说的好，老鼠多了自然就想起了猫。拜改革开放和互联网所赐，由少数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垄断一切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可能在一时一地忽悠很多，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忽悠所有人。广大的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少数“精英”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走精英独裁和买办道路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一切有尊严、有责任、有良知、有正义、有理性、不愿做奴隶的爱国同胞，一切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中国人，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毛泽东，无论你属于什么派，都应该团结起来，为了祖国的富强、民族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人民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
在所有人实现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在所有人实现安全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安全；在所有人实现幸福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获得幸福。
——斯宾塞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