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例子。1961年冬天的某日，毛泽东刚刚写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之后，心情愉悦，上班的时候，他的卫士张仙朋进来给他倒开水，毛泽东就问，小张，你知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吗？小张当然不知道，看着毛主席傻笑。毛泽东很有兴致地把这篇文章的观点给他讲了一遍，讲完以后看他还是似懂非懂，毛泽东长叹一声说了一句话：“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给人民留下点儿文就行了。”（20）为了留文，毛泽东确实殚精竭虑。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来信的九1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九篇大文章，由陈伯达、康生、吴冷西、胡乔木、田家英等党内大秀才们参与起草，但最终均由毛泽东钦定。这不是因为毛乃党内一把手，而是因为他的文章水平比大家高出一筹。在1965年，修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毛在其中亲笔加了一个名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1）13年之后，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文章，题目就是这句话。这是毛无意中留给我们的财富。为后世留文，是一个伟人的想法，更是一个文人的想法。我想，名山事业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宗教，所以才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才有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它恰巧可以对应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官方的权威版本，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左派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2）

这就是典型的毛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新中国，成了开国领袖。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三国演义》里的话说得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不管连、宋来也好，李敖来也好，都在谋求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海峡两岸早晚是要统一的。这是时过境迁，这是与时俱进。所以这件事我们存而不论。

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这个人是一辈子从不服输，从不认错，他只能顺毛捋，谁逆着他来都不行。彭德怀的悲剧，很能说明问题。从1959年7月2日，毛在庐山会议的吹风会上定在批左倾、批瞎指挥的基调到7月下旬罢免彭德怀，20天内翻云覆雨的惊天巨变，和彭耿直的性格有关，和彭刚刚出访东欧八国的见闻感想有关，和党内党外的舆论有关，和国内尤其是国际大背景有关，更和毛泽东的好斗性格有关。若干因素凑在一起，彭德怀在劫难逃，这就是时也命也。这是另外一篇大文章，此处就不再细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都无济于事。（23）毛泽东一意孤行，谁说都没用。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前年我看凤凰卫视做了个节目，叫“林彪叛逃之谜”。凤凰台经常做一些比较微妙、敏感、前沿的题目。他们采访了当年中国驻蒙古的一个参赞，这个人是第一个赶到林彪坠机现场的中国人。他出来接受采访时说，我当时赶到现场一看，看那个三叉戟飞机的右翼上有个斗大的圆洞，我心里一惊，心想是不是被导弹打的呀？！

这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了许多年，他等于是以目击人身份又提出这个疑问。凤凰台很会做，后来话锋一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又回到传统说法，说周恩来监视屏幕，看着飞机出了山海关，继续往北飞，然后马上报告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但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69年冬天我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敲锣打鼓地传达重要指示——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叶剑英的讲话，说经过医生会诊，毛主席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到150多岁。这可是正儿八经传达的呀！毛泽东那个时候身体的确很好，但林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都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由此可见，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

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还在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感觉毛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24）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25） 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1评苏共来信的第九1评中，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刘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他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怀，博得毛的信任。从而导致邓的复出，取周恩来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做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6）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届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关于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作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去世之后，最先对毛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7）邓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已。

下面就该说第三件大事“立言”了。当然，说到立言，首先是《毛泽东选集》，先是四卷，最后是五卷。毛泽东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同的解放区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统一的《毛泽东选集》，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的编辑小组，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月完成第四卷，前后迁延10年时间。前三卷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仅《矛盾论》一文，在便条上写意见，就和编辑小组商榷了十几个回合，最终还是将“逻辑问题”一节删掉，显示了毛的认真和严谨。但是到了第四卷，毛仅仅是主持审定，他曾带着康生、田家英、胡乔木等大秀才们，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宾馆住了两个月修改定稿，期间，毛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这个委员长。”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文章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无论如何，《毛泽东选集》的多数文章正如《毛泽东传》所评价的：“内容重要、思想深邃、文字上乘、艺术性高，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特有的文风。”（28）

问题是，总体看来，我觉得《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科学总结，大部分是通过毛泽东的笔写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包括了他的那些“大秘”，比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大笔杆子们的心血和才华，他们曾参与了很多重要文章的讨论、起草、修改和润色。他们在延安时期被毛所看中，也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比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胡乔木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而田家英干脆以模仿毛的文风而著称，据说，《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即出自田家英的手笔。可能正是针对这样一些议论，毛当年就有过解释说：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除非少数情况，比如我生病了。那篇《当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病了时，我口述江青同志记录的，然后送给任弼时和周恩来看，最后再交由我改定的。

但是我也可以举出一个反证，即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当年为了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分工让胡乔木起草，结果这个文章送给毛审查的时候，毛批了一句话：建议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胡看到以后不敢从命啊！说这个不行，这是给刘主席写的讲话稿啊！毛说你听我的，刘那里我去说，另外写一篇就是了。然后，这篇文章就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也因为这篇文章——因为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才有资格去谈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今天该文也收进了《胡乔木文选》中。如果当时是刘少奇去讲的话，那么自然就收在《刘少奇文集》里边了。

还有一篇文章也说明问题，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五十年代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四次讲话整理出来，然后发给驻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书记，在100多个人里边征求意见，以胡乔木为首的小组改了11稿，毛泽东改了两稿，前后一共改了13稿。1957年6月1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29）

所以我要说，《毛泽东选集》更多体现的是集体智慧。不仅有陈伯达等“大秘”们直接参与部分文稿的起草与修改，还有刘少奇领衔的《毛选》编辑委员会的审定与把关，还有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三元帅五大将组成的《毛选》第四卷注释审定小组，对军事条目注释的审定与把关。怎么能说不是集体智慧呢？那么什么不是集体智慧呢？毛泽东诗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只有诗词才是真正个人化的、心灵化的、性情化的、情感化的。只有诗词不需要讨论，也没有秘书能代得了笔。尽管有人传《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写的，这是扯淡，胡乔木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手笔，更没有这个气魄。他写诗词还是跟毛泽东学的呢，充其量也不过是毛泽东一个及格的学生罢了。而且，以我书写我诗历来是中国文人一个很高的境界，朋友唱和，诗人兴会，余音绕梁，翰墨流芳。苏东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诗、词、文、书、画样样一流，在当时人们就把他的诗书真迹看作无上逸品，甚至在他下放黄州时期，当时的太后、皇后经常派人去索取他最新的诗文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前后《赤壁赋》的帖就是这样的奉命之作。和绝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毛泽东也不例外，愿意把自己的诗词手书赠人，如《沁园春·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是毛泽东诗书合壁的精品。

那么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诗词如此重要，毛的生前为什么没有钦定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版本？大家知道文革前的周振甫注释的版本只有37首，而这37首结集出版业是颇为兴师动众的。虽然这些诗词都是陆续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发表过的，但结集出版前，毛还是亲自授意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高规格座谈会。毛用铅笔写了两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出席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即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领导和著名诗人共20余人。臧克家写了23条书面意见，托田家英转呈毛泽东，后被采纳13条。（30）毛死后胡乔木主编的是67首。我现在已经搜集到了90多首，我要编的书就叫《毛泽东诗词全编的一种解读》。毛生前为什么只出了37首？在我看来是两个原因，一是过于重视，因为过于重视而导致推敲不定，犹豫再三而终无定论。毛泽东一生杀伐征战，决断无数，但是修改起自己的诗词来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这个情况恐怕大家有所不知，我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大家都熟知这个“层林尽染”，但是你去看毛的手迹，那里边是“层峦尽染”。到底是“层峦尽染”好还是“层林尽染”好呢？这说不清，诗无达诂啊！我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一个版本是“天未有情天亦老”，从字面上看，意思正好相反，但各臻其美，难分伯仲；如《虞美人·枕上》，常见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泪眼也无由。”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别友》，到了1973年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把他的诗词拿出来作系统修改，其中改得最厉害的就是《贺新郎·别友》，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写了一遍。就这个例子我又敢说一句话，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诗人作家像毛泽东如此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创作。什么叫精益求精啊？一首词不就百十个字嘛。改了50年啊。一方面我认可郭沫若的说法，“诗词余事”，另一方面，大量的事例又告诉我们，并非余事，你去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毛书案旁的书架，正中摆的就是《鲁迅全集》，诗词工具书以及他的诗词手稿。这就自然让我们想到他常常修改他的诗词。

第二个原因就只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了。天下大乱，十年不已，血雨腥风，风声鹤唳，诗词本为雅事，此等环境和心境，还如何改得了诗词？据保管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他的手稿念兹在兹，1973年，80高龄的毛泽东拿出他的诗词企图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整理，除了对《贺新郎·别友》改进甚多，对其它大部分诗作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没有亲眼看到自己完整的诗词版本行世，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终身大憾，死不瞑目啊！

总体看来，一个书法，一个诗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和精髓之一，毛泽东玩的就是这两样，而且都玩到了极致。当然，就大文化而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多方面的承传，这个我们在后面还将逐步谈到，此处从略。

现在，我们可以在“两个代表”的问题上下结论了：第一，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农民，从而拥有了广度，赢得了历史；第二，由于毛泽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拥有了深度，他将赢得未来。李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蒋廷黻的一个问题：汉武帝和司马迁谁对中国历史贡献更大？影响更远？李、蒋都选择了司马迁。这就是我所谓的立言的威力，于此，我甚至还想到，再过500年，长征会不会因为是毛泽东《七律、长征》的一个注脚而方为后人所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