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是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著名书法家、书论家。他有多部书论专著传世,提出书家须有“品高”、“学富”的重要理论。他在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四年中,日本许多著名的书家都投到他门下受业,其理论和实践引发了日本书法的现代化,被日本书坛尊崇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日本文化史上彪炳千秋。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五十岁时曾在黄州邻苏园藏书,因与东坡赤壁相邻,故晚年自号邻苏老人。生于商贾世家,台湾《中华民国文化史》一书称杨守敬系湖北宜昌人,实际上他是宜昌文化辐射区内宜都市陆城镇人。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既为人所知而又鲜为人知的三峡文化名人,世人多知道他是著名的书法家,殊不知他杰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国学大师。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作等身。他精舆地,是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大师;善书法,是蜚声中外的书法家、书论家;通训诂,是造诣极深的金石文字学家;喜收藏,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精版本,是卓越的版本目录学家;工方志,是世所公认的方志学家。

杨守敬的书法成就仅亚于舆地学,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蜚声国外,特别在东南亚和日本影响更甚,其中尤以日本为最,深受日本书坛的景仰,形成一个俊彦众多的杨守敬书法流派。杨守敬楷、行、隶、篆兼擅,被日本书坛推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

杨守敬撰有多部书论专著,影响最大的有《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和《学书迩言》。其书法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中国的文字书法源远流长,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到秦汉六朝的碑刻篆隶,古奥苍劲,各显神韵:甲骨文的瘦劲古朴和刀味,钟鼎文的繁曲奇诡和铁笔,汉魏六朝碑刻篆隶的雄肆犷达。

加之“二王”(羲之、献之)、“二郑”(道昭、述祖)驰骋书坛,中国古代书苑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蔚为壮观。因此,欧阳修说:“书至梁陈之际而二绝”。所以,书迄唐代书坛各体皆备,百花争妍;又值李唐开国,设书科取士,书风抖擞。

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颜真卿“六大家”,相继驰誉书坛,标准海内,为世所师宗,成为楷法极则。从此翰墨之士趋之若骛,蹈袭之风笼罩后代。降至元代赵孟頫书名盖世,学习众家之长,然终生烙有李北海的胎记,其风格娇妍媚骨,令后学者群起效尤,至明代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明太祖以八股取士,唯“帖学”是尚,士林翕从,于是“帖学”风靡明代书坛。而“帖学”主要以历代前贤手迹摹刻成帖,特别是晋代王羲之和唐六大家为重心。故而明代书家大多不敢越雷池一步,久沿成习,便产生一种程式化、规范化的馆阁体,并一直沿袭到清代,为康乾二帝所嗜。

“帖学”到清初已是强弩之末,毫无生气,一些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冬心便另辟蹊径,追求“碑学”古朴苍劲的风格,中国书法艺术开始透出革故鼎新的曙光。自清代乾隆年间,古代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和随之而兴的金石考据学,给中国书坛以巨大的影响,尊碑抑帖风气应运而滋。

又经阮元倡导、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鼓吹,“碑学”卓然而起;至咸丰、同治年间,天下景从,几乎取帖学的传统地位而代之,宗师篆隶、碑版、崇尚六朝之风,研习秦汉之学,书坛风貌骤然一变。至光绪年间,河南安阳殷墟大批甲骨文出土,使“碑学”的盛行得天时之助,锦上添花。到明末清初,现代照相制版印刷术的出现,更促进书法艺术传播,大批古代碑版拓片、甲骨、钟鼎相继影印刊行,书法名迹公开展览,书坛进入柳暗花明的时代。

如上所述,帖学自“二王”迄清,一枝独秀,沿袭了千年之久,每况愈下,势必为碑学所反动。然而清代碑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张扬北魏碑法,扬碑抑帖;康有为追随包世臣则更尊魏卑唐,所著《广艺舟双楫》便发挥到极致,他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碑学从阮元、邓石如、包世臣、张廉卿、赵之谦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风流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碑学派以北魏碑为宗,其偏颇和短绌日益显著。杨守敬正是看到了帖学和碑学各自的优长和短绌,他敢于突破碑学派包康崇碑贬唐的门户之见,彻底摆脱传统的馆阁体的藩篱,他在推崇南北碑与尊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法大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庙堂》、欧阳询的《醴泉》、褚遂良的《圣教》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以后,便没有新生面,故他所著的《评碑记》、《楷法溯源》,皆以唐代为断。

这样碑帖并举,集碑帖之优别开生面,兼擅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他一方面深入研究书学理论和书法传统,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又广肆搜集各种碑刻和法帖,以致搜奇选异、积篑成山以嘉惠后学。仅《楷法溯源》一书,就收有风格不同的法帖82本和自汉迄于唐646块碑刻,这是杨守敬的“中庸”艺术哲学的生动体现,足见其在碑帖并举理论上的开启之功,成为中国近现代书坛的先驱。

历代书家一致主张“笔笔中锋”。柳公权有名的笔谏:“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于正,中锋即是正锋。杨守敬实践上力倡侧锋,理论上则进一步提出了八面用锋的主张,他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冲破馆阁体的樊篱,熔汉铸唐,不论是行、楷、隶、篆,都能以侧锋楷笔,写出刚柔相济、碑帖并举的各种书体。

因此他的书法,既有金石碑碣古朴苍劲、刀劈斧削的特征,又不失法帖秀逸、英姿飒爽的优长,而绝无矫揉造作之妍润媚骨,为世人所师宗。先生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日本闻人亦钦仰至极。 

杨守敬深谙其中三昧,不仅重视字内功夫,也非常重视字外功夫,他在肯定前贤梁山舟学书“要天分、要多见、要多写”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书家艺术气质和学养的养:“一要品高,一要学富”。

“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学富,胸罗万象,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是他数十年学术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并率先垂范。他人品高,书品高。人品高,首先表现在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曾被吏部遴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簿书而婉拒;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名声而笼络士林,延聘为国府顾问,参政院参政,他以“年老无意出山”而谢绝赴任,黎元洪又催发,他以“政治非长”而婉拒赴京后终被强入都。

进京后,凡合时宜的议题,莫不赞同,并针对当权者提出“忠孝节义”，提议编《正气集》而其他会议则“一语不发”。其次,他有拳拳的报国之心。他为了搜集资料,常废寝忘食,利用入京会试之机,每每到琉璃厂法帖店搜求资料,常夜漏三四下才踽踽而归,街上灯火尽熄,回寓舍后还要挑灯描摹,可谓呕心沥血。后任清朝驻日本的外交官的四年中,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的欧风美雨、否定汉学之机,汉籍价廉,节衣啬食,复以卖字增其缺,于书肆藏家多方求购散佚在日本古籍善本,运回祖国。

其藏书达40多万册,其中孤本逾万册。而且大多是唐、宋、元、明的钞本,为抢救祖国宝贵的典籍呕心沥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视为自己的财富,而视为祖国的财富。因而在他易箦之际,谆谆嘱咐家人将所有这些典籍无偿地捐赠给国家,以保留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杨氏三修家谱》卷七就有他遗命捐于政府、贮故宫博物院及北海松坡图书馆以资料保存的记载。没有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高尚人品,是难以臻达这么崇高的境界的。

杨守敬认为通俗性是书法创新的重要原则,而文字的可读、适用是构成这一原则的基础。他反对书写那些“怪骇”、“不适用”、“不尽识”的古奥文字。指出“三代古文尚矣,然高古绝能,变化无方,今不适用,又不能尽识”,因此摈弃。又说“晋人虽工行草,然但用之简朴,未有施之金石者。南朝至齐梁,北朝至齐国,所刻碑碣,皆具体分书,或杂篆书而用之,若李仲璇、曹子建碑是也。至今视之,颇为骇怪,不知当时固未尝判若鸿沟也。这些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杨守敬虽然作为一名公使随员的身份赴日,但他身为一名杰出的书法家、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尤其是他以“储藏之富、当世罕匹”的卓越的藏书家进入东瀛,携带了汉魏六朝碑版原拓13000多件,汉印60方,古钱币等稀世珍品达近700枚之多。这些上国神品令日本学者大开眼界,艳羡不已。他的书法理论传授给日本书法家后,旋即在日本刮起一股兴碑帖与篆隶书的旋风,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英山将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影响喻为“杨守敬的旋风”。开创了日本书坛的新风。同时,他又把重考据、重小学、重史地经学、重金石趣味的乾嘉学术风格带给日本文坛,导致日本文风的转变,日本学术界纷纷师宗杨守敬,奉为圭臬。引发和加速了日本书法现代化的进程。

杨守敬给日本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引发了日本明治书法维新,使日本书法摆脱了中国帖学的羁绊,跨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被誉为日本明治书坛的三大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严谷修一六、松田雪柯,都曾受业在杨守敬的门下。与日本著名书家过从甚密还有冈千仞(衣)、山本竟三、川田雍江、山中信天翁、水野疏梅、矢土锦山他等等。

他们都尊崇杨守敬,特别是有日本书坛祭酒之尊的日下部鸣鹤《在日本近代书道的先觉者山本竟三先生五十四忌追悼纪念展图录作品集》中称颂道:杨惺吾守敬博学宏才,研精金石碑帖,古今书法无所不通。此卷为岸田君背临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不拘形似,深契古之神,非老手安能如此乎?吴昌硕俊题卷首,四篆字精妙绝伦,洵可谓双璧矣!二家皆海外之益友也,而惺吾客岁已归道山,君其宝爱焉。景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被中国书家誉为“东海彼岸的书圣”的日下部鸣鹤,他不仅碑书遍及日本列岛,他的门生,如田井天来、丹羽海鹤、渡边沙鸥、近藤雪竹等人,后来都成为日本书坛俊彦,至杨守敬促成了北碑雄浑书风兴盛局面。回国后,他的门生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严谷修一六依然为日本书坛旗手,他们的门生也赓续北碑书风,杨守敬的旋风彪炳日本书坛足足一个世纪。

杨守敬回国后,仍有日本不少书家来访论书,山本由定、水野等人即为其中拜门学书者。水野学书勤勉,在他学书的4个月里,杨守敬已届耄耋、风烛残年,抱病专为水野写了一部教科书式的书论专著《学书迩言》。日日亲炙,殷勤垂训,诚为中日书法交流平添一段佳话。水野学成即将归国,师生情意缱绻、依依惜别,水野赋诗一首表心声:“钦仰风容玉样温,胸无城俯共谈论。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汉碑远溯源。介绍一生翰墨妙,奇书万卷草堂尊。殷勤向我传心画,正是深高海岳恩。”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师长的仰慕之情。由于杨守敬书法理论独标高格,又抢救了日本汉学,被日本学者誉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荣膺这一殊荣,表明他在日本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

现代日本书家慕名造访杨守敬故乡,前来进行学术交流仍络绎不绝。1986年3月,以中田勇次郎为团长率“日本书法学术交流访中团”参加了由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杨守敬及其流派书法作品展”,中日双方进行了学术交流。1987年8月,杨守敬纪念馆落成开馆,以杉村邦彦为团长率“日本书法交流访华团”参加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并与“杨守敬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1990年9月,以石桥鲤城为团长率“日本书道教育研修团”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1992年8月,以杉村邦彦为团长率“日本杨守敬书学交流访华团访问了杨守敬纪念馆,并与杨守敬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书画展。

以来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在日本,对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作为楷模学习,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杨守敬,诚为大家所周知,他于明治13年应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延聘来到日本,直到明治17年归国为止,在这4年间的驻日期间,与日本朝野名士亲密过从,在学问、书法等诸领域给予极大的感化。此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正处于走向世界的跃进之中,新兴的意志正在炽热地燃烧,当时日本的近代书道界,由杨守敬所带来的北碑书法,作为新兴潮流不可遏止,基于这种意义,杨守敬是日本近代书道的恩人,即使日本的书家,也无不仰其高名,并且从内心尊敬他，足见杨守敬对日本书坛绵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