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书法艺术跟他的家学十分有渊源，因为他的历代高祖皆善草籀篆隶。《颜家庙碑》中，他自云祖先中能书者众，如颜腾之、颜炳之、颜勤礼、颜昭甫、颜惟贞。

家风既然学古，初唐书学大家们的楷书亦逐渐成熟。出生在盛唐的颜真卿，先同初唐大家们学习，后来，除了向张旭请益，还和怀素切磋书艺。

颜真卿《颜家庙碑》局部

为何他的书法风格，会一路从科举所推崇的工整美观，转变为古朴雄浑？这跟他以一介文生，深入基层，吸收民间风格，或与文坛上所崇尚的返古思想，即古文运动影响所致。

由于政治动荡，影响文人思想，进而表现在书法上。

就书法本体来看，书风的形成主要是取法与创造决定的。取法是基础，创造是升华。

他的书法能做到多方取法、转益多师。如他年轻时取法于褚书，并透过褚书，直取二王笔法，确切理解并掌握了二王以及魏晋以来的主流书法，体会其用笔结字的奥妙。

此外，他的学书视野也比别人宽广。除上述，他还从民间书艺中广取博采。

颜氏家庭中的先辈，多人如颜元孙等从事前人文书遗迹和文字的整理工作，因此，他可接触到大量的魏晋以来民间书手的墨迹，甚至应有临习这些作品的机会。

若从敦煌、楼兰等地出土的晋唐民间遗墨，或魏晋南北朝其间的碑拓，一一与颜书相比较，可发现略有相似之处。

颜真卿晚年载石以行，正因如此，他对笔墨与石的功用，理解得非常透彻，这对他写碑，也就是说对其写铭石书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他早期的《多宝塔碑》，实质上与当时的写经体没有多大差别，但后两年的《东方朔画赞》，却是正宗的铭石书了。

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局部

铭石书有别于一般的手卷工作，它需要痕迹深刻，体势要雄厚端庄。他吸收了秦汉诸碑的经验，即书体的雄厚庄严，与碑的严肃性相一致。而妍美流丽的书体对书简手卷之作最为适合。

于是，他采篆隶厚重的用笔，一变初唐瘦硬隽美的楷法，又取篆书体势，外密内疏，这种新创的书风，一方面便于深刻，使碑文字迹经久完好；另一方面，使书法内容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

盛唐历史，赋予艺术以前所未有的气候与土壤。随着国力的强盛，一股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壮美华贵，取代了以往优美淡雅的风格。颜真卿缘情而书，因志立意，从而一变为自己的风格。

如果说，初唐书法主要表现为一种奇妙的构思，精美的技法，和追求典雅的王家书风，同时，表现出一种端庄之美的审视，盛唐则主要表现为一种蓬勃壮观的气度与华美。

到了中唐颜真卿之手，这些现象均已不复存在，一切仿佛都是不加雕饰的坦率与真诚，一种充满浩气的存在感。直起直落，峻劲纯朴，丝毫没有书生式修边幅的酸气，自始至终是刚严、忠厚与务实精神的显现。

他的美，不再是精致的庭台楼阁，柔情脉脉的美人婵娟，而是一种五岳式的壮美，完全出自天然的本性。

书到颜真卿，可谓对二王书风彻底的变种，并于此开创了一个时代。

附：

一、书法艺术

颜氏世代以儒雅传家，偏重书记。其探讨小学，留意翰墨，为立家明训、莫不克遵是守，步趋惟谨。虽然如其《草篆帖》所说“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著名如九世祖颜腾之，因草书有风格，见称于梁武帝；六世祖颜协以工草隶、有名荆、楚间，但五世祖颜之推却视为杂艺，其《颜氏家训》明言“此艺不须过精”，又谆谆告诫“勿以书自命”。颜真卿秉承家教，起初亦慎勿以书自命，其书契之作，意在适用记事而已。惟其性之爱重，所见亦多，玩习趋变，随意自娱，不求其名而反显其名。

颜真卿书迹，见诸著录的最早是《雁塔题名》(《宝刻类编》卷二)，而存世可见，最早且著名者是《多宝塔感应碑》(图1,天宝十一年)。此碑用笔清劲腴润，结体匀稳谨严，明代以往论书者有“近世掾吏家鼻祖”之谓。不独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有称刊“小远大雅”，盛时泰《润苍轩碑跋》也评颜书为“最窘束”者。然而其胜处亦正在于端庄谨密，寓驰骤于规矩之中，自始至终，一无懈笔，诚如王澍《虚舟题跋》所称“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是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其后所书《东方朔画赞》（图2，天宝十三载)，苏轼以为鲁公诸碑之中“最为清雄”者。他说，此碑“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竹云题跋》也称其为颜公中年得意之书，有“神明焕发而时出姿态，不失清远”之评。这两碑并为鲁公中年时所书，相隔仅两年。《多宝塔感应碑》，岑勋撰文，文章多夸饰之辞，其叙沙门建塔之事，光怪梦寐，云物感应，大多不可致诘；《东方朔画赞》，夏侯湛所撰，其生平极其恢谲而寓壶公蓟子之意，然而鲁公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几无性情可见。其铭石记事，实类似秘书省楷书手誊录善本，一笔一画，意在文字，楷正为善。其方整腴劲、秀媚多姿者，实乃平常时书判写牍之功夫。

图1

《多宝塔碑》

图2

《东方朔画赞》

颜真卿幼承门业，并重真草，大抵唐代行草书，以二王为正格，自欧、虞以下，莫不善加摹习， 惟《圣教序》一出，敛入规矩，李邕以行作楷，趋于平实。开元、天宝间崇尚隶书，其丰茂硕厚，一改初唐行草笔势，且张旭晚年（图3张旭早、中、晚期作品），通变适意，除繁就省，由正复草，用笔亦由清健演为圆劲。颜真卿真草兼通，用笔大凡三变，初则清健，源于母族殷氏，而得力于张旭，上引两碑及《金天王朝庙题名》（图4）《离堆记》（图5）约可见其梗概；广德以后，趋于圆劲，楷书以《郭氏家庙碑》（图6）《颜勤礼碑》（图7）为代表，行草书则推《祭侄季明文》《争座位帖》为杰作。

图3

张旭早、中、晚期作品

《自言帖》    书于唐开元二年（714）

《古诗四帖》    书于唐开元后期至天宝间

《严仁墓志》    书于唐天宝元年（742）

《断千字文》    书于乾元二年（759）

图4

《金天王朝庙题名》

图5

《鲜于氏离堆记》

图6

《郭氏家庙碑》    忠义堂刻本  VS  故宫藏本

图7

《颜勤礼碑》

《祭侄季明文》(图8)，亦称《祭侄文稿》，作于乾元元年(758)，为祭其侄颜季明而书。季明横遭杀戮，正当英年，且归葬时已失身躯，仅存头颅。抚今追昔，不由得颜真卿疾痛惨怛，哀思郁勃。故其援笔作文之际，萦于忿激，血泪并进，悲愤交加，情不能自禁，其意固不在文字之间，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终为千古绝调。此书之奇绝，论者以为《兰亭序》之后惟此为高，故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广川书跋》称:“峻拔一角，潜虚半股，此于书法，其体裁当如此矣。至于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侧映斜，以斜附曲，然后成书，而古人如此，盖尽之也。鲁公于书，其过人处，正在法度备存而端劲庄特，望之知为盛德君子也。”陈深《停云阁帖题记》也说：“此帖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如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

图8

《祭侄文稿》

《争座位帖》(图9)，书于广德二年(764)，因其为维护朝廷纲纪，秉义直谏，既斥郭英乂之佞，复夺鱼朝恩之骄，忠义之气，粲然横溢于字里行间。书法亦随意自如，天真烂漫，其淋漓挥洒处，如挟风雨而行云空，横斜曲直妙韵叠出者，尤见瑰异，米芾评之为鲁公行书第一，《宝章待访录》说：“字字意相联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世之颜行书第一书也。”《书史》又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黄庭坚《山谷题跋》更见推重，直谓二王后嗣，他说：“观鲁公其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阳询)（图10）、虞(世南)（图11）、褚(遂良)（图12）、薛(稷)（图13）、徐(浩)（图14）、沈(传师)（图15）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旭)与鲁公二人。”米芾、黄庭坚是宋代书坛巨擘，犹推崇赞叹如此，朱长文《续书断》首列颜真卿为神品，盖不无原由。

图9

《争座位帖》

图10

欧阳询    《张翰帖》《梦奠帖》《卜商帖》

图11

虞世南    《汝南公主墓志铭》

图12

褚遂良摹    《兰亭序》

图13

薛稷    《信行禅师碑》

图14

徐浩    《朱巨川告身书》

图15

沈传师    《罗池庙碑》

颜真卿自肃宗朝始，仕途偃蹇，不能尽信于君，尤其永泰二年(766)因忤权相出贬外郡，心灰意懒，不复有功名羁绊，其俯结隐逸，广交文学，雅好摄生，尤佞佛理，且抚、湖之任，政简务闲，既不外张，亦无自贬，悠然而具王谢之风，于诗文之外，多寄情翰墨，以书自娱。是故常常自采乐石，命吏干磨砻，然后擘窠大书，由家童镌刻之。综观鲁公存世书迹，十有八九出于斯时。颜真卿于书遂始见矜练，力求文质并重，以臻适宜。所以《续书断》有称鲁公大历年间书法千变万化，各具风韵，“观《中兴颂》则宏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朱长文之说，虽别具会心，然于鲁公晚年之笔，不失笃论。

《麻姑山仙坛记》（图16），颜鲁公撰书于大历六年(771)。宋时所见凡大、中、小三本。小字本，即孙承泽所谓“蝇头小书”者，前人已断为伪迹，黄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且犹能道其姓名。大字本，即临川旧碑断其一角者，王澍《虚舟题跋》认为“盖已退笔，因势而用之，转益劲健，进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宣和书谱》卷三及《续书断》所评秀颍者，也是指大字本而论。中字本，即留元刚忠义堂刻本，文与大字本略同，字则介乎大、小本之间。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卷六中评之云：“字形大如指顶，笔笔带有隶意，鲁公最得意书也。”《虚舟题跋》也说：“颜鲁公书，大者无过《中兴颂》，小者无过《麻姑坛》，然大小虽殊，精神结构，无毫发异。熟玩久之，知《中兴》非大，《麻姑》非小，则于颜书思过半矣。”

图16

《麻姑山仙坛记》（大、中、小字本）

《大唐中兴颂》（图17），鲁公书于大历六年(771)六月，后《麻姑山仙坛记》两个月。文为唐代古文运动先行者元结所撰。文辞古雅遒劲，不愧为“老于文学”者的手笔。颜真卿为老友铭石恭书其颂国中兴之文，方正平稳，大书深刻，用笔也浏漓顿挫，雄厚端严，诚如王恽《玉堂嘉话》称之谓“雄伟如驱千里骏马，倚丘山而立”。是故，后人论书并见仰重，不特钱邦芑《浯溪记》有谓，是书“为平原第一得意书，亦次山(元结)之文有以助其笔力，故与山水相映发耳”。郝经《陵川集》也说：“书至于颜鲁公，鲁公之书又至于《中兴颂》，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

图17

《大唐中兴颂》

《李玄靖碑》（图18），撰书于大历十二年(777)。“玄靖”为道士李含光道号。颜真卿自乾元二年(759)升州刺史任上与他结交以来，恩眷绸缪，神思往注几近十年，且其亲属殷淑、韦渠牟并为玄靖门人，在湖州时，鲁公又与其二人“曾接采真之游，结闻含一之德”。鲁公于文亟称其德行，谓之“天下道学所宗”。此碑大书深刻，已见晚年气象，《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称：“结体与《家庙》同，遒劲郁勃，故是诚悬(柳公权)鼻祖。”而《虚舟题跋》以为“跌宕莫如《宋广平》，肃恬莫如《家庙碑》。此碑风格正在《广平》《家庙》之间，信是鲁公极笔”。

图18

《李玄靖碑》

《宋璟碑》（图19），书于大历十三年(778)，方整虚和，后之论者大多以为出于褚遂良。其实斯碑乃健笔书写，且多用腕力，不同于鲁公平常之粗锋饱墨。众所周知，楷书结字，在初唐以斜画紧结为主体，欧阳询父子脱胎于北魏，显得峻严方饬；虞世南、殷令名则平正和美，与隋代智永、丁道护一脉相承，出自二王。至褚遂良出，一改欧、虞旧习，由《龙藏寺》上溯北齐，变为“平画宽结”。颜真卿楷书结法出自家学，其平画宽结于晋代已露端倪，《琅邪颜谦妇刘氏志》即是颜氏先祖遗则。殊途同归，与褚氏同一法门，只是颜真卿平常用笔圆劲，别有一番浑厚意趣。所以当他一改细挺，便似褚氏风韵，并非是他有意仿写去追求褚家异趣的。

图19

《宋璟碑》

大历年间，颜真卿楷书出神人化，包罗篆隶，一变古法，行草书亦真、行相间，放拘并遣，篆笔隶格，提挈顿挫，沉雄奇古，诚如苏东坡所谓“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其间《送刘太冲序》《裴将军诗》，堪称典型。

《送刘太冲序》（图20），作于大历七年(772)。刘太冲，萧颖士子弟刘太真之兄，颜真卿平原首举义旗之时，曾邀请他共拒胡羯，立下汗马之功。大历六年(771)颜真卿卸任抚州，南游吴越时，又相遇于江宁，并得其资助，解除困境。这篇文章即记其事。此序书法历来为论书者所重视，认为腴润秀劲，是颜书之冠。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另有异趣，米元章谓‘如龙蛇生动，见者目惊’，不虚也。”《竹云题跋》也说：“颜书多遒古，钗脚、屋漏之趣，时时流露于行时时流露于行墨之间。此叙独秀润有姿态，为颜书最宜人之作”，“此叙碧笺书。碧笺宜墨，故在颜书中独为腴润”。

图20

《送刘太冲序》    忠义堂帖刻本  VS  墨迹临本

《裴将军诗》(图21)，或疑非颜所书。但观《忠义堂帖》所收该书，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属。参阅《忠义堂帖》行草诸帖，尤其《刘中使帖》，笔力雄健，其纵横遒古，一如是帖。是诗，盖书于湖州任上，与《刘中使帖》相先后。明清论书家如王世贞、王澍重此帖。《弇州山人四部稿》说：“颜鲁公《送裴将军诗》多感慨踔厉，是公合作语……书兼正行体，有若篆籀者，其笔势雄强劲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拙古处几若不可识。然所谓印印泥、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者，盖兼得之矣。”而王澍以为有胜于《争座位帖》，其《虚舟题跋》直称：“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米海岳论《争座稿》，谓‘其字相联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最为杰思。’黄山谷云：‘奇杰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皆为法度所掩，岂若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二公推 许《论座》如此，余谓特未见此书耳。此书诡异飞动出《论座》外，盖自右军来未开此境，其心目中不复欲存右军一笔，盖所谓善学柳下惠，莫如鲁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义郁勃之气发于笔墨之外，未由臻此”。高论如是，自寓深意。存世另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低劣不堪，疑伪之说，或由是而生。

图21

《裴将军诗》    忠义堂帖刻本  VS  墨迹临本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德宗即位，颜鲁公执掌吏部，兼任礼仪使，阶高二品，权势并重，且“太后(沈氏)崇徽，外家相属”，身为皇帝远房亲戚，恩荣并殊于常人。所以鲁公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自撰《颜氏家谱》敷衍家声，改敦化坊祖宅为颜氏祠堂，又为父立庙，并撰书神道碑铭颂扬之。此即后世所称道的《颜氏家庙碑》（图22）。建中元年(780)八月，鲁公蒙恩升任太子少师，子侄八人又同时封爵，兴奋之余，复撰《碑后记》（图23）。此碑李阳冰题额（图23），楷碑篆额，世称“双璧”。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七曾评之说："今隶中之有玉箸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其书家至宝。”王澍《虚舟题跋》也说：“评者议鲁公书，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严为鲁公病，岂知宁朴无华，宁拙无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庙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年高笔老，风力遒厚，又为家庙立碑，挟泰山岩岩气象，加以俎豆肃穆之意，故其为书庄严端悫，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视。”其实，此碑鲁公最晚所书，年事高迈，精力殚竭，且称述祖德，意绪肃敬，二乖并遣，终难奇绝。后人论鲁公书法，也大抵以《颜氏家庙碑》为其极限。其后之书，由盛人衰，已不见有鲁公佳品。

图22

《颜氏家庙碑》

图23

李阳冰篆额及碑阴楷额

二、颜书的影响

颜真卿的书法，尤其楷书稳实端庄，尽合字学，不独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所以，颜书一出，学者不绝。士大夫祖述鲁公书法者，除颜頵等颜氏子孙外，著名者始见于李德裕。李德裕(787-849)，武宗朝宰相，曾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其后柳公权(778-865)，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

柳（图24）书出之于颜鲁公的论点，始于宋苏轼。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引题记说：“柳少师(公权)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朱长文《续书断》也说公权之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范仲淹《祭石学士文》称颂石延年书法，有“曼卿之笔，颜筋柳骨”之句，“颜筋柳骨”遂为定论。后人则多以“颜柳”并称，且以此视颜、柳为一路，至解缙《春雨杂述》则直记柳公权为鲁公嫡系，有“(颜)真卿传柳公权”之说。斯说是否确论，似可研究，然颜、柳形质差近，风韵几同者，亦系事实。按柳公权身处晚唐书法衰败之时，虽耿介独立，卓然而起，希图转益多师，力挽颓势，风骨亦见峭峻，然终因时代局限，未能尽脱颜字之樊篱。自此可见颜真卿这种提挚时代的书体是不易突破的。

图24

柳公权    《神策军碑》

五代之世，干戈频仍，国家几无宁日。当是时，书坛凋零，文采风流扫地。然而由于时代衔接，三唐流风所渐，积习未能尽忘，所以尚有一二枭雄间出，其中杨凝式（图25）书学颜真卿，尤其行草，得力最多，天真烂漫，纵逸类似鲁公，尤见称于北宋诸家。欧阳修尝有称自唐亡至宋兴，一百五十余年间惟杨凝式为“一时之绝”。苏轼认为自颜、柳殁没，笔法衰落，五代之季，独杨凝式，“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图25

杨凝式    《神仙起居法帖》

宋初帖学兴起，行草书规模二王，惟其大都临拓转刻或即出赝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书法为之凌迟。至庆历、元丰间(1041-1085)，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始摒弃阁帖，师法唐碑，且上溯晋魏，遂使书学复兴。米芾《书史》称：当时“韩忠献公琦（图26）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由此，颜书在宋最为珍重，流行之广，摹习之众，可说空前未有。杨慎《墨池璅录》说：“若夫宋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群公交作，极一家之盛，其构势虽各不侔，要之于理，又不能外颜、柳他求者也。”冯班《钝吟书要》也认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大概流俗好尚，逐时异趋，如韩琦学颜就是一例。韩琦(1008-1075)书法，如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所称“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虽非上乘，但影响所及，石延年、苏舜钦、蔡襄（图27）、蔡卞（图28）以至朱长文辈，一代文士莫不效颦，竞仿颜氏。尤其蔡襄，端庄穠艳，卓冠一代，苏轼以为宋季书法卓然追配前人者，惟其一人，有谓“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忠义堂帖》所收至和二年(1055)十月廿三日题记七行三十字（图29），纯见颜氏风韵，不愧苏氏所评。

图26

韩琦    《信宿帖》

图27

蔡襄    《澄心堂纸帖》

图28

蔡卞    《题唐玄宗鹡鸰颂》

图29

蔡襄    《颜真卿告身帖跋》

颜书在宋最为显赫，一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编次鲁公文集之风也随其而起。起初吴兴沈氏采掇鲁公遗佚，编成十五卷，由刘敞作序。嘉嘉祐年间(1056-1063)，又有宋敏求编次《颜鲁公文集》十五卷。其后宋室南渡，沈、宋之集，多漫漶不全，留元刚于嘉定七、八年(1214、1215）复加编集，“乃以史传诸书，碑迹杂志，铨次年谱，系以见闻，参异订疑，搜亡补失” ,分为十五卷，以符合北宋沈、宋二家的卷数。后之编次鲁公文集者，如明都穆十五卷本，清黄本骥三十卷本，莫不因其增辑而广大之。留氏不独有功于鲁公文章，鲁公遗迹也赖其收录。永嘉(今浙江温州)忠义堂所刻汇帖其中有不少精本、稀见本，即使所收平常之帖，以其刻工精善，较之他刻也神采奕奕，传真程度很高，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研习颜书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后二年(1217)巩嵘续刻颜书七种，合为四十五通，终于成为我国辑录颜书最早最完善的一部专帖——《忠义堂帖》。

元初，沿袭两宋余风，也多宗法颜氏，但大都刻鹄类鹜，无一人能出类拔萃，趋变适时。明代以往，帖学复兴，书学大抵不出赵孟頫范围，其间二百余年，学颜而能独树一帜者，惟李东阳（1447-1516)（图30）行书，用笔矫健，不失规矩。

图30

李东阳    行书五言诗

至清朝嘉庆、道光之后，帖学由盛入衰，且宣宗整理文字，崇尚唐之字法，鲁公乃偕欧阳询、褚遂良复为世俗所重，习颜之人也随之日益增多。综观清一代书家，学颜书而能入其堂奥者，有刘墉(1719-1804)、钱沣(1740-1795)、伊秉绶(1754-1815)、何绍基(1799-1873)、翁同龢(1830-1904)数人。刘墉（图31）学颜，参用北碑笔法，虽然结体森严，但得和宛通灵之气。钱沣（图32）学颜，旁涉褚氏，其得颜书“神密”之气，沙孟海先生《近三百年的书学》说：“寻常学颜字的，只知聚，不知散，只知含，不知拓，他可是能散能拓的了。”伊秉绶（图33）虽然以隶书擅名天下，但他从李东阳上溯颜真卿，且用隶笔书写，气浑韵厚，深得鲁公三昧。以学颜著名，何绍基（图34）为尤，杨翰《息柯杂著》说：“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他写的颜字，寓有隶意，尤其运笔空虚洒脱，与其隶书笔法一致，十分高明。其后，翁同龢（图35）由钱沣上攀颜氏，结体参北碑体势，用笔又多取隶法，所以气度浑厚，堂宇宽博，亦不愧为颜氏嫡系。

图31

刘墉    临《蔡明远帖》

颜真卿    《蔡明远帖》

图32

钱沣    临《鹿脯帖》

颜真卿    《鹿脯帖》

图33

伊秉绶    临《奉命帖》

颜真卿    《奉命帖》

※    摘自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朱关田 •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