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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为司马光亲自书写的原本。 这本作品约 29 行,460 多个字,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的事件。 卷背有陈谢状5行,24字,亦是司马光手笔。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36),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 ,遂废新法,恢夏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六十八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光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宗整。此外尚著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局部)
纵33.8厘米,横130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中国文物报》唐冬冬文)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黄庭坚是一代大家,最重视作品的气韵,能得到他的激赏,说明司马光的书法成就的确过人。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马光 隶书《王尚恭墓志》
司马光 隶书《王尚恭墓志》 开封博物馆藏
刊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2期
《王尚恭墓志》于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41行,满行20字。《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王尚恭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王尚恭,《宋史》无传。《王尚恭墓志》志文在《范纯仁文集》中有记载。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学案补遗》两本书中,有关王尚恭的事迹皆来源于志文。可见,《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实、最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可补史料记载之缺。
司马光《天圣帖》
楷书,纸本,纵30·3厘米,横48·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凡十七行,每行字数不一,共一百五十一字。司马光此件为陈省华手书诗稿所作跋语一则,亦称《天圣帖》。文中所称“先太尉”,乃司马光之父池,“故相国庞公”,乃庞籍,“故省副陈公”乃省华。
司马光这幅跋语以工整的小楷书写。通幅结体端正、严谨,横平竖直的笔画中,隐隐可见些许隶书的波磔之美。而在起笔收笔或勾挑处的用笔与唐代大书家颜真卿相似。事实上,北宋士大夫书家的书风,大多受颜真卿影响。司马光的这件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释文 :天圣中先太尉与故相国庞公,同为群牧判官、故省副陈公与庞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陈公于榻下。元丰二年,八月乙丑晦。陈公之孙法曹过洛,以公手书诗稿相示,追计五十年矣。乌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配于后者,赖遗文耳。苟无贤子孙,其湮没不显于世,可胜道哉!光窃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贤,能显融其先烈,是敢嗣书于群贤之末。涑水司马光。
北宋 司马光 神采帖页 上海道明2010秋拍
此帖应为司马光壮年时所书,其时司马光虽已步入仕途,然官阶尚未很高,其以极谦卑之措辞,问“太师”之身体状况。此太师或为文彦博(1006-1097)。文彦博加检校太师的制词,即由司马光起草。
信札所反映的,应该是司马光壮年仕履生涯的状况。该信起首“昨与同列俯伏门下,未获奉望颜色”云云,乃指司马光和同僚一起去拜访一位政界前辈,在不获接见之后,又以如此谦卑的措辞向该前辈致函,可见当时司马光本人虽然已经进入仕途,但官阶资历尚未很高,当在其壮年时期。
这位收信人,司马光称他为“太师”。检司马光文集,在司马光可能接触到的前辈官僚中,可以被称为太师的人,有杜衍、文彦博、富弼、王拱辰、曾公亮等人。杜衍致仕很早,嘉佑二年就去世了。司马光和王拱辰的交谊,可见于司马光《传家集》第十五卷所保留的两首挽词。但王拱辰加检校太师,是在哲宗登基以后,那个时候,司马光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重臣了,与信札内容不符。其它几人,根据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来判断,文彦博或富弼的可能性更大。富弼加检校太师,可能是熙宁初致仕时。文彦博加检校太师的制词,是由司马光起草的,保存在司马光文集内。本帖应该写于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这段时期内,也就是治平末熙宁初这段时间。熙宁二年以后,司马光离开了开封。此后在洛阳闲居时期,司马光和文彦博、富弼都有很多交往,与文彦博交往尤其多。这封信的收讫者,为文彦博的可能性较大。
信中有“亲近良医药物”一语,并说“前岁秋间……曾以此言进”,看来这是司马光较常用的句式。今检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别刘孝叔杂端手启》,有“唯冀亲近药物,益自爱重”云云。“亲近药物”虽不是特别词句,但在北宋人的文集中,仅见于司马光给刘孝叔的这封信中。
将这封信与传世的司马光墨迹对比,如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残存手稿,可以发现,这封信的笔迹,不如晚年修《通鉴》时老辣、紧凑,这与第一条所说可以相互印证,即所体现的是司马光早年事迹。
释文:光再拜,太师台座, 昨与同列俯伏门下,未获奉望颜色,私心县县,左右既知台体达和,故不及接见宾客。伏计即日复旧,神采胜常,但须亲近良医药物,善自将息,以补益□□□鼎重,回忆前岁秋间,太师下□□,曾以此言进□,寻即差愈幸。保爱不仆。光启。十□月□谨□。
转自中国书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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