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

在刊发徐悲鸿1950年冬所写《任伯年评传》时，墨迹图照、文字誊录是徐先生弟子黄养辉先生提供的。黄先生在《徐悲鸿与任伯年评传》中说，徐先生一生重视实践，摈斥空谈；对艺术持论极严，不肯轻以一言评人。徐先生在该文中，定任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且断论“殆非过言也”。自1982年以来，我总觉得，徐先生对中国画史上评价最高的似乎有两位：一是晚清的任伯年，一是现代的张大千。

徐悲鸿自童年时，见父亲一次进城，回家忆仿任伯年《斩树锺馗》一画，始知任伯年名头，一生酷爱任氏的绘画艺术；并于1930年起，对王一亭、黄震之、吴仲熊、黄君曼、陈之初、章诚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华等，先后作了持续耐心深入的访查核实，更研读任氏杰作，分析思考，历时二十年，才写成《任伯年评传》。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难做得到罢？这篇学术性的艺术家评传文字，史论结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顾，严谨生动，绝非一般泛泛空论者可比。

该评传高明处还在于，徐先生于本文，以法国老师达仰先生的法文题赞译成诗意般中文作为结语，时间上还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论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甚为有力的完美境地：

徐先生这种层层推进、臻于高潮的论据论断，所引用的可是外国大画家的难得的评论推许！而且是徐悲鸿1930年访谈王一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鸿的这篇评传文字，是深入调研、深思熟虑、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性、文献性，值得我们后人高度重视的学习范本。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于1494年计，那么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历史；仇英卒于1561年，可以盖棺定论来说，则到1950年也将近有四百年历史。因此，徐先生说，任伯年是仇英以后四百年来中国画家第一人。

多年以来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评述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这个说法，见于他为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所作《序》。第二，这个“五百年来”同仇英以后“四百年来”相交有所重复。所以，是否随感而发、随意而说，有点捧场之嫌？那么张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据2015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刊陈长林《名家自矜 何必当真》一文，说张大千颇有自知之明，对“五百年来第一人”没有照单全收——他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第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他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该文作者并对张大千在自身厨艺、画艺比较上，定厨艺高于画艺，未必没有“开玩笑”的成分。

自然，徐先生与张大千为好友，对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说深知张的生活习性脾气与绘画习性风格，在张大千1950年出国后是否回国等问题上，是很有识见的，也是一种评价。据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页），致陈从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鸿称：“闻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债，此事甚为难！”（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再出，必须计划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迟迟。”（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开幕，并出版《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见到徐悲鸿1950年致陈从周二信墨迹。前者10月21日提及：

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