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我和小平坐长途车回县城接着训练。虽然妈妈交代我仍然去陶阿姨家过夜，但我因为不喜欢阿琼，自作主张地去了少年甲队的（十五岁左右）队友陈国香家。陈国香热情爽快，说她父母不会在乎的。

没想到，陈国香家孩子好多，我都记不得是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睡了，反正我挤在大床的角落里。她家的被子很破很薄，晚上我被冻醒，更糟的是，还拉肚子，急急忙忙爬起来找茅房，短裤都弄脏了，狼狈不堪！

第二天下午，教练大喊大叫地来找我，说：“泥妹妹怎么回事？昨晚没去城镇小学吗？你妈打电话来了，教育局长（陶阿姨的丈夫）也来电话，今晚你一定要去城镇小学！”。

原来，我妈对我多少有点不放心，在我离家后的第二天，她专门去公社，给县教育局打长途电话，听陶阿姨的丈夫说我头天没去他家睡觉，把我妈给吓了个魂飞魄散！一通电话之后，知道我人好歹在球队，只是去了队友家睡觉，这才放下心来。

几个星期之后，泥县的乒乓队一行十几人，来到地区所在地泥市参加正式比赛，住在泥市最大的沿江饭店里。大家都格外兴奋，而我的兴奋还要更胜一筹，因为我爸爸那时在泥市工作！

我到的当天下午，爸爸就来饭店里看我，把我美得不行，临走，还带走了我的换洗衣服。没想到好景不长，第二天爸爸没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叔叔来了，带来了爸爸的信。信中说他帮我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扭了腰，老伤复发，现在卧床不起，动弹不得。他让我有时间去他的住处看他。

那个叔叔走了之后，我情绪很低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恍惚间听到两个大女孩说，看看泥妹妹，小小年纪，真有良心，听见爸爸病了，难过成这样子。这下，我素性用被子蒙住脸，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比赛期间，因为没有练球的场地，我们的自由时间挺多。我去看了爸爸几次。那时是文革后期，地区的水利部门刚重组不久，很多都是爸爸原先在省里的同事，大家都是下放之后，又被调到地区来。当时他们宿舍都还没有，爸爸住在招待所里。从我住的饭店，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走个十多分钟就到了。

爸爸看上去一切如常，有说有笑的，我开心多了。但他只能在床上躺着。每次去，他都给我一毛零花钱，这是平时没有的奢侈，只是我并不记得自己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没人逼我吃不爱吃的菜，不用看阿琼的脸色，我的日子蛮不错的。

比赛进行的很顺利，第一天上午开了个大会，批了半天的“锦标主义”，然后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具体的例子就是，如果打球时，你的对手摔跤了，那你哪怕不接这个球，也要冲到对面去，把对手扶起来。

几天比赛打下来，还好，没有人摔跤。最后我拿了女子少年乙组第三，杨素娥拿了第五。小平和他的队友没有拿到名次。虽然他俩比我俩的水平高出很多，但男队的 竞争强得多。比赛的奖品是一块贴着红色塑胶面的乒乓球拍，背面用红字写着得奖者的大名。

发奖之后，我们一群小姑娘走在从体校回饭店的路上。不料，我背后的杨素娥球拍被一个男孩抢走了！等我反应过来，杨素娥已经哭了起来，有二个教练已经去追那小坏蛋了。大家就赶紧护着我和杨素娥回了饭店。刚才领奖后的那股子飘飘然的劲，一下就被吓到爪哇国去了。还好，没等吃晚饭呢，杨素娥的球拍就被追了回来。记得教练郑重其事地说，他们还找到了那个小孩的老师，通知他的学校要狠狠批评他。

比赛结束后，正好是我九岁生日，队里的大姐姐帮我把辫子梳得漂漂亮亮。爸爸已能下床活动，带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生日照。等我有时间，找个扫描机，把照片贴上来显摆一下。

一年多以后，我们全家搬到了泥市。我和一个同学谈到当年的那个第一名。我记得她叫陈宇，是泥市人。没想到同学说，她呀，是体校的，她肯定比你大一岁。

爸爸听说这事后，从此和人吹起牛来，就要说：“我家女儿，拿过地区第二”。哈哈，他自作主张地把第一名除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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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内幕：我获得过某年某省某地区乒乓少年乙组第三名，千真万确，有奖品球拍为证。不过我的乒乓水平可真不怎么样。那时的训练，就是我和杨素娥两人对打。教练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大孩子身上。我不记得教练是不是指点过我。我目前的水平，和我丈夫的左手差不多（他不是左撇子，也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很惭愧！

为了让歌儿同学的攀比心理进一步得到平衡，我再透露一个秘密：中学四年，我体育从未及格；大学期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我一项也没通过。

不过，我成年后的体育生涯还是有两个亮点的。一是集体项目，为某系拿过某大学的女教工排球冠军。虽然我不会托球和扣球，但发球和垫球技术稳定。尤为让我得意的是，据说我为球队团结向上的球风贡献大大的。另一亮点是个人项目，曾荣获某系女教工自行车慢骑比赛冠军。短短的几年教师生涯，这两个冠军是我最得意的事情了，多多少少洗刷了我学生时代的体育不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