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阿提特兰湖边的圣地亚哥小镇里，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了一所学校。

中南美洲的偏远小镇，学校经常建在教堂旁边。说起来也正常，教堂在经济与教育方面都有很强的资源，能够给与学校直接的帮助，有些学校本身就是教会办的。

我们去的这所学校紧挨在教堂旁边，应该是附属于教堂的。其时正是中饭午休时间，走廊里、操场上孩子们跑来跑去，也有一些校工坐在走廊上吃饭。我们走进一个教室，里面没有几个学生，有个校工正在打扫。

我们在教室里坐坐、看看，顺手拍了几张照。

回家后看照片，我看到一张照片里教室的墙上挂着大幅黑白肖像，将照片放大后，我看到了肖像上的题字：Padre Stanley Rother, Mártir: July 28, 1981, Santiago Atitlán, Guatemala

（斯坦莱·罗瑟，殉道于1981年7月28日，瓜地马拉阿提特兰地区，圣地亚哥镇）

（二）

我们在圣地亚哥小镇上闲逛着，我见到一面巨幅墙画，画面稚拙可爱，画前坐着一个身穿玛雅民族服装的妇女。妇女背对着我，像是在看着墙画。

我端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

墙画上画着一队士兵、一些妇女、一只和平鸽与一只小白兔。

在墙画的角上标着一个日期：1990年12月2日。

（三）

我们叫了一个三轮突突车在圣地亚哥转了一圈，中间司机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做“和平公园”的地方，那是一块很小的空地，说是“公园”实在勉强。

仔细看看那其实是一块小小的墓地，我拍了一张照。

在外面的墙壁上，同样的日期再次出现。

和平公园，1990年12月2日。

（四）

是时候说说瓜地马拉的内战了，一个沉重而且难以说清的话题。

瓜地马拉从1944年开始民主选举，到了1954年左派政党上台。左派政党得到了玛雅原住民以及底层农民的支持，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土地改革首先要分的土地来自于美国水果公司，这个公司不单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也是美国在瓜地马拉的利益代言人与执行机构。左派政党有着明显的共产党背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防止共产主义在中美洲扩散，CIA卷入了。他们策划了军人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扶植了军人独裁统治。

六年之后左派组成了游击队，开始与政府军对抗。

瓜地马拉内战从1960年开始，持续了36年，到1996年达成和平协议，是中美洲时间最长的内战。期间，超过二十万人死亡，其中大约83%是玛雅人。战争期间，发生了大量的政府军残杀平民、强暴妇女、甚至被称为种族灭绝的事件。同时，游击队方面也发动了大量针对政府非武装工作人员以及家属、甚至只是为政府工作的平民的恐怖袭击。

瓜地马拉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到了1977年卡特上台后，开始施压，希望瓜地马拉政府停止各种非法暴力行为。在施压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1978年，美国国防部停止了对瓜地马拉的军售。到了1981年里根上台，卡特的瓜地马拉政策被推翻，军售重新开放。

八十年代游击队与政府军的冲突加剧，各类暴行频发。到了1994年，双方开始和平谈判，到1996年达成和平协议。瓜地马拉和平进程是个极其复杂与困难的工作，政府与游击队双方都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与政治智慧，非常值得称道。

1999年，克林顿总统为美国的瓜地马拉政策道歉。

时至如今，一些瓜地马拉人认为美国对瓜地马拉的贫穷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他们有资格进入美国寻找美好生活。

当年美国的瓜地马拉政策真的错了吗？也许。但是，左派游击队的背后有着古巴与苏联的支持，如果美国不支持政府军，当初或许一个类似古巴的共产党国家就在中美洲诞生了，那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

1935年3月27日，斯坦莱·罗瑟（Padre Stanley Rother）出生于美国中部的奥克拉荷马州一个农民家庭。斯坦莱从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立志要成为一名牧师。他去德克萨斯州的牧师培训机构学习与实习了六年后，辗转在几个州当助理牧师，最后回到他的家乡奥克拉荷马当上了正式牧师。

1968年，斯坦莱听说瓜地马拉东南部的玛雅地区缺少牧师，在他自己的请求下，斯坦莱被派往那里一个叫圣地亚哥的小镇当牧师。为此，他学习了西班牙语与当地的玛雅方言。

斯坦莱在当地除了教会事务外，还开办了一家广播电台，他还在教会工作之余将圣经新约翻译成当地土语。到了1975年，他成了奥克拉荷马州派驻瓜地马拉宗教人员里的实际领袖。

进入八十年代后内战越来越激烈，政府捣毁了斯坦莱的电台，他教堂里的教民经常失踪或被杀害。1981年，右翼组织发布死亡恐吓名单，斯坦莱名列第八并被要求立即离开瓜地马拉。

斯坦莱短暂地回到美国述职后于四月重返瓜地马拉，他说：“牧羊人不能一见到危险的信号就跑，我要与我教会的民众在一起。”

1981年7月28日午夜，几个武装匪徒潜入斯坦莱的教堂，用枪指着一个留在教堂里的少年的头，威胁他带路找到斯坦莱的住处。少年在枪口威逼下敲开了斯坦莱的房门，几个歹徒对着斯坦莱的头部连开两枪，斯坦莱当场死亡。

斯坦莱是那年瓜地马拉十个遭到杀害的牧师之一。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安葬，他的心脏埋在了圣地亚哥小镇他主持的教堂的圣坛下面。

警察逮捕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坦承那天夜里进入教堂偷窃，被斯坦莱发现后开枪打死了他。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三个人只不过是政府找来的替死鬼，最后美国政府出面施压，改判这三个替死鬼无罪。

2014年8月30日我们在阿提特兰湖边的圣地亚哥小镇参观了斯坦莱的这座教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斯坦莱的故事；后来我们在教堂隔壁的教室里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肖像，回来后才挖掘出这段故事。

2016年12月1日，教皇授予斯坦莱“殉道者”的称号（Beautification）。

圣地亚哥教堂

圣地亚哥教堂，左边墙上是斯坦莱的遗像

圣地亚哥教堂的广场，也是学校的广场

（六）

在阿提特兰地区，游击队与政府军的冲突非常混乱，直到今天，在网上查找当年的情况依然显得事实模糊。当地的玛雅人大多是农民，政治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但这一带又是游击队的活跃地区，左派游击队在当地农民中间发展他们的成员或支持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军政府在对付这类情形时总是低能的，不管是瓜地马拉独裁者还是蒋介石政府。在瓜地马拉，军政府在各地设立军营，派去驻军，企图控制局势。

圣地亚哥小镇的临时军营就设在今天“和平公园”所在地。

这些军营里的士兵，最小的只有十四岁，他们背着枪在当地晃荡，除了到处找茬还能干些什么，可以参照电影里国共内战时军阀手下士兵的行为。

整个八十年代，当地人失踪、被暗杀，各种案例层出不穷。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或共党同情分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圣地亚哥，连美国牧师都可以被暗杀，只因他庇护了在死亡名单上的游击队成员。

当地人对于这一切并没有激烈地反抗，直到1990年12月2日，事情发生了变化。

那天夜里一个军官带着一伙士兵喝酒寻乐，酒后企图闯入一个漂亮女孩的家，在这过程中这伙军人与周围居民发生冲突，遭到围困，军官朝天开枪，逃出了包围圈。军官逃回军营后，当地居民想讨回公道，在教堂广场上聚集了三、五千人，拿着竹竿石块包围了兵营，要求将军官绳之以法。

混乱中有人朝士兵扔石块，有士兵朝人群直接开枪，人群开始溃逃，最后有14个人死亡，其中有妇女与儿童。

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终当时的瓜地马拉总统同意撤销圣地亚哥的兵营，从此不在那里驻军。之后军队慢慢从整个阿提特兰地区撤走了。

今天，有不少文章把这一事件称为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大屠杀；也有文章认为这只是一场暴乱冲突。

我对瓜地马拉内战的看法很矛盾，军政府确实大规模侵犯人权并造成很多无辜群众的死亡；但另一方面，如果游击队取得成功，那就可能又是一个像古巴那样的共党国家。铁幕之下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在和平降临瓜地马拉的十八年后，我们来到了这个受内战创伤最重的小镇。在午间烈日的直射之下，我们有点睁不开眼。在那个小镇拍的照片，也因为阳光太强太硬，而显得缺乏层次。我们坐在那里，看着学校午休的孩子们奔跑玩耍，穿着鲜艳玛雅服装的妇女们走来走去，一切显得那么宁静安逸，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内战留下的痕迹。当地人民等待了三十六年的和平，是那么的可贵，我希望它永不离开。

学校临街的一面

（七）

蒋介石政府、或是瓜地马拉当年的独裁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他们经常会“迫于舆论压力”而做或不做某些事情。

我一向认为，一个害怕舆论压力的政府，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一个根本就不惧怕舆论压力、或者根本就没有舆论压力的政府，要坏得多。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