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瑶瑚苑村的瑶瑚小学初小毕业后，又留校补习小学五年级的功课，补了半年，就转入余姚城中的府前路小学读高小。这所小学的校舍，原是清朝科举时代的“试院”，俗称“考棚”。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便将“考棚”改办成学校，初名“达善学堂”，后又改名为“余姚高等县学堂”、“余姚县立高等小学校”。民国时期，又先后改名为“余姚县立第一完全小学”、“余姚县立府前路小学”。该校地处“府前路”，故因路而命校。而“府前路”则因这条路位于余姚县政府前面而得名。我就读府前路小学时，每次上学都要经过府前路，看到余姚县政府威严的大门和门前那个围着石栏的的荷花池。

      府前路小学师资优良，校风淳朴，是余姚最有名的小学。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不到两年的书，却受益不浅，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校内师生还比较关心政治，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前夕，印象较深的是蒋介石五十寿辰时的“小学生献机祝寿”，“西安事变”时的声讨张、杨，学校师生都跟得比较起劲。那时的心目中把蒋介石当作英雄人物来崇拜，把张学良、杨虎城则看成叛逆，可以说政治上是很幼稚可笑的。

      小学毕业后，我就读实获中学。这所刚创办不久的私立初中，乃是现在的余姚中学的前身。余姚虽号称“文献名邦”，但教育事业一直落后。 在１９３５年以前，全县还没有一所中学。１９３５年，由旅泸姚籍人士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的朱公谨与执教于上海沪江大学的朱荣泉发起，邀集热心教育人士成立学校董事会，筹款创办了实获初级中学。校址择定在余姚城中酱园街六浦庙北首的同善堂、吕祖阁、药王殿等一群庙观内。我是在１９３９年入学该校。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泸杭一带被日军占领，浙东则尚未沦陷，余姚城中几次遭受日机轰炸，所以我家搬到瑶湖苑村老宅居住，我则在实获中学当寄宿生。当时的校舍简陋，男生宿舍是位于操场北端的一个大席棚，上盖稻草作顶，四面围芦席遮风，棚中排放几十张双人床睡人。伙食也很差，平常都是青菜、萝卜干、豆芽之类，遇到豆腐、黄豆巳算好菜，每隔十天、半月打一次“牙祭”，加碗带鱼或红烧肉什么的，往往一开饭就一抡而空。由于肚中缺少油水，我常从家中带罐猪油来校，每天偷偷地吃一点，以补充营养。当时学校的大礼堂就是原来的药王殿，把药王的神象一蒙，就可以在殿中集合全体学生作报告。实获中学的校舍虽然简陋，但师资力量极强。当时有些因战乱还乡的大学教师、专家学者为助家乡办学，应聘来实获执教，如朱荣泉、黄半坡（黄云眉）、杜天縻、王文川、韩文藻等等。他们治学严谨，各有专长，教学认真，相互配合，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１９４１年４月，日军大举侵袭浙东，余姚沦陷，实获中学随之停办。敌伪时期，在原实获校舍、师资、学生的基础上，办起了余姚公立舜水中学（仍是初中）。我也成为舜水中学的二年级学生。这时我家已由乡下搬回城中，所以我由寄宿生改为走读生。在敌伪统治下，实行亲日的奴化教育，使学校师生受到不少屈辱，但也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反抗和斗争。 

      舜水中学校舍曾驻扎过日军，那是一支过境的日军部队。从学校办公室的窗口望进去，可以看到几个日本军官在走围棋。从领章和肩章上可以看出，其军阶是大佐、中佐之类。所幸过了一夜，这支日军部队就开拔走了，对学校没有太多的骚扰。

      那时，我每天上学要经过“直神弄”，这条弄堂有一座“蒋泉茂洋房”，听说房主是上海的富商，但这座洋房被日军宪兵队占用，成了拘押、拷问我国爱国人士的魔窟。每次从魔窟旁经过，十几岁的我总会想到这座高高的洋房里面正折磨着那些被酷刑拷打、被狼狗咬啮的血肉模糊的爱国志士，心中总要升起一股仇日的怒火。

      年少的我还挨过日本佬的耳光。那时在余姚城中虞宦街上，日本人开了一爿“正金银行”，门口有日本卫兵站岗。有一次我到同学家里借回一套“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手里拿着书兴冲冲地走过正金银行门口，不小心那包书在卫兵横举的枪尖上碰了一下。那卫兵伸手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我满眼金星，头昏脑晕，但又不敢反抗，最后默默地忍着屈辱离开。这种遭遇使我深感做“亡国奴”的悲哀，增强了我的仇日情绪和反日决心。

      敌伪统治时期，舜水中学将把原来的公民课改为“修身课”、选读《论语》、《孟子》之类的经书，教师是一个冬烘老先生。他规定每篇课文必须熟读背诵，并在课堂上进行抽查。学生们就想出对策，被抽查者把课文贴在前座同学的背上，照本宣读，结果当然是“背诵”得一字不差。冬烘老先生竟然从未发现此中弊病，屡次夸赞被抽查者的勤学苦练。同学之间还常常套用经书中的话来开玩笑。如套用《孟子》中的“梁惠王章句”，摇头晃脑地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搜！良民证带来乎？’”以此发泄对日伪岗哨向过往行人任意搜身和盘查“良民证”的不满情绪。

      １９４２年冬天，发生了我所在的初春三班级日语考试全班交白卷的事件。在敌伪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奴化教育，侵略国的语言“日语”成了中学的必修课，每周六教时。本来，日语是一种工具，学好日语未尝不可为我所用。但当时在日寇的铁蹄蹂躏和血腥统治下，学生们满怀仇恨，认为学好日语就是甘心做日本鬼子的“顺民”，自愿当“亡国奴”。因此，全班二十余名学生中，认真学习日语的只有一个吴保慈。吴当时的日语水平已经很高，能够充当日语翻译，初春三的日语课对他来说已是太浅的“小儿科”。全班学生除吴保慈之外，都对日语课消极反抗。其表现一是不认真听课，在日语课中看小说或做其他作业；二是课后从不进行复习，作业照抄吴保慈的，或者干脆不交；三是在日语考试时翻查课本，交头接耳，传抄吴保慈的答案。后来到了初中毕业考试，比一般的考试更加严格。初春三学生在考前曾要求不考日语，以平时的作业考核和小考成绩作为日语毕业考试成绩，但校方不允。于是，全班学生对日语课就由消极反抗升级为积极反抗。按照事先商定，全班学生包括吴保慈在内，一领到考卷，就纷纷交上白卷。这个集体的抗议行动震动全校。校方怕日伪查究，只好与初春三学生达成默契，形式上举行一次日语补考。监考老师发下日语试卷后，就拿了一本书在讲台旁的椅子上埋头看书，任凭考生们在下面各显神通。结果当然是全班学生个个补考及格，顺利毕业。

      这时，公立舜水中学已由汪伪的余姚县政府接办，改名为“余姚县立中学”，并开始增设高中部。学校高中部没有另行招生，而是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扩充的办法。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班初中毕业开始，全班学生直接升入高中部，成为高春一班级。以后随着我班逐年升级，高中部也就逐步扩充。等到我班高中毕业，余姚中学由初中改为完全中学的任务也就全部完成。

      在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级发生了学生反抗汪伪“升旗”仪式的事件。当时学校每天早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对写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汪伪国旗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汉奸的旗”，参加这种“升旗仪式”就是“做亡国奴”，因此不愿参加。于是，有一天在举行升旗仪式前，由班长毛士旦代表高春三全班同学向主持升旗仪式的军训教官李某提出一条意见，说既然参加升旗仪式是”爱国的表现”（李某的说法），那么不但学生应“爱国”，教师也应“爱国”，全体教师应和学生一起参加升旗仪式。如果教师不参加，我们学生也不愿参加。李某听后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并动手要打毛士旦。高春三班的一批学生就一拥而上，将李某团团围住，责备他拒绝学生意见，蛮横责骂学生代表的恶劣行径。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最后我和毛士旦、史美铙、史济濂、叶林蔚、周慕善等七个学生愤然离场，拒不参加升旗仪式以示抗议。李某要求校方严惩我们七个学生，并威胁说要报告日本宪兵部队。结果班长毛士旦被开除学籍，其他六人各记大过两次。我们七个学生在等待校方处分的几天时间里没有去上课，校内的其他同学也有以不上课来对我们七人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后来到了解放初期，李某到浙江省干部学校参加中学教师暑期轮训，这时我正在浙江干校工作，便向教师轮训班的干部反映了李某的两个问题：一是李某在升旗仪式事件中迫害学生的恶劣行径，二是李某在讲课中曾说自己当过国民党部队的连长。这期教师轮训结束后，那个班干部对我说：“据李某自己交代，他没有当过国民党部队的连长，而是一个日伪特务。”

      在我读高中毕业班时，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沦陷区的广大学生当然是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胜利，但是学历却不被承认。高中毕业班学生要到宁波去参加一次“高中毕业甄别考试”，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高中毕业证书。其他班的学生则参加“编级考试”，按照考试成绩来确定自己应读的班级。我们沦陷区的学生虽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心怀不满，但又不得不去努力应考。在余姚赴宁波的“小火轮”中，我们一批前去应考的高中毕业班学生，许多人捧着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默默记诵，用来应付政治课的考试，因为这是沦陷区学生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最担心通不过的考试。幸而这次高中毕业甄别考试我们全班同学都通过了，领到了宝贵的高中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