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小传:
蒋梦麟( 1886 - 1964 )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03 年入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大学 前身)学习,次年中 秀才 。 1909 年 2 月,赴美进 加州大学 农学院学习,后进 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深造, 1917 年 6 月获博士学位。当过孙中山先生秘书。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 1923 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27 年 8 月至 1930 年 7 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8 年改为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自 1919 年至 1945 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 20 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 1930 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 17 年, 还先后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4 年病逝于台北。 著有《西潮》,《新潮》等书。
蒋梦麟 - 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 年 陈独秀 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 秀才 ,称为 八股 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 “ 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 他说: “ 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 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 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 “ 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 ” ,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 “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 ‘ 同病相怜 ’ 。 ”
尽管这对 “ 同病相怜 ” 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 “ 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 ” 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 李大钊 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 “ 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
蒋梦麟 -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18 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 毛泽东 带了 23 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 勤工俭学 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 长辛店 、 保定 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 15 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 胡适之 、 张国焘 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 天安门广场 ,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尽管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么,是谁把他安排在李大钊手下的呢?这个人便是宁波人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 “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 “ 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 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蒋梦麟 -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 1946 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 2 0 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 “ 蒋校长 ” ,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 “ 蒋校长 ” 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在长时期主持北大的过程中,蒋梦麟对北大的未来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并不一定像今天这样的北大规模庞大,无所不有,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特色。蒋梦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 1920 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 “ 国内一流 ” ,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强调学校要将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实验室加以提升,为师生提供良好的试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发明,且要自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庶几根基巩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竞争。
蒋梦麟 -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1926 年 4 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 段祺瑞 下野, 奉系 军阀及直鲁联军 张学良 、 张宗昌 等入住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 邵飘萍 ,逮捕《世界日报》社长 成舍我 ,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 六国饭店 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 1927 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稍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 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 1916 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 86 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 1922 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 “ 升格运动 ” 。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 “ 野鸡大学 ” 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梦麟书法
蒋梦麟书法
有种有义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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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种 ”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 “ 有种 ” 。
种者,胆量、骨气也。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淡出北大,蒋梦麟当代校长。 “ 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 ” 接收这一 “ 烂摊子 ” ,蒋梦麟当算是临危受命。他为人低调,谦虚地说是 “ 蔡先生派他来捺印子的。 ” 他一面 “ 谨守蔡校长余绪 ” ,一面矢志改造北大。他认为: “ 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 ” 无奈当时北大的经济 “ 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 ,所幸得到胡适、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帮他网罗人才,筹措经费,以 “ 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
蒋梦麟上任后的第一招是静心观察,把诊问脉:学校 “ 纪律弛,群治弛 ” ,他致力 “ 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 他说他平生做事全凭 “ 三子 ”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学务实精神)办事。他大胆放权,对文、法、理三学院院长说: “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 他把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这体现了他的 “ 有魄力,敢担当 ” 。罗家伦说得中肯: “ 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 ” 理学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抡;文学院的周作人、汤用彤、徐志摩;法学院的刘志扬、赵乃抟等教育界名流遂云集其麾下。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他重用新人吴晗,选用没有学历的钱穆,接纳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研究《资本论》的千家驹 ……
与蔡元培不同的是,蒋梦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惜重金 “ 武装 ” 物理系, “ 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以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
为确保学生专心求学,蒋梦麟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取消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分制;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师生间达成了 “ 只有陶冶,而无训练 ” 的共识。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对教授仍礼遇有加,恢复建立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氛围,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期以 “ 教育救国 ” 、 “ 学术救国 ” 。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学、科研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平稳有序地发展, “ 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 ” 。
最能显出蒋梦麟 “ 有种 ” 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骨气和民族精神。
1935 年 11 月,冀东有人阴谋搞 “ 华北自治会 ” ,蒋梦麟领衔,与北平教育界诸多名流发表联合宣言,痛斥这一行径 “ 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 ” 。此举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有人称蒋梦麟在 30 年代前期是 “ 北平正气的代表者 ” 。
北大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日本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的中心。由于蒋梦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与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拢他,希望与他建立所谓的 “ 友谊 ” 。蒋梦麟多次公开表示日本侵华 “ 不友好 ” 的态度后,日本人开始对他施以威胁、恐吓等卑鄙手段,企图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责蒋梦麟煽动学生反日,要求宋哲元严加惩罚并强逼其离开北平。宋哲元将此信息告知蒋梦麟,蒋却我自巍然,继续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军方十分恼火,于 11 月 29 日请蒋梦麟到日军司令部 “ 谈话 ” 。
蒋梦麟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和几个朋友,于天黑之前单枪匹马来到日本军司令部。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有生动精彩的描述:
“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 ” 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 ” 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
“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
“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
“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
“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
“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
“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 ”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 “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
“ 我不去。 ”
“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
“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 —— 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 你不要怕呀! ” 他心不在焉地说。
“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 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罗家伦评价说: “ 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回纥的精神。 ”
曹聚仁在盛赞蒋梦麟 “ 临难不苟免 ” 的骨气时,还说 “ 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 ”
蒋梦麟的 “ 有种 ” 还表现在他到台湾后,在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 ” 主任任上,敢于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 他极力主张在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以实现 “ 社会公道 ” 或 “ 公平分配 ” 。上世纪 50 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三七五减租面面观》《土地问题与人口》和《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等 10 篇阐释土改政策的文章。时任台湾 “ 行政院内政部长 ” 的黄季陆认为蒋梦麟 “ 对土地改革的决策,是一位忠诚而努力的推行者 ” ,有 “ 首义之功 ” 。
蒋梦麟在台还提倡兴修水利,倡导、推动人口节育。尤其是后者,曾使他遭到无端的指责和恶毒的攻击: “ 基于极端个人快乐主义之邪念 ” ,为 “ 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式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 ” 。有人辱骂他比秦桧、汪精卫还可恨,可杀,声言要 “ 杀蒋梦麟以谢国人 ” 。蒋梦麟直面以对,依然故我。 1959 年 4 月 13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 “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国民党元老王世杰称赞说这是 “ 一件最不平凡的功业 …… 将来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
这些都叫 “ 有种 ” 。
显然,用 “ 有种 ” 来评价蒋梦麟毕生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蒋梦麟有勇有谋,能干肯干也善干。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 “ 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
还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评说的得体、到位且有趣: “ 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 傅又诙谐地说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当时在场,听后笑着说: “ 孟真,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 ‘ 功狗 ’ 。 ”
蒋梦麟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 1958 年病逝。时年已七十有五的蒋梦麟动起续弦的念头,不顾家人的反对、朋友的劝阻,欲与某将军的前夫人、 49 岁的徐贤乐结婚。老朋友胡适闻讯,抱病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此表示异议,细述朋友们对徐女士看重钱财、人品不端的种种反映,言辞恳切地说: “ 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 你我五十年的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需为这封信道歉了。 ” 力劝他谨慎行事。同时,蒋梦麟的老朋友陈诚、张群,以及宋美龄都一致表示反对这桩婚姻。然而,蒋梦麟终不为众多老友苦口婆心的劝说所动,毅然与徐结婚了。他认为: “ 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 ” 可是,婚后不久,蒋梦麟因不慎跌断腿骨,住院治疗。 “ 徐贤乐对正在住院的蒋梦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将自己原在蒋家之户口迁出,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后,蒋梦麟迁出病房,徐贤乐不知去向。 ” 此时,蒋梦麟才幡然醒悟, “ 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 ” 为由提出离婚。他对记者说: “ (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 ” 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 1961 年 6 月 18 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蒋梦麟晚年的婚变,一时成为台湾重大的社会新闻,闹得满城风雨。
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后,香港《自由报》刊发打油诗调侃蒋梦麟,诗云:
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
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
也有人讥讽徐贤乐,把他们的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 “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 ‘ 人作孽,不可赦 ’ ,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 ” 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蒋梦麟敢做敢当,自暴家丑于众,也算作 “ 有种 ” 。
有 义
“ 九 · 一八 ” 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 “ 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 ” ,希望同学们 “ 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 在多次呼吁无效的情况下,蒋梦麟无奈地说: “ 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长,我不得不服国家的命令! ” 这一期间他确实打击过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许德珩、马叙伦,开除过韩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学生;但我们也应看到蒋梦麟后来亲自向马叙伦道歉并 “ 再三 ” 退回(送去)聘书的悔改表现;也得承认学生被捕了,蒋梦麟亲自向北平市长秦德纯交涉,保释了因反日游行被捕的 28 名学生的事实。也不应忘记: “ 三 · 一八 ” 惨案发生后,蒋梦麟是追悼会的主祭,他悲愤地说: “ 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 说到此, “ 潸然泪下 ” 。接着他猛烈抨击军阀暴行: “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
另一耐人寻味的事情是, 1933 年蒋梦麟以 “ 不交学费 ” 为由,开除了9名 “ 左 ” 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 “ 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 ”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说: “ 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
再说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 “ 七 · 七 ” 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或出逃或隐匿。 12 月 6 日,周作人被捕,关押在北平。 1946 年 5 月 26 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 年 7 月 19 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 “ 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 ”
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对周作人这个 “ 巨奸 ” ,当时 “ 国人皆曰杀 ” 。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蒋梦麟在当时敢于挺身为周作人作证,是需要勇气的。当然,首先蒋梦麟所说的是基于事实,或是他深受北大传统的 “ 兼容 ” 精神影响,或是眷顾老朋友之情。
8 月 13 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 “ 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 ”
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全文如下:
准贵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号公函,以审理周作人汉奸案,嘱查复有无为该被告出具证明文件等语。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现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该被告所持此项证明文件确系本人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准函前由,相应复请查照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赵院长琛
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
现任行政院秘书长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显然,蒋梦麟出具的证明函对法院的判决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公之于世的蒋梦麟为周作人作证的材料。
总之,蒋梦麟是不乏人情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