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是中国近现代史里，值得反思回顾的悲剧人物。张东荪的一生是中国清末，北洋，民国以及“共和国”文人们命运的缩影......

请君暂上凌烟阁，张生曾经万户侯

1949 年，中国的又一次改朝换代。随着蒋介石政府，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台湾，和平终于降临饱经战火蹂躏长达数十年的的中华大地。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都出乎意料。毛泽东摇身一变，由在野党的党魁，割据一方的山大王，成了中国大陆的执政党领袖。当年和毛泽东一同打天下的战友们人人封官晋爵，个个弹冠相庆。论功行赏，张东荪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行政三级。“新中国”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委员共六十三人也即国家领导人。张东荪是其中一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赏识，恩宠，青眼有加。张东荪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是民盟和党外人士中的“革命派”。共党之在野时，张东荪多年来一直保持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张在抗日战争援共，脱离民社党反蒋，以及后来的国共内战中的亲共的表现一直受中共欣赏。张东荪尤其在劝降傅作义的数十万国军，兵不刃血和平接管北京城，为中共立了大功。

1949年的毛张之间，可谓“君臣知遇，千载一时”。

建国路线的政见分歧-道不同，何相为谋？

毛泽东登基前，已决心把中国纳入斯大林的“国际共运阵营”，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按苏俄模式治国。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想法，在中共党内已基本达成共识。毛还打算学苏联的“以党治国”，“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取消新闻和言论自由等等。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执政后，这套“一边倒”的治国方法和方式，将决定中国今后的道路和方向。立刻面临张东荪为首的民盟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张东荪此时除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等等；还是民盟中央常委和实际上的民盟领导。

张东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倒”的主张。早在毛泽东上台前，张东荪就坚持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还宣扬建立“中间性的政治体制”；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等等。用今天的政治语言讲即是：独立自主，中国特色，民主宪政，和平发展。张东荪的这种“中间路线”，反对“一边倒”的治国理念，在毛和中共建国前后都曾引起了党内外许多人士的反响和共鸣。

国共军中元老张治中当年也曾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毛泽东和张治中讨论外交问题,毛泽东和张治中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毛泽东曾大度地说“可以辩论10年”。

看似出奇实有因，谁人识得帝王心。

政治的阴暗和凶险，血腥和残酷非一般人可以了解。福兮祸之所依。即便是身卷其中的政治人物如张东荪本人，未必也能看到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却也可是最危险的时候。历史的发展，也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毛和中共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继而又强化了毛的“一边倒”的决心和国策。尔后毛和中共又掀起“镇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使全国人民，全党，全军在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说毛泽东在建国初还有领袖的雅量，尚能容忍张东荪等人的不同政见。到韩战爆发后，毛泽东终于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气,向张东荪开火了: 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极严重的敌特分子.....毛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当年“整张”的片段回顾

章诒和在“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一文中谈到张东荪：

1952年1月，中共展开了“三反”运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东荪成为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这也毫不奇怪。民主观念浸入骨髓的他，从来就对“检讨、检查”之类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控制思想、侵犯人权的行为。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翦伯赞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意义在于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即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基调。

　　疲惫不堪的张东荪深受震动，他致函民盟中央(张澜、沈钧儒)表示如果群众还不满意他的检讨，自己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实，张东荪心里也清楚——哪里是群众(包括翦伯赞在内)不满意他。不久，他的问题突然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别说是翦伯赞、章伯钧，就是张澜，沈钧儒也惊呆、吓傻了。

　　梁漱溟回忆道：

这个时候张东荪惊恐的不得了，惊恐到精神失常，白天黑夜他都分不清了，说话语无伦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么，当时党中央通知他，你的犯罪行为我们人证物证都有，你自己写检讨，你自己的检讨同我们的证据合起来才能定案，定你的罪。他就写了检讨交上去。毛主席说不行，你还不老实，再写。他又写，把许多事情坦白交代了不少。毛主席看了，说还不行，还不能通过。第三次又写了检讨，才算是通过。毛主席说，这个吗，还差不多。

毛氏绞肉机-我害人人，人人害我

张东荪被“打倒”，固然是大不幸。祸兮福之所伏，不幸中的万幸，张东荪被毛网开一面，“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张东荪而言，欽定的“人民内部矛盾”让张东荪可以“躲进小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尔后的一串串 ，接二连三政治运动中，张东荪反成了看客和观众。但是，对其他人而言，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有当年批斗，或专案张东荪时的左派们，张东荪的被“打倒”，却敲响了毛氏绞肉机的暮鼓晨钟。尔后的一串串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当年批斗，或专案张东荪时的左派们却一个个地成了右派和反革命：

张“叛国案”的审查小组成员章伯钧当了右派。

张“叛国案”的专案小组成员千家驹在文革中曾“自杀未遂”。

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于1968年12月18日夜自杀身亡。

反右运动中的打手吴晗1969年在狱中自杀。（在美国时大家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钟书忽然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

陈乐民回忆道：张东荪先生晚景的悲惨，1958年被迫辞去教授职务，调到北京市文史馆当勤杂工，并被赶出朗润园寓所。1968年张东荪以82岁高龄被捕入狱。张氏有三子一女，都是学有专长的人，长子张宗炳是北大著名昆虫学教授，次子张宗燧是科学院学部委员，三子张宗熲精通英语。两个儿子在“运动”中自杀。我对张东荪先生的命运不禁唏嘘。

钱穆叹道：整个世界走上了一个历史剧变的时代。照理，在此时代中，该激发思想，要求有思想家出现。而不幸这五十年来，在中国，竟无一个思想家可觅。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将来会只留一空白。空白尚好，更不幸的，还涂上许多污点，有待后人来洗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