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由不同的逻輯所组成。政治需要“立场”，決定了从政者的任何話語和行為都必须有立场。学者一旦从政，发自学术与公心的所言所行，则为政治逻輯所解讀，並劃分规类......這就是学者型知识份子遭遇政治的必然結局：誤會，永遠的誤會。這種“历史的誤會”決定了他們的命运，自然也決定了張君劢，胡适，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命运。


反袁反蒋反共,反专制独裁，反武力夺权

民国初期，张君劢是首举反袁旗帜的第一国人，曾撰写文章《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谴责袁世凯的失职误国，其言辞之激烈，文笔之辛辣，曾激怒袁世凯。为避免袁手下的报复，张君劢在梁启超等人的帮助下，赴德避难求学。

張君劢一生致力於批評國民党一党專制。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后，張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張針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国库养党”“党国不分”“党外無党，党內無派”的一党專制作法，多次展開了激烈的批判，甚至因此被國民党綁票。为避免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不得已又再次赴德，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

张君劢始终反对共产党：反对它的只注意经济平等之宗教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反对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始终反对打天下之意识......(牟宗三) 张君劢还反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行为。

民国时期，乱相丛生，军阀割据，革命、立宪、共和、复辟诸多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轮番表演。可谓众神喧哗、群魔乱舞。而张君劢是民国政治人物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的一个只认法理，不畏君权，高呼宪政，蔑视武力，拥抱民主，反对专治，面对国共两党“武力政治”都无所畏惧的“政治异类”。

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中正为领袖的国民党，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还有由社会贤达，知识分子构成的民盟等第三政治势力，或合纵连横，或孤注一掷。形成了角逐中国权力的三大政治力量。此时此刻的中国，破天荒的出现了“文明政治”机遇。国际上美苏等大国也在为中国多党政治的诞生而出力奔走。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重庆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商討政治、軍事、國民大會與憲法四大議題，这个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会议决定，在增选代表、政府改组、宪草修正完成后，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此时的中国，有希望建立多党政治下的联合政府，随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出国家领导人并根据宪法建国......中国的宪政民主曙光,开始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政治协商会议还决定了国民大会的代表分配名额为：国民党二百二十席，共产党一百九十名席，另外民主同盟等有一百二十席。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蒋介石以民国政府领袖身份曾出席闭幕和五项协议正式签字仪式。闭幕式后，蒋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有着多年“交情”的蒋委员长，毛委员长，都早已对相互之间的军事实力，政治底细，全国局势等，有所了解和估量。中国此时民心思定，渴望和平。此时蒋的声望亦如日中天，蒋毛二人重庆见面，毛竟会大庭广众下，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国共两党也一面和谈，一边备战。甚至边打边谈，大打大谈。让调停的美方人员眼花撩乱，疲于奔命，领教了国共内部政治，军事斗争的“中国特色”。张君劢作为一個当时叱咤政坛的政治明星，中国当时第三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坚决反对“一党专政”，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张民族宽容和解。反对分裂，造成全国混乱......

国民大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坚持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同时宣布不参加。在中共一百九十名与民盟八十席“缺席”的情况下，国大由国民党二百二十席、曾琦的青年党一百席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四十席的的代表，出席南京并召开。曾琦任“国大”主席团主席。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被（史）称“制宪国大”。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后的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蒋介石）总统和（李宗仁）副总统，被（史）称“行宪国大”。

在此时的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参加国大，靠“选票说话”是“文明政治”的体现，足以给国内外一个“体面的交代”。既然“国会”的文斗自己是“多数派”，可以稳操胜券，何乐不为？何况，当时的国民党不但政治军事力量上，甚至其他所有的方面都远优胜于中共。可以奉陪中共的“武斗”挑战，却低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野心和军事力量，也低估了苏俄对中共的支持。

国民党6大后蒋表示，中共的政党问题愿通过谈判解决。7月1日，毛对来访的民盟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说：“蒋先生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他不仅下决心和蒋一较高低。对（赫尔利的）美国只支持国民政府，不以武器给中共的态度，尤其愤慨。毛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尔利赶走再说。”可见其内斗意气之盛，非要拼过鱼死网破。

毛泽东不屑于国大的“选票说话”和“文明政治”。在毛的眼里，从来就只认拳头大的是哥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何况在“国会”里的“文斗”，自己只能是个“少数派”。于是文斗不成，就武斗。当然，若民盟能够和自己“同舟共济”一起抵制，不参与国大，蒋则无法建立多党政治下的联合政府，也无法给世人有所交代。所以，此时民盟成员对国大的态度，参与或抵制，便成了日后毛执政时，国内“革命和反革命”的“定性标准”。

1946年的国民大会，成为国共两大党再次决裂的标志，是否参加这个国大，也成为检验中国第三政治势力站在国共两党哪一边的重要“标帜”。作为宪政专家和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自己虽然没有出席，但他的民社党却和青年党一道参加了这次国大。其责任及后果当然应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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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 国共合作破裂。图为民盟领导人到南京美园新村送别中共代表团。左起：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张申府、张伯钧、沈均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劢、王炳南

民盟

蒋介石為了有一个多党參政的联合政府和民主氣氛，召开国大的同时，邀請了中共和民盟出席。民盟当时的態度是“停止內戰，召開国大，改組政府，完成宪草”。国民党施出诨身解数，分化瓦解民盟各党派成员。也採用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当然，毛泽东此时也没有闲着，在张君劢60岁生日时，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亲自给张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民盟内部，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单独参加了南京国民大会，之后的民盟彻底分裂，以致产生了一个没有青年党和民社党参有的民盟，此（新）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迅速恶化。国民政府便宣布民盟为“非法”并制裁，又直接导致民盟宣布与中共合作，自此民盟与中共结盟。中共建政后，民盟宣布“服从”共产党领导。

原民盟中，青年党首先決定參加国大，但有一前提，需民社党也出席會議。而国民党也非常重视民社党的参与“角色”，國民党因此“聚焦”張君勱。蒋本人亲笔写信和“殷殷劝导” 张君劢，信中说：“先生平素主张早日实施宪政，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即在制定宪法，俾本党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国民党承诺以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并且还保证不推翻这个“宪草”的基本原则。

在国大開幕前夕，張君劢态度有所變化，同意民社黨“有條件”地參加国大，條件就是国民党保證通過由他起草的《中華民国宪法》，結束訓政，實行宪政。但是，他本人依然没有參加国大。這個決定成为張君劢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点，中共对他绝望，他也和中共分道扬镳。也为日后他成为毛泽东钦定的“战犯”埋下祸根。

民社党

中国民主社會黨內部十分複雜，不少人希望參加國大分得一杯羹，谋得一官半職。张君劢虽一党首领，但民社党的决策必须同大家协商，不可一人独断专行。因此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应该是代表了党内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幕后政治交易，通过参加国民大会可以安排党内的干部，谋到利益好处。

張君劢曾無奈地說：“這一夥人跟了我這許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戰勝利了，国民大會要開了，联合政权就要成立了，我還能夠要他們老餓著肚子跟著我嗎？国民党是国庫养党，我有什麼法子养這些党員？”。當然，民社党參加国大，重要原因还是国民党承諾保證通過張君劢起草的憲法草案。張君劢善良地期望通過国大，迫使国民党通過憲法，從而使中國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

民社党内部，因參与国大和參与“民国政府”的問題，也發生了分歧。一開始是張東蓀反對參與國大，甚至不惜與長期的“挚友”張君勱決裂；而後則是孫寶剛孫寶毅等人反對參加政府。国共内战中，張東蓀虽为中共“和平解放”北平功勋卓著，但却是在毛政权下，全家都落入悲慘結局的第一个民盟要人。

1946年11月12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召开国大，中国共产党拒絕参加，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历经三年，炎黄子孙，数百万人，同室操戈，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历史无情，造化弄人，世事难料。海内外，包括美国，共产国际斯大林，所有的各方人士都不曾估料到，蒋介石国民党退守台湾，毛泽东共产党执掌大陆的国共内战结局。从此，各自为号，两党两政，两岸分治，骨肉同胞，一别就是60年！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历史常“惊人相似”！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次次的暴力夺权，一回回的新皇登基。国人信奉“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者王败者寇”为名言至理，习以为常。当理性，文明，非暴力政治即将来临时，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思想理论却拥抱了中华大地。民主宪政如昙花一现，同国人无情告别。此一告别又是人间的一个甲子。

张君劢虽然书生，还是知道国民大会没有中共这个“第二大党”的参加，中国的和平断难保证和实现。但是他以为：“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 一个以实现宪政为毕生理想的学者，张君劢丝毫不曾为自己的命运前途所算计。当自己的理想似乎唾手可得时，就淹没在国共内斗的无情政治漩涡里。待中共胜局在望时，张君劢立刻成为毛泽东钦点和通缉的最后一名“头等战犯”。

张君劢终于看到了自己宪政梦想的破灭，于是打点行囊，又一次去国避难，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1949年，张君劢移居澳门，又转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派张经武赴印度邀请他回国，为张所拒。1956年，張君劢定居旧金山，1968年二月廿三日在旧金山柏克萊疗养院离世。直到去世，他生前再没有回到祖国故土。

张君劢睿智真诚的宪政思想，于今天的国人依然意味深长，更不会因为他的离世而消失。相反，无论从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明智的制度路径选择上，张君劢都已经为今天中国的朝野指出了方向。如何消化就看国人的能力和觉悟了。

仅以此文纪念先贤张君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