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在江湖挨刀”后的漫谈
晚兄在一文中谈了吴京华的案件，震撼华人界，也引来海外华人的反思。类似的事件在国内教育界也频繁发生，下面引几则媒体最近的报道。10月4日山西朔州23岁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李某捅死在教室；10月21日，浙江缙云31岁女教师潘伟仙被学生丁某掐死在家访途中；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43岁教授程春明被学生付某用菜刀砍死在讲台上。在非教育界，这样的事件就更多了。与吴京华的案件相比，“科技含量”要低得多，没有用专门的杀人武器——枪械作案，而是用刀，甚至更“低级”地就直接用手作案，然而都同样血腥，且起因都有一定的类似性，即在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豁出去了”，选择非法暴力同归于尽。
缺乏对生命的 “珍惜和爱护”，这样的“文化”古已有之，并不是从毛时代才开始的，殉葬和灭族的“传统”曾延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还“遗风尚存”。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据说粗略的数字是，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自杀，是车祸死亡人数的三倍。
缺乏对法制的敬畏之心，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对公共正义不予信任，对通过法律伸张正义缺乏信仰，而倾向于以私刑解决问题，走江湖中“快意恩仇”的那条路，这正是中国武侠小说和美国西部片反复描述、且“深入人心”的情景。政法大学学生的犯罪行为，就发生在培养法律人才的领地，除了说明对法制缺乏敬畏之外，也表现了教育的失败。
缺乏平等的权利意识，只要手上有那么一点点权或势，就将情不自禁地施之于人，干预别人的行为，甚至为自己取得利益。不仅有严重的官本位，还延伸到了“师本位”、“父本位”、“兄本位”、“雇主本位”等等，就算是个售货员，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顾客也要耍耍小威风，绝没有蹲下来才对小孩说话的理性，结果是人为地制造出了大量矛盾，破坏人们对公共正义的信心。
缺乏及时解决小问题的工作机制，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萌芽状态的冲突在有条件时不去化解，等到积重，则已难返，许多呈现对抗性的“群体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对此有亲身体验。
缺乏心理疏通和情感宣泄的渠道。心理学只是近20年来才渐渐被承认，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的治疗体系基本上还是空白。那些因种种原因导致处于 “实在想不开”状态的人，没有谁去帮他解开心里的死结，于是只能“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本来的制度设计中，做思想工作是党组织的职责，理想的情况是，人们有问题应该找党组织化解，事实上这一项功能因缺乏互信基本上消失了。教会里的牧师、神父在解决人们心理问题上起的作用更大一些。

求索
200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