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估量）与中国的关系

亨利-基辛格 华盛顿邮报 2009/ 8/ 19

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结构是因为接受美国的控制而得以维持。巨大的资金流动伴随着适合美国人消费需求的商品已经为中国带去了庞大数量的美元，这些美元又被中国返回来借给我们用于进一步的消费。经济危机以前，中国向美国派出了大量的专家并且向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投资，学习那些似乎能以最小的风险推动全球永久性增长的奥秘。

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动摇了似乎能永远增长的信心，中国的经济领导人已经看到了美国的金融体制将他们十年的储蓄置于潜在的灾难性动荡之中。为了保护这些美国国债投资的价值并且维持他自己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中国发现自己被强制持有大约接近一万亿的美国国债。

因此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中国和美国双方对彼此都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感情。一方面，两国经济产生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性。美国经济的稳定并且比较好的增长影响着中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但是中国同样存在日益增长的独立于美国经济决策的要求。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紧缩既是美国的也已经成了中国的噩梦，两个国家面临着被迫同步调整他们的经济政策。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其施加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双方的矛盾组合中都存在着扩大各自独立决策范围的要求。

中国方面大量的的举动反映了这种趋向，中国政府官员感到他们可以比以往更自由地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对美国提出忠告，中国已经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与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进行贸易。中国中央银行的官员建议逐步建立一种替代美元的贮备货币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轻视这种想法，然而这些主张正出现在如此多的公开议论中，并且考虑到中国历来一贯的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抱有极大的耐心，因此应该对此给以认真的对待。为了避免逐渐导向对抗的政策，中国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需要得到加强。

依据常规的经济学知识，只要中国增加消费美国减少消费世界经济将重新获得生机，但是当两个国家都施行那样策略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世界政治的基础结构。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中国的经济重心转向更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将出现一种新的经济规则。中国将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周边国家逐渐增长的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将提高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而政治上的合作所形成的新的世界游戏规则必将进一步补偿经济贸易模式的转换。

定义一个长远未来的合作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和美国都曾经具有支配性的强权能够基本上单方面地制定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他们并不习惯于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形成束缚行动自由的紧密联盟或协商机制。当他们结成联盟时，往往倾向于利用这样的联盟作为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导体制的包装，并且显示了相当程度上的控制权，而这对于正在显现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使合作的努力得以实现，美国领导人必须抵制源自冷战“剧本”的围堵政策的尖锐呼吁，中国则必须警惕一种旨在消弱所谓美国霸权计划的政策以及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亚洲集团的诱惑。美国和中国不应该重蹈一个世纪前英国与德国从友谊走向对抗的覆辙，那曾经将双方拖入一场全球战争。这样一种演变最终的受害者将是全球事务，比如能源、环境、核扩散及气候变化，这些将需要一种共同的先见之明。

另一种极端的观点，某些人争辩美国和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两国集团 G-2 ，一个默认的全球控制实体，然而这并非两国以及当今世界的利益所在。那些感到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将在恰恰需要全球视野的时候转向强硬的民族主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于领导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大西洋地区据此得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剧变，一个迄今为止被国家间的敌对所分裂的的地区找到了规划共同命运的机制。虽然这些措施的施行效果不尽相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极大改善了的世界秩序。

二十一世纪需要一个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制度化的 框架 。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边界比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国家具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个地区千万不要陷入二十一世纪版本的传统的权力平衡政治局面，如果太平洋沿岸形成对立的集团那将是特别有害的。值此国际事务重心正在向亚洲移动之际，美国找到了他的区别于霸权但与领导地位相匹配的新角色，我们需要一种基于美国和中国紧密合作基础上的太平洋框架，同时又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容许划分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实现他们的渴望。
2009-08-25 张一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