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团体生活的形式（略）

涉及到现实社会政治制度的讨论在中国永远是一个敏感甚至有风险的话题，笔者不想出风头也不想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

 《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题目就开宗明义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杜威关于民主主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而首先是一种社会团体生活的形式。本节笔者不想在这里说的更多，这种认识清清楚楚地描述了一个质朴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原始含义，像许许多多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名词概念一样，比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法？等等，特别在中国都极迫切地需要返璞归真。

九 如何重新认识、评价杜威教育哲学

笔者认为，杜威教育哲学的出发点、生长点或称理论基础之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是对古希腊文化传统及教育思想和近代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思想及教育理论一脉相承的延续和发扬光大。站在今天的高度，笔者认为其实质性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类自我认知、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这一持续过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变革中的生动体现。

杜威的教育哲学和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对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对于西方社会现代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以至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它的影响和遗产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仍然随处可见，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是今天人们看到和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杜威教育哲学的基础观点和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曾经接受过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康德等人哲学体系的熏陶，而且二者都曾经得益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启发，也都是在资本主义因工业革命而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出现的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杜威曾经明确表示过：“假如我能给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下定义，我立即把自己定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如笔者前面几节已经反复提到的，杜威的教育哲学依据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仅仅是语言表达形式上（一元论和对立统一）和逻辑描述严谨程度上的差别，二者的思维倾向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相似甚至相同点，二者却“擦肩而过”没有交集。更有意思的是各国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更是将杜威的民主主义视作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水火不容的社会改良主义或实用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笔者认为，简述其主要原因在于（1）二者发生的时间先后稍有不同，地理位置相隔遥远。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1851年巴黎公社尝试武装夺取政权，1883年马克思去世，1895年恩格斯去世；而杜威1884年刚刚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6年创办芝加哥试验学校开始提出并实践他的教育哲学，到1916年发表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主要局限在美国大陆的教育领域。而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和北美大陆之间由于大西洋的阻隔，交通和通信远不如今天这样方便发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基本上仅限于欧洲大陆地区，即便是与欧洲存在陆路通道的亚洲，也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也就是说，杜威似乎没有机会接触并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论体系。

（2）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二者由于各自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而彼此关心和各自努力付诸实践的侧重点截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欧洲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比美国要更早的多。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已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出现垄断，社会集团的利益划分日益简单化明朗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所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加上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各种历史因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聚焦在社会突变时期紧张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实际环境下任何形式的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张都是不可能被认同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北美洲的情形却大不一样，新大陆没有宗教神权的统治历史，没有王室贵族等封建势力及其社会特权阶层。美国早期移民大多是新教徒，是欧洲罗马教廷的叛逆者，他们满怀着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来到北美大陆的崭新天地，应该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平民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在经过1776年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1848年淘金热及西部大开发，1861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进入一个和平竞争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加上广袤的北美大陆给所有人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完全不存在资源和市场的紧张和争夺。特别是，虽然由于社会经济急速的扩张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但是与欧洲社会利益集团壁垒分明的状况浑然不同，阶级矛盾反而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杜威的民主主义由于所处美国的独特环境和时代特点，聚焦于社会改良与和平时期渐变过程中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确立和完善，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后来的十月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以至中国革命等历经惨烈阶级战争的政党和国家，将杜威的民主主义视作右倾保守的改良主义理论而加以批判，也正是由于实际社会历史和现实状况使然。双方的实际经验完全不同，理论和实践上的相互抵触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实际上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好明证，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仍然不能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恰恰是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忘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主要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预言在他们身后并没有在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被转移到外部，引发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本土又基本上是置身于两次大战之外，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革命的大规模风暴与杜威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更不可能找到结合点。二战后世界按照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形成剑拔弩张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笔者认为，上世纪前苏联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主义对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盲目“发展”，严重、深刻而且广泛地加剧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以至对立的尖锐程度，美国社会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麦卡锡主义”则是西方意识形态观念的极端主义思潮，同样对加剧对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威的社会与教育哲学概念正好处在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形成的两种极端主义思潮之间。美国社会曾经极大地得益于杜威的教育哲学和民主主义理论，但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严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现实已经容不下杜威社会和教育哲学中毫不讳言的社会主义倾向。加上前苏联二战后在宇航科技方面一时的领先给美国社会和教育界造成了极大震动，也是五十年代杜威的教育哲学在美国遭到严厉批判的重要原因，以上种种使得杜威1952年去世后他的社会和教育哲学随即被双方阵营所一致抛弃，尽管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曾经重新发现杜威，但毕竟已经时过境迁。

今天重温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意义和对其局限性的认识

正像杜威给教育所下的明确定义之一：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对待他的社会和教育哲学笔者不是把它看作不可改变的教育训条，而是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认识他的发生、发展、历史功绩和局限性。如本节开头就指出的，杜威的民主主义和教育哲学是人类对于自我、对于自然界以及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认知这一持续过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变革中的生动体现。关于教育的本质，笔者认为杜威的思考和定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准确的描述。关于各种教育理论、不同观点以及派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杜威坚持以进化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后者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为指导加以详尽的分析和批驳，特别是他创建和直接参与了实验学校的教学实践，借鉴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观念中的科学实验方法，亲自实践并指导实践他的教育哲学，在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方面提供了大量非常宝贵的经验，为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进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法至今、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观念长期形成的教育理论和体制中的大量弊病极具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杜威教育哲学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总体上是一种时代的局限，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创立之初主要是针对进化过程中大量渐变现象的研究、分析和归纳，以后随着更多发现一直在不断受到挑战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前面已经提到，杜威的社会和教育哲学诞生于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既不同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更不同于亚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社会环境，因此显得缺乏对于更广泛的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中更丰富更复杂的不同现象的描述、理解和认识，特别是没有或是回避了对在社会发生突变时期的各种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在具体论述的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的严谨程度上，杜威也很不同于大多数所谓专业的哲学家理论家。他的书在写作风格上既有非常抽象的理论探讨和结论，又有极为细腻的心理过程分析，同时还有对教学方法的探讨和实际生活的实例，所有这些与立论和批驳混合在一起，完全是按照教育实践中各种相关事物和问题的发生、发展脉络揭示其本质及各种联系，看上去并不像是有一个简洁清晰的逻辑结构，这些特点倒是很像卢梭的《爱弥儿》。在此想插上一句题外话，什么是专业论文？启功先生对此有过明确的回答：“什么时候感觉你的文章说的不像人话了，那就是专业论文。”人们对于这样的理论文章往往缺乏耐心从许多看上去冗长繁琐的具体描述中发现深刻的思想和哲学观点。大多数习惯于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特别讲究形式的完美和高雅的读者更觉得甚至不好意思称之为教育哲学。从零零碎碎的大量研究杜威教育理论的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几乎都存在着一种不由自主地要“代替”杜威总结概括其理论的倾向，似乎都觉得杜威的论述太罗嗦，不够明晰准确。包括陶行知先生对杜威的教育哲学所作的概括和发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虽然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化特点，简单明了而且朗朗上口。可惜如本文开头就已经指出的，却并没有准确体现杜威教育哲学的原意。而更多的研究文章更是相当大程度上忽略甚至完全误解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和论点，最武断的就是那顶自认为可以盖棺论定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帽子。今天看来这种评价和质疑是对杜威教育哲学的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以及实际成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和文化革命时期的某些形式曾经显示出勃勃生机，然而这些成果却伴随着文化革命的失败很快付之东流，到今天总体上甚至还没有达到大半个世纪前美国的水准。其中包含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但究其关键笔者曾经多次说过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数千年一贯的固有特点——重“人”轻“天”。对人的自我认知、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及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方面始终停留在直觉经验或玄妙的整体描述，不愿意也不敢或者甚至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认真的、深入一步的反思、反省。

笔者文字水平一直逊于思考能力，此文尽管篇幅已经不算小但到此时仍然感到太多的意犹未尽，文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还只是点到为止，只好留待以后再谈。（完）

200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