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2006年2月12日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说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最高成就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如何认识、理解这个最高成就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中笔者想从几个问题开始做一些深入的探讨，结合几个相关的其他问题尝试着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以及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成果？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首先的问题，这个思想成果的形成和提出无疑是中国古代多少贤哲们穷多年甚至毕生精力思考、研究的结晶。那么这个成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人类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以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天人合一”在很长时间里（至少也有三、四百年）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为什么又主要是压抑、束缚，甚至由此派生、发展、演变而成的封建礼教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桎梏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思想史上并没有完整、明确的与“天人合一”类似的思想或理论成果而是“天人二分”的二元论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什么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却反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步？而且与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伴随的为什么却又是宗教意识形态更广泛的普及？（美国社会的现状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更有意思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以及（可能首先还是）西方思想界为什么又会如此关注距今数千年之久的“天人合一”这个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古老命题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专家越来越多地谈到要大力弘扬、继承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成果，一些新儒家和国学研究学者们甚至认为只有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及“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才能应对全世界今天所面临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日益严重紧迫的挑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之前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认真探讨一下究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是否已经形成了完整成熟的“生态智慧”、“生态文明”或“生态伦理”？是否理解并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否只要全面领会然后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严格地、不走样地指导今天的实践，目前中国和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呢？

 关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引用、注释（更多的是发挥）近年来已经不胜枚举，但大部分都是完全的肯定和赞扬而且大有唯恐不足的倾向。对此笔者看来有些仅仅是望文生义，另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态度，就是说以今天人们对于人类对于自然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添加到对于古代思想家言论著作的说明、解释中，再借古代思想家的名义说明实际上是今天注释者借题发挥、“与时俱进”的观点和看法，至于“六经”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已经是不必过多考虑的问题了。再加上中国的古文言文本来就是独具特点的“大写意”山水画，确有许多词句、内容是永远也无法准确解释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见仁见智。但问题是这样的注释和发挥却丝毫无助于客观评价“天人合一”的实际历史地位和意义，特别是无法解释许多此后数千年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如果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已经早就达到甚至超过了今天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水平，早就预见到了今天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么是否我们只要严格按照这些古代圣贤们的教诲再走一遍历史道路就是另一番新天地，就能避免今天人们所遇到的难题呢？不管是从直觉上还是从逻辑上这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即便可能出现惊人的相似也肯定不会出现百分之百的重复，时间之矢只有一个方向。要想在今天继承发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必须冷静客观地评价并依据现实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探讨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 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并没有形成“生态伦理”

 虽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最终形成完整的明确表述不是由孔子甚至不是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完成的，笔者认为孔子学说对于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最高成就的形成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以此为基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并没有形成“生态伦理”或“生态文明”。由于近年来许多新儒家、国学专家不仅断言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生态伦理”、“生态文明”而且最初正是来源于孔子的学说中，因此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具体对几个被许多专家学者津津乐道以至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家们的经典言论作些分析。

 （一）其中被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 许多引用者据此断言：这里的“天”不就是明明白白在指自然界吗？！并以此为基本论据将孔子所称的“天”、“天命”、“天理”都说成是自然规律，再进一步借题发挥于是儒家学说就俨然成了两千多年后指导今天人类理解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解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生态危机现成完整的药方了。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笔者尝试着将这句文言文译成白话，它应该是：“天何曾说过什么！（请看）春夏秋冬四季兴替，（请看）世间百物生生不息，天还用说什么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孔子在这里是在描述自然界的现象，断言孔子心目中的“天”就是指自然界从字面上理解好像也能自圆其说。在《论语》中孔子的大量叙述中对于“天”以及“天命”的讨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论题之一，但上面引用的这句话并不是孔子对于他反复论及的“天”的“定义”，而是在弟子的请求追问（特别应该注意这里问的并不是“天”是什么？）下“以攻为守”地开导弟子不要只是听老师说什么而要用心领会为什么这样说，以及从老师的举止行为体察其中暗含的道理，就像通过自然现象追寻“天理”一样。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更准确地说是在描述“天”在向人们显示它的存在，即以四时的更替和百物的生息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展现它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天”是隐藏在“四时”与“百物”后面并支配其发生变幻生息的某种不曾言说也不必言说且仅在想象中存在的“主宰”。如有兴趣有耐心认真体会《论语-阳货篇》中这段话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到孔子正是在启发他的学生去用心领会那些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道理。而中国古代后来的另一位儒学大家朱熹在注解论语中这段对话时说得更清楚：“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如果是像引用者断言的那样直白倒是曲解了孔老夫子的一番苦心。笔者认为孔子所论及主宰一切的“天”与今天人们理解的自然规律最多是比较接近，应该承认这确是孔子天才过人之处，他完全是凭直觉“猜”到了自然现象后面存在着某种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说它只是比较接近是因为孔子并不认为他所指称的起主宰作用的“天”就是自然界本身，或者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恰恰就在人观察到的这些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而只是一种超越这些现象之外的“天”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把它“拟人化”了，正如他所说：“天何言哉！….。”这种“拟人化”的描述加上“不愿意”（“予欲无言”）言传而让弟子和后人们自己去意会倒并非完全就是故弄玄虚，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仅仅是他的一种直觉，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对于自然界极为有限的认识水平上要孔老夫子明确无误地说明究竟什么是“天”也实在有些勉为其难。说它只是比较接近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同时代老子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观察相比较，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从弱小、成长、壮大、极盛到衰落直至死亡的直接描述，并根据这些诸多现象的发展变化过程努力在总结一些基本规律，这比起孔子对于“天”仅仅是一些朦胧的直觉应该说是前进了一步。

 孔子“述而不作”，但他的“述”包含了大量自己的理解、总结和创新，所以能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承前启后并成为后来儒学一统天下的奠基人。孔子被奉为经典的言论中经常出现“天”、“天命”、“天理”却“罕言天道”，笔者认为这些说法的内涵并不相同也很有必要认真分析。其中“天”是被孔子拟人化的万物的主宰，虽然在孔子那里“天”只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但这种拟人化的表述或“猜想”对于后来“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最终形成明确完整的表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仅仅是一种朦胧的直觉甚至对孔子本人来说都相当玄妙，因此孔子并没有花费精力去仔细思考追究，实际上处于当时的各方面的局限性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和发现，而是把所有精力集中于现实人生和社会。因此“天命”和“天理”的含义在孔子那里就要清楚的多，即是“天”的主宰作用在人世间的实际表现，“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 （《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二》）。“天命”即由“天”主宰的人类社会的命运，必须注意这里可不是指“天”的“命”即不是“天”本身的规律而是由“天”主宰的人的命运，“天理”即人世间最根本的道理（同样也不是“天”的“理”而是由“天”规定的人间的“理”）。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天命”和“天理”都是相当具体的概念，是专指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变化（命运）和规律，因此也经常是孔子所“述”的重点！如“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及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所以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或儒教是“入世”之说已成公论、定论。而孔子所言之“天道”倒是更接近人们今天理解的自然规律及老子《道德经》中的“道”，但正如孔子本人在整部论语中唯一一次提到时所言：“------《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显然这是指远离人世社会的日月星辰的“阴阳之道”，并且也只是对《易》的概括和总结，这不是孔子思想的主旨所在，因此有“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朱熹《四书集注.公冶长第五》）笔者认为“天”、“天命”、“天理”和“天道”在儒家经典中的不同含义及论述的轻重多寡是引导并形成儒学（后来成为儒教）最鲜明的整体特点重“人”轻“天”的源头，并且由于儒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长期一统天下的地位，这种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渗入骨髓，每一个在这种文化传统环境中受到启蒙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包括世界级的伟人毛泽东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是好或是坏。再进一步说儒学并不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和思想史的源头，它的重“人”轻“天”的特点以及后来能够取得“一统天下”的地位包括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传统本身基本倾向的影响，那么这个基本倾向又是什么？重“人”轻“天”到底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这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留待后面具体祥述。

 （二）另一句被经常引用的经典言论是“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篇》）某些引用者认为“知（智）者”、“仁者”对于山水的喜爱证明了山水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认为这句话“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人与自然在生态关系上是一致的。”从孔子生活的年代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今天人们对于生命源何而来与孔子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相当清楚地知道了地球上各种生命形态的出现最初是从一些基本元素开始，经历了元素演化、化学演化、生物演化直到生命演化的漫长过程才出现了我们人类这种地球生命的最高级进化形式，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十亿年。其中仅仅生命演化阶段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蛋白质大分子到复杂高级的生命形式（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直到人类）其间就历经上亿年之久。一句“山水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或“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这种高度抽象概括的笼统结论对于今天的人类和孔子时代的人类所能理解的含义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更何况即便是这种极端大而化之的理解其实也已经是这些今天的引用者们“强加”给孔老夫子的。实际上“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句话确实不过是孔子对其所称的“知（智）者”和“仁者”的性格及行为特点与山、水自然特点的一种类比，今天根据更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及一些不同学科领域的新发现我们可以说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及资源对于某个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特点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要进一步明确地揭示这种作用的实际过程仍然有赖于现代生物学、生命科学等其他相关学科更深入的研究和发现。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的杰出人物当然在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上一定是比较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有更敏感、更深刻的认识和表述，通观孔子的《论语》中大量类似的叙述可以说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出于“天才”的不同程度的直觉。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直至现代中国人思维习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仅限于、满足于甚至沾沾自喜于直觉。具体到这句其中直觉感受的成分及深度究竟有多少有多深连孔老夫子本人也说不清楚，尽管他确实比其他人感受或理解更深，但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依然停留在直觉阶段，不可能也完全没有超越这个阶段再向前走一小步，或甚至哪怕仅仅有些许朦胧的意识去探求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

（三）今天的许多专家学者断言中国古代儒学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伦理”、“生态文明”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论据。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又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以上这些“圣人”所言以及大量其它类似的言论确实都是大有教益的人生和社会哲理，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历经数千年数百代人传承下来至今历久不衰的美德。中华民族正是凭借众多类似的生存智慧、生活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才得以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才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数量的庞大民族。但问题是依据这些言论我们能够断言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儒学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吗？

 同样应该对这些言论一一作些具体的分析。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些话其实并不深奥费解，很明显就是谈的养生、修身之道，而且与今天人们的许多生活经验、行为规范和已被大量现代医学、营养学实验反复证明的防病及健康长寿的保健知识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方面来说孔子确实是“先知先觉”，而且这里还不仅仅是直觉其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亲身体验，因此这些经验之谈要生动具体的多，并且也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成为数千年中被后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准则。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修身养性、健体强身、益寿延年的众多经验和在人民大众中长期的普及实践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宝贵又独具特色的重要特点。但是一定要把孔子的这些言论说成蕴含有“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却实在是非常勉强，很明显这里同样完全没有涉及人类群体与自然界的关系。至多是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人类的大多数都能以“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那么整体上可以节省许多自然资源的消耗，这确实是“生态文明”应该包含的内容之一。但孔子的这些养生、修身之道仅仅是对“君子”而言决不是面向所有人的，他的另一些经典名言如“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即便是这种假设的理想情况也只能停留在新儒家理论的目标和憧憬中。（要论证为什么这种理想情况不可能实现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又如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还可以举出更多类似的言论，如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蝠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先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汗池测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奈材也。”(《荀子·王制》) 这些是被也许更多的学者所乐于称道的关于儒家学说已形成完整“生态伦理”的有力证据。

 用现代的观点来分析以上这些言论其中确实包含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经验成分。从这些言论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儒家学者、“圣人”实际上不过是在总结表述普通农民、渔民、山民的生活经验、生存经验而已，但是他们本身对这些并没有完整的切身的体会。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学说总体的立场和基调就是前面提到的重“人”轻“天”，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当时现实社会和修身养性，对于自然现象仅仅是观察基本上没有任何进一步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分析这些儒家经典论述时必须看到，从儒家学说的基本立场出发这些经典论述在叙述民间的生存经验、生活经验时并不是着眼于观察、研究自然现象、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着眼于从有限的观察民众的生存、生活经验中研究探索维持现实社会的统治和稳定的“治世之道”。所以孟子和荀子这两段言论中的点睛之处就在于：“……王道之始也。”及“圣王之制也……。” 一个是总结提示另一个则是提纲挚领的引语。所以这完全不是引用者所言对于“生态文明”或“生态伦理”的阐述，甚至不存在哪怕仅仅是启发或提示后人从民间大众的生存经验出发去进一步探讨“生态伦理”发展“生态文明”的任何意图，而是在向社会的统治者说明“王道之始”或“圣王之制”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儒学自汉武帝开始获得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后尽管历经许多开明君主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王道实践，也确实曾经成就了至今令国人津津乐道的几大“盛世”（唐贞观、开元盛世、清康、乾盛世等），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伦理”、“生态文明”依然仅仅停留在民间生存智慧的直接经验阶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经典儒学大师们所谆谆教诲的这种“王道之始”、“圣王之制”。或者说虽然民间大量宝贵的直觉经验和生存智慧中包含着“生态伦理”、“生态文明”朴素的雏形，但千百年来却仅仅是被用来安抚民心以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管理，而且还只有在出现“明君”的朝代这种基于民间直觉经验的生存智慧才可能得到提倡发扬而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一旦“明君”过世也就烟消云散，从来就没有从通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角度经归纳、总结、积累、提高而形成“伦理”或“文明”。到了近现代，随着民族整体命运的衰落国家不断遭受外来侵略、连绵不绝的侵略、反侵略战争、军阀混战、国内战争，广大民众的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致使千百年来一直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在大规模的革命浪潮中又根本提不上日程的民间生存智慧更是被冲击的荡然无存。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全部的注意力又集中于仿效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盲目发展，结果造成今天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全面严重的恶化！

 而至于“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其实与“生态伦理”可以说基本上是毫无关系。《论语》中的《述而》全篇三十八章全部讲的是学习的态度、方法、乐趣以及身教、言教的行为规范，“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朱熹《论语集注》）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等等。“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说的是孔子早年家境贫困，为养家和祭祀经常也不得不从事渔猎活动，但即便这种情况下他也只是用钓竿而不用纲网捕鱼，涉猎时不惊动在巢中歇息的宿鸟。这是孔子用自己的行为说明其处世为人中正谦和的原则，是对中庸之道的身体力行。一定要把这句话作为儒家学说蕴含“生态伦理”的经典论据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令人贻笑大方。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儒学思想体系虽然最终提出了“天人合一”完整明确表述的最高成就，但是并没有形成今天人们理解的“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的雏形或启发提示后人探索途径的线索。儒家学说来源于并继承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倾向，并以其最高成就“天人合一”以及后来儒学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形成并强化了重“人”轻“天”的重要特点，此特点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直至今天。

 张一凡    2006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