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一个被《天安门》见证了的堕落灵魂

柴铃那时如果是个卑鄙无耻又有野心的政客，她就不会那么说，她一定会说出漂亮话，至少可以回避那种傻话。那她说了傻话是因为她傻吗？也不是。

那是什么？是当时的社会语境造成的。那是文革后解构崇高的年代，没人再说豪言壮语，连央视节目采访英雄人物好人好事都不说高尚话语，而是说“没什么，人人都会做”，“当时什么也没想”，“这事要真想，我怕没胆做了”。。。如此这般。谁要说豪言壮语，那立即会引起笑场。 

柴铃被那什么记者采访，估计不是象常规做节目给她时间和问题准备，她被记者做进去了。面对如同该“救娘还是救媳妇”的尴尬问题，她显然没经验，慌不择路了。

她说没有 流血怕是唤不醒民众，是对民众的误解。民众不是没醒，北京市民做了最大努力，但戒严后绝食团不肯认输（戒严令下达就是谈判破裂，在这种力量对比下，明摆着 绝食团输了）撤出，而是期望北京市民特别是首钢工人作出罢工举动而扭转局势。当时每天有谣传首钢工人罢工，失望后很多人骂首钢工人孬种。首钢工人没罢工上 街，倒是昌平农民上街了，打的是反动乱的标语。显然是发钱组织起来的。要说那是最早的五毛。 柴铃说不值得为他们流血，就是这个背景。

在这样的情景、情绪和语境中 （她当时是哭腔），柴铃不会说豪言壮语，她能说什么？潜意识中党史语境中“保留革命火种”的观念自然会首先冒出，为自己的求生本能做解释。她认为她的话不矛盾，并符合当时社会语境的逻辑。否则她就不会说。

这应是她当时的心理过程。你可以说她不高大全，但你不能说她虚伪。说她卑鄙也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