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耕莘談往事
——王亞法
薛耕莘是當年上海法租界中叱吒風雲的要人。他是個混血兒，父親是中國人，母親英國人，從小在比利時受教育，和比利時首相廷德斯曼是同學，精通中、英、法三國語言，回國後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翻譯，不久提升為最高職位的華人特級督察長。
上海解放前夕，香港警方邀請他去當警督，其時潘漢年也托人帶來口信，說凴他多年對中共的幫助，要他留在了上海，另有重用，不料一九五一年，在鎮反運動時被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五年才獲釋回滬。
薛耕莘於二〇〇八年九月七日逝世，享年一百零四歲。
我和薛耕莘是忘年交，前些年回國，每次必去他岳陽路的寓所探望，聽他擺談當年法租界的故事。我最後一次看他，是二〇〇七年的夏天，那時他一百〇三歲，記憶和聽覺尚和年輕人一樣，反映敏捷。臨別時，他將自己寫的《上海灘冒險家樂園》一文的手稿，和一疊文字資料送給我，遺憾的是我至今尚未整理，以致我還欠他一份文債。
薛老曾經跟我講過很多法租界黑白兩道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杜月笙解決上海法商電力公司工人罷工的事。
一九三零年，上海法租界總督費奧理因貪汙和與黑社會勾結，被革職召回法國，換了一位叫法白森（也有譯法布爾）的中校來做總督。
法白森為官清廉，性格耿直，且有法國民族的傲慢，他接受上一任總督犯錯的教訓，一上任就打算放三把火，打擊黑社會的威風，偏巧這時候杜月笙撞上了他的槍口。
那天法伯森把薛耕莘召到辦公室，怒氣衝衝地說：“昨晚青幫流氓頭子杜月笙派人送往我公館一桌金臺面，被我拒絕了，他把我當作前任費奧理先生，這是公然對我的侮辱，眼下租界里烏煙瘴氣，黑社會橫行，鴉片毒品公然氾濫，我要嚴加整治，要先從杜月笙身上開刀！”
薛耕莘聽罷，解釋道：“杜月笙碰不得，此人在上海灘呼風喚雨，能量極大，請總督先生三思而行……”薛耕莘告訴我，其實那時他私下收受了杜月笙五百元的月俸。
法伯森哪裡聽得進，一味咆哮，薛耕莘自知勸不了，只得無語退下。
果然，還沒等法伯森發佈整治條令，法租界的法商電車公司工人就鬧事，發起了大罷工 。
電車工人罷工，整個法租界就亂了套，老百姓叫苦連天，社會秩序一團糟，法方工董局幾次找罷工領袖談判，均不得要領，以失敗告終。其實工人中有不少人，甚至個別工運領袖，都是青幫成員，杜月笙的門生，他們串通起來玩弄租界當局，法國人哪知就裡。
法伯森灰頭土臉，只得找薛耕莘等幾個華人要員商議。薛耕莘提議，此事只有請杜月笙出山才能擺平。法伯森多方打聽，別人都這樣認為，於是他只好服軟，點頭認同，但又礙於面子，不便自己出面邀請杜月笙，只得請求上海市政府出面斡旋。市政府派了要員陳景儀處理此事。陳景儀原是杜月笙的好友，兩人話未出三句，杜月笙就拋出那句老話，“閑話一句——”
原來法商電車公司工人罷工期間，杜月笙一直躲在幕后，帷幄運籌，一聲不吭，眼看機會成熟，便出山做順水人情。
杜月笙送走了陳景儀，立即就打電話給法租界工董局法商人員一起開會討論，會上杜月笙要求，把工人的工資從原來的八到十元，增加到二十元左右，幾乎增加了一倍，這樣高的增幅法商自然不同意，幾經商量，最后法商同意加工資百分之七十五，但堅決拒發罷工期間的工資，原因是怕工人嘗到罷工甜頭，以後再度生事。
杜月笙早就知道工人們只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心理要求。於是談判結束，自己暫不出面，委託陳景儀召集工人領袖和積極分子商議，再一次試探工人們的心理要求，當确定為工人復工的條件是：（一），加薪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二），補發罷工期間的全部工資。
陳景儀摸清工人的要求後，把杜月請到現場。
杜月笙一進門，就受到工人們的鼓掌歡迎。
他清清喉，掃視一下會場說：“兄弟們，你們只要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工資，要求太低了，我幫你們爭取到了百分之七十五，通過商討，法商董事會同意了！” 即時全場轟動，掌聲更隆。
當他說到法商不同意補發罷工期間工資時，場面氣氛驀然冷落，大家面面相覷，鴉雀無聲。
杜月笙又問：“大家同意嗎？”
這時底下議論紛紛，有人説算了，有人在搖頭，一位年輕工人站起來大聲喊：“我不同意！”
杜月笙微微一笑，冷靜答道：“我已經答應法國人了，不能食言，你若不同意，你罷工期間的工資由我杜某人補貼，好嗎！”
年輕人擺擺手説：“杜先生的錢我不能要，我要法國人的錢！”
杜月笙笑瞇瞇道：“好好，大家的損失由我杜某人貼，你的一份，我負責讓法國人付給你！”
這時全場又一陣掌聲——
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震驚中外的罷工運動，就這樣在杜月笙的斡旋下，輕鬆地地解決了。
薛耕莘說完故事，又添了一句，杜月笙真會辦事！
在日本人占領上海，法租界未淪陷前，極斯菲爾路76號敵僞機關，因拉攏他不成，曾對他恐嚇威脅，這事給戴笠知道後，軍統派地下人員裝扮成人力車夫或小販，在他弄堂口值班。
薛耕莘還說，一九三四年某天，宋慶齡托人轉告他，有位住巨鹿路的中共地下黨員出事了，他的箱子裏有一筆不菲的中共活動經費，要他保護。於是薛畊莘立即帶人，從床下的箱子夾層裏搜出存摺，暗下交還中共，爲了此事，秦邦憲和李克農都請他吃飯，表示感謝。
他説他和李克農的私交很好，在逮捕他一事上，李克農曾向毛澤東請示，說薛畊莘對中共有功，能否不抓捕收監，毛澤東沒同意，所以在抄家逮捕他時，公安人員正要搜走紅木臺上的金條鑽戒，突然一位公安部的女士掏出李克農手令說：“人帶走，財產不予充公，給家屬留用……”他告訴我，收監期間，由於受到李克農的保護，沒吃什麽大苦頭。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出獄平反後，被聘請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享受局級待遇，原先充公的岳陽路別墅發還一間，供其居住，髮妻已逝，和妻妹同居一室，其餘樓層仍有鄰居占據。
在交談中，他無不流露出享受局級待遇的榮耀，我說人家的局級干部都分了新房，你這個局級干部連自己的私房都沒有完全發還，這叫什麽局級待遇？老人聽罷，一臉黯然。
他在回憶中多次談到父親死得早，母親雖是英國人，但諄諄教育他你是中國人，要愛中國，他儘管服務的統治集團不同，他是愛國的。
我在網上錄下一張當年他和程子卿（中共一大開會，闖進會場的包打聽）、陸殿棟（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的合影，裝成鏡框送他，他十分高興。一次我在“鳳凰衛視”上，看他向記者曹景行某出示此照，曹問他此照的來歷，老人語無倫次說：“這個，這個……”我看了不由忍俊不禁。
薛耕莘坐牢二十四年，思想改造十分徹底，聽他訴說歷史往事時，無不站在共產黨和唯物主義觀點立場上。我聽了，由衷感歎佩我黨對反動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的成功，再一想，是的，新社會能把皇帝溥儀都能夠改造成新人，更況且一個小小的薛耕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