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長歎憶树棻

——王亞法

離大陸文壇久了，與當年的文友疏于聯繫，只能從網上偶爾得知，他們有的鍥而不捨，還在筆耕，有的縱身下海，棄文從商，有的為官從政，宦海漫遊……想起這些年來的變遷，實在是夠令人寫些東西了。 昨天去書店，購得一本《豪門舊夢——一個上海“老克拉”的故事》，作者孫樹棻。孫樹棻，好一個熟悉的名字，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克拉”。“老克拉”是一句海派話，指出身名門，受過洋化教育，領市面，懂行情，在社會上兜得轉的人，也可以叫做“懂經”朋友。老孫的書用這個副標題來夫子自道，是很確切的。

我和孫樹棻相識在七十年代後期，那時候他正在為我社寫一本《鐵掌擒魔》的中篇小說（1979年少兒版）。因他是單身漢，閑著無事，晚上常來我們辦公室和家住嘉定的趙元真聊天，那年頭，因我的私房被鵲巢鳩居，還未落實政策，也住在集體宿舍裡，所以亦一起參與。

從聊天中知道，孙树棻的祖父在上海灘很顯赫，和盛宣懷家族及榮宗敬家族都有聯姻，父親是商務印書館的股東，跟張元濟是好友，但是個紈绔子弟，因喜愛京劇，和周信芳成了通家之好。

他和周信芳的女兒鬧過戀愛，後來周小姐去了國外，陰差陽錯，有情人沒成眷屬，終身不娶，光棍伴隨一生。他有個小姆媽在香港，文革中幾次勸他去港，未去成，結果周小姐在國外艺术有成，而他卻人到中年，仍在南市一所中學當老師，一事無成，有些落寞。孫家和榮家的聯姻故事是我和他在一次爭辯中得知的。有一次我倆聊到榮家。我是無錫人，外婆家與榮家有些瓜葛，從小聽過許多榮宗敬、榮德生昆仲的故事，那時我年少氣盛，與他爭辯，他有些火起，說：“小王，儂勿要老X跟我爭，我三嬢嬢就是榮宗敬咯兒媳婦……”可見那時候我們間的說話是很隨便的。

文革過後，孫樹棻立志想寫小說當作家，但那時因形勢所系，只能寫革命題材的作品——《鐵掌擒魔》是他和一個叫趙明的山東老幹部合作的處女作。趙明是山東臨沂人，化工局的領導，市委書記王一平的麾下，文革後老幹部復出，山東幫一統上海。那時我在為落實私房政策而奔波，老孫就把趙明介紹給我，我在紹興路28號的住房，就是通過趙明和房地局戰友溝通解決的，當然這是題外話。

孫樹棻有兩大特色，可用“聲味並茂”來形容，聲，他是文革後上海灘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我記得那是一輛灰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上海人把這種車叫做“大炮”。這車和他的穿着很配套——邋遢，也許是他專心寫作，沒有時間打理。每當院子裡響起機器腳踏車（上海人對摩托車的叫法）的聲音，大家會不約而同地說，老孫來了；味，是他的煙癮重，走到哪裡，那裡便是霧氣繚繞。他煙不離手，渾身煙味，不知他晚年戒煙了沒有？大約八十年代中，老孫的創作欲頗為旺盛，他的《姑蘇春》和《太湖遊擊隊》印數很高，後來又改編成電影《敵高科在行動》，在影片稀缺的年代，這部電影曾經吸引過很多觀眾。

    回憶老孫不能不描述他的家。我到過無數個邋遢的家，有四川山區人畜同居的家，安徽農民家徒四壁的家，太平洋島國用棕櫚皮搭建的家，澳洲土族簡陋無比的家……唯獨對老孫家的邋遢，記憶猶新。他的家在上海復興中路思南路口的一所老式洋房裡。你只要看到院子裡停著摩托車，就能知道老孫在家中。如果你在門口大叫三聲“孫樹棻”，樓上會準時回答你三聲“汪汪汪”，這是他的愛犬在幫他回音。當時上海規定不准養狗，老孫養狗也是前衛的，是不是人民政府知道他是單身漢，對他特別優惠，不得而知。

老孫的居所在二樓的亭子間，也是他的創作室，隔壁是被上海人稱作大衛生的廁所間，兼作愛犬的居所。上海人把有浴缸的廁所叫做大衛生，沒有浴缸的稱作小衛生。進入老孫的房間，首先迎接你的是一陣濃烈的香煙味和異味，這味道來自臺上那只壘起三寸來高煙蒂的煙灰缸，和沙發旁那只白色的高腳痰盂。痰盂內的污垢多年未除，臭極變香，發出一陣淡淡的幽怪味，臨窗的一張寫字臺，好像是用木板搭起來的，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稿紙和雜物，最顯眼的是那橫豎混放的幾條紅雙喜香煙，其淩亂是無法用筆墨描述的。

有一次我去他家，約他去見一位老作家，臨出門，他從沙發上的一堆髒衣服堆裡抽出一條褲子，和身上的那條比劃著問：“小王儂看哪條乾淨？”老實說，兩條都不乾淨，但對比之下，總有一條是比較乾淨的，他選擇一條穿上，我們出門去了。

我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聽說老孫去了香港，還繼續在寫小說。

大約二〇〇〇年左右，金庸來悉尼，我和他聊起孫樹棻，金庸說和他很熟，在香港孫樹棻時有作品發表，並說如果我去香港，他一定請我倆吃飯，聽聞老孫雖年近六十，但創作欲依然旺盛，十分可喜。

二○〇二年我回上海，聽說老孫也在上海，於是我打電話給他，想請他和竹林、趙元貞等一幫老友來聚聚。他說，他在九亭買了房子，現在年紀大了，不大去城裡。我說前去看他，他說太遠，不方便，還是在電話這裡聊聊吧。那天我倆一共聊了一小時四十五分鐘。他說前幾年他在香港見過一次周小姐，但事過境非，已經沒有當年的感覺了，現在還是一個人過……我們談了不少近些年上海文壇的軼事，在談到葉永烈時，我說有個別所謂圈內的作家，認為葉永烈的文章不是正統文學，文字枯燥，沒有修飾，其實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正統”，他們的作品加起來，也未必有葉永烈一個人的歷史地位高。他非常贊同我的說法。他說在作協開會時，也曾和那些人爭辯過，說葉永烈寫了幾千萬字，讓你們抄一遍，恐怕也難勝任……他從香港回來，我在海外生活多年，有許多話題談得很投機，彼此覺得，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錯誤的空間里，浪費了許多精力，寫了不少讓後輩貽笑的文字……

前些年回去，聽張錫昌說，樹棻走了，臨終前把遺產和版權都餽贈給最後照顧他生活的一位女友，這位女友不是文學圈子裡的人，不懂如和處置，曾去請教過錫昌……而今張錫昌也走了，不知下文如何。

二〇〇一年，我曾寫過一篇《“老克拉”孫樹棻》的文章，收入我在台灣出版的《半空堂雜譚》中，結尾有“今年我如回國，一定選道香港，和他把盞敘舊，不知他現在還養狗否？過去我們一起吃飯，肉骨頭總由他帶回家喂狗……”不料人生無常，我的取道香港，與之把盞之計劃，竟成泡影。

唉，這些年比我大幾歲的文友均紛紛謝世，敲鍵至此，不由唏噓一歎，悲從心來。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