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紅樓夢》甲戌本及其他
——王亞法
在我面前擺著兩種版本的《紅樓夢》，一本叫《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中華民國六十四年（1975）十二月十七日”由臺灣“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第三版精裝本，深藍布製作的硬封面，內頁批語和印鈐套紅，20X27厘米的開本，典雅大方，筆者暫且把這套影印本簡稱“胡本” ；另一本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月”的版本，大32開本，新聞紙印刷，平裝 ，開本是“胡本”的一半，內頁除幾處篡改外，全部盜印“胡本”，批語和印鈐也套紅，淺藍色封面。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十六回本”，是紅學界公認的最早版本。關於此本的來歷，胡適先生在後跋中說，“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感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胡適先生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中又說：“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來了先父遺稿的清抄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著，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今年蒙中央印刷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朱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刷廠試驗影印成功，我才決定影印五百本，使世間愛好《紅樓夢》和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
胡適先生在上文中說“我才決定影印五百本。”結果讀者預訂踴躍，印刷廠增加到一千五百本。“在影印中一千五百部的書便已預約完了。（毛子水先生為該書《影印本再版序》）”，接著“又于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四日再印一千部，仍由中央印製廠承印（扉頁語）。”
該書正文第一頁，共有朱印七枚，包括適之先生補入的“多”及“紅樓”三字，為防後人誤解，在修改處鈐上“胡適之印”、“胡適之”和“胡適”朱印三蛻。書後有劉銓福等人的題跋，適之先生在劉銓福跋語的上方，用註道：“大興劉銓福，字子重，是北京藏書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癸亥（1863），五月二十七日跋當在同年。他最後跋在戊辰，為同治七年（1866）。胡適”。看到胡適之先生端正秀麗的筆跡，吾儕不得不佩服他認真的治學精神。
說到胡適的治學精神，有一件小事，可作拉扯：胡適寫字橫平豎直，一筆不苟，那怕做筆記和寫便條也復如此，夫人江冬秀見了，責怪他何苦如此認真，太累了，胡適說文字是要傳世的，怕被後輩責罵……
回頭再說上海人民出版社偷盜的那本“滬本”。
“滬本”是“胡本”的盜版，它盜得既很無賴又很專橫，無賴者，在版權頁上加了“內部發行”四字。文革前後大陸盜版的書籍，均按上這四字欲蓋彌彰，因為用它作擋箭牌，凡遇上版權糾紛，可用“內部發行”遮羞之，今天看來，這是赤裸裸的盜版行為。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百年孤獨》，在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後，大陸的出版社瘋狂盜竊，中文譯本在各新華書店橫行，有的出版社，索性連“內部發行”的標籤也不打了，難怪作者到中國訪問時，指著前往歡迎的出版界人士說，你們都是盜版者！
更可惡者，“滬本”將“胡本”中的胡適字跡和其印章，一概刪除，消弭無痕。並在卷首按了篇“出版說明”，用戰狼口氣強加說辭——
“從《紅樓夢》問世以來，整整兩個世紀，圍繞著對它的評價，始終存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無產階級要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和評價這部政治歷史小說，指出它所反映的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歷史內容和社會意義。為了全面地歷史地對它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評價，無產階級也要充分地掌握有關的歷史資料。地主資產階級，如胡適之流，從他們的反動立場出發，則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繁瑣考證，歪曲和抹殺這部小說的社會內容和歷史作用，以為他們的反動政治服務。怎樣對待歷史資料，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態度……”
“滬本”盜版的出現，正是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九七五年五月。讀罷“出版說明”，不由使人聯想，這夥人攫取天下後，以“革命的名義”搞“土地改革”，奪了別人土地，把人家打成反動地主，加以鎮壓，還不讓他的子女翻身；繼而“以革命的名義”搞“公私合營”，搶了別人的財產，把人家打成“資產階級”，還把他們的子女打成黑六類；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搶奪民房，唆使未成年的孩子抄家殺人，將它們搶奪來的文物古董佔為己有……當然包括這偷盜胡適的版權，然後又把他打成“反動文人”，反右中逼死了他的兒子胡思杜…… 他們憑什麽一茬又一茬地殺戮忠良，殘害俊彥。難道這是苦國（不是古國）的劫數？
歷數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到六十五年後一九六六年的紅衛兵，再到五十五年後戰狼的崛起，歷史仿佛又回到了原點。奇怪，莫非應驗了《推背圖》中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的讖語，老夫愚鈍，百思不得其解也！
敲鍵至此，突然又想起另一件與《紅樓夢》有關的傳説。
一九五四年的文壇，曾經發生過一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的風波，緣起是該年三月，俞平伯發表了《紅樓夢簡論》一文，接著九月，山東大學的兩位青年學子李希凡和藍翎，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把《紅樓夢》説成是一本講階級鬥爭的政治小説，對俞平伯進行駁斥。此文先在山東大學《文史哲》發表，旋即又被《文藝報》轉載；後經江青的攛掇，在《人民日報》再次登載；十月十六日，《光明日報》又突然發表了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中肯定了兩位青年學者的觀點，並不點名地批評了何其芳。這本是一件學術界研討的小事，有了毛澤東的這封公開信做攪屎棍，頃刻間變成了一場文壇的政治運動，最後何其芳是倒了霉。他的下場，見他晚年的一句話，足資凄涼，他说：“我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理解我的人，我就会繼續活下去……”當然此公在批判胡風時也是健將，冤冤相報，如此下場，也應了“報應”二字。
城頭失火，殃及魚池，傳說這場風波的內幕是，權傾一時的江青，自封爲“半個紅學家”，她得知俞平伯手中有一部祖父俞樾傳下來的《紅樓夢》手抄本，就派人去借閲，不料俞平伯不識趣，不但不借，還對來人透露出江青學問不夠看手抄本得話意，無意間傷了正宮娘娘的自尊心。
一次江青在《文藝報》上看到兩位小人物的文章，將其呈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到俞平伯的文章，首先想到的是胡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正好借“小人物”之劍，向俞平伯開祭，目標當然是對胡適，以報當年在北大受鳥氣的一箭之仇；江青乞得夫君的御批，在《光明日報》煽風點火，一唱一和，“因此上，演出这‘傷天害理’的红楼梦”的夫妻檔政治運動。
今日想來實在好笑，曹雪芹和馬克思本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兩個先人，只因毛澤東犯了“馬瘋（痲瘋）病”，崇馬吹馬拍馬，偏要將兩者硬牽在一起，達到他泄小人之忿，羞辱斯文的目的，孰可惡，孰不可惡！
毛澤東玩弄乾坤廿八載，餓殍載道，冤案如山，糟蹋文化，劣跡斑斑，雖天下人心知肚明，但陰魂仍在，奈何奈何，嗚呼哀哉！
二〇二一年清明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