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2)
2014 (1)
——王亞法
父親年輕時愛唱歌,口琴也吹得出色,聽母親說,早先上海有過一場口琴比賽,父親曾獲得第一名,還到新新公司的的無線電臺播音過……
記憶中父親喜歡把我騎在他的脖子上,一路走,一路吹口琴,我拍打他的腦袋,咿咿學唱,母親則常會責怪,一老一小又在發狗瘋了!
一晃都是六十幾年前的舊事了。
父親唱的歌,都是所謂舊社會的黃色歌曲,後來隨着形勢改變,不敢唱了。原本他愛唱的《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蘇州河畔》、《三輪車上的小姐》……改成了唱《志願軍進行曲》、《解放區的天》、《我們工人有力量》、《狼牙山》等所謂紅色歌曲。
父親唱的紅色歌曲,歌詞是經過他篡改的。他唱《解放區的天》把“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改唱成“解放區的天是黃梅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辛苦。”他把《志愿軍進行曲》中:“保和平衛祖國,都是保家鄉……”改唱成“保和平反祖國,怎能保家鄉……”我讀小學的時候,跟大家合唱,也唱的這些歌詞,好在沒有人發覺。直到我讀中學時才知道錯了,我向父親指出,父親苦笑,沒有回答……
到了六十年代,我懂事了,就此幾乎聽不到父親的歌聲,他每天下班回家,經常端着酒杯,以酒澆愁,獨自苦嘆:“知足常樂,能忍是安”;有時自嘲:“活了一天,又撿到兩個半天……”
文革期間,父親已經徹底沒有歌聲了,尤其是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那幾個年頭,他每天早上六點上班,晚上六點下班,這是牛鬼蛇神的工作時間,也叫“六進六出”。下班後他躲在房裡寫交待,寫不出時,就叫我晚上去抄別人家貼在門口的認罪書。
我深深記得他隔離審查,被釋放回家那天,晚飯時端着酒杯,泣不成聲的情景。
父親八十歲那年,我回國,全家人陪他和母親一起去蘇州,看爲他倆準備的生壙,回滬時,我在一家賓館訂了一間包房設家宴。那天父親很高興,我說:“阿爸,好久沒聽你唱歌了,今天你高興,就唱一只吧!”
父親沉默了一會説:“幾十年像做了一場夢,又流行唱老歌了。”接着唱起他年輕時最愛唱的《夜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唱着唱着,他哭了,沒能唱完。
一片沉寂之後,孫輩們鼓掌,都說爺爺是高興得哭了,然而只有我和年長的姐姐黯然,父親的哭泣,是他幾十年哀怨苦楚的宣洩,孩子們怎會懂得!
我再也聽不見父親的歌聲了。
父親是二零一一年大去的,走的那年是九十六歲,母親在一百零一歲那年也追隨他去了。
今年清明節因疫情凶猛,我無法回國掃墓,只能乾坐在異國的書齋裡,對著電腦,哼父親沒唱完的那半曲歌。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二日於食薇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