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今天翻阅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读到1961年5月14日（星期日）的一段，是胡适先生谈儿子胡思杜的，现摘录部分，借他人之文，发心中感慨：
    ……晚饭时，先生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医生只许喝20cc的酒）先生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二儿子思杜，我打了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地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有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二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傅斯年——作者）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

    适之先生晚年思子心切，言谈之中时有提及，此乃人生难免。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走胡适时，胡思杜也许养尊处优惯了，不愿意跟者走，表示想留在亲戚家。胡思杜不肯走的理由是：“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夫妇劝说无奈，只好让他留下了，母亲江冬秀不舍，给他留下一箱细软，供他结婚时用。这个在美国读了八年书的青年，比他读了几十年书的老子要迂腐得多，他没有做害过的事，可是他忘记自己是胡适的儿子。
   从胡适的回忆口气中看出，胡思杜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我想他连《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的故事”都没有读通。这只故事用在这里颇为传神，恕我不厌其烦，抄录于此，颇可玩味：小羊在河边喝水，狼很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把它吃掉，于是跑到上游，恶狠狠地指责小羊把河水搅浑了，使他喝不到清水。小羊说，我站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见此计不成，又说你去年在背后骂我。小羊说，去年我还没出生呢。狼生气了，干脆说，不管你怎样辩解，反正老子不会放过你。
    从命运关键时刻的选择来说，胡思杜不跟父母同行是一错；1950年，他在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为了表示积极，将母亲留给他的一箱细软交给组织，还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在香港《大公报》刊载，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适读后，写文章表示：“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此类恶行可能源于苏联，因为蒋经国在斯大林的威迫下，也写过骂蒋介石的文章，表示要断绝关系，文革中更是流行，致使不少家庭，至今弥痕难合——作者）从政治气候来分析，胡思杜写批判父亲的文章，虽是无奈，甚至被迫，但却自我作践，违背人伦，这是二错；到了一九五七年，这个毫无悟性的胡思杜竟然飞蚊扑火，向组织提出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就此划为右派分子， 加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等罪名，遭到无休无止的检讨和批斗。陷入如此绝境，他于1957年9月21日，在唐山上吊自尽，时年36岁，这是三错。
    胡思杜的结局非常凄凉，因为他被被打入另册，几乎和所有的亲友断绝往来，只和远方堂兄胡思孟些许接触。他在给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胡思孟曾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都不愿意了。”
    这个连犯三错的胡思杜，就这样在人世间匆匆地消失了。
    联想起胡思杜的下场，不由使人对天浩叹：呜呼哀哉，天才的父亲怎么会生出如此白痴的儿子！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