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血泪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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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2005/15:40 华夏经纬网

1937年“8·13”淞沪抗战后期，八百孤军扼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从此“八百壮士”享誉中外。时过境迁，“八百壮士”今安在？他们撤出战场后，又有哪些曲折悲壮的经历？请听一位叫田际钿的幸存者那鲜为人知的血泪诉说……

-顽皮孤儿，也是热血青年，受训几天就上了火线

我叫田际钿，字有收，民国六年(1917年)腊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县)中伙铺镇烟墩村，家境贫寒，幼年失学，10岁左右父母双双病故。

小时候的我很顽皮，还有点飞檐走壁的本领，像小雀儿一样快捷灵敏，于是小伙伴们给我一个绰号“雀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0岁的我在蒲圻城关刘沅记粮食行帮工。这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血气方刚的我心想，国难当头，在资本家这儿混饭吃没意思，不如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于是到了武昌卓刀泉新兵训练处，经过几天的训练，正式编到湖北保安五团。淞沪战争爆发，我团奉命开赴上海参战。

当时乘坐的是一列货车，为防日机轰炸，火车只能夜间运行，行行停停，七天七夜后才到达上海南翔火车站，接兵部队领着我们经过一夜急行军进入上海市区，住在火车站大楼，很快团的番号改为陆军第4路军88师524团。

经过5天的休整，师部命令所在团开赴上海闸北，接替兄弟部队上了前线。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敌人每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经过十天十夜的艰苦战斗，使战线在闸北一线周围胶着，敌人的企图不能得逞。524团胜利地完成了防守任务后，奉命西撤，我所在营并担负掩护任务。全营五百多名战士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由营长杨瑞符率领于10月23日退守四行仓库。

-800壮士齐高喊：人在仓库在

-我曾抱着炸药包冲进日寇坦克群

四行仓库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所有，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敌人不敢贸然使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仓库为七层钢筋水泥大厦，建筑十分坚固，对我们固守有利。战斗编制为四个连，我所在连有九个班，配有九挺轻机枪。我编在一连二排。进入四行仓库后，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我们一齐高呼“为保卫大上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人在仓库在”。开始三天，敌人尚未发起攻击，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紧张地做战斗准备，首先是打通各层楼房的隔墙，便于互相串通，接着用仓库内堆存的小麦、玉米构筑外围工事。到第四天即10月27日，敌人开始发起进攻，以坦克为前导，步兵随后，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猛烈冲击。很快，外围工事被敌坦克摧毁了，我们就退守到楼房内抵抗。我与一连战友一直坚守在三楼。四连是重机枪连，坚守在一楼。敌人发起冲锋时，我们的轻重机枪一齐怒吼，手榴弹成串地在敌群中开花，打得穷凶极恶的敌人哇哇乱叫，血肉横飞，尸体遍地，狼狈地败下阵去。

阴险的敌人并没有因失败而放弃攻击的野心，面对着这支英勇善战的中国劲旅，一次次或偷袭或猛攻。我曾不顾自身安危以死相拼，抱着炸药包冲进坦克群炸毁了一辆敌坦克。有位战士身捆手榴弹，拧开弹盖，拉出导火线跳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们营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兵的艰苦条件下，孤军浴血奋战了四天四夜，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不仅使敌军一无所获，而且予敌以重创。这次战斗中共炸毁敌坦克2辆，重创1辆，毙敌200多人，伤敌不计其数，而我们自己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因为作战有功，一批战士受到团长谢晋元的嘉奖，我也晋升为上士。

这次战役，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一无所获，眼看不能取胜，一方面用重兵层层围困，使我们不能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全营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我们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只得接受停火条件。10月31日深夜，全营官兵向前来接纳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进入公共租界。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我们便开始了孤军营的艰苦斗争岁月。

-“孤军营”在租界中被软禁，与世隔绝四年多，我当起了织袜工

-“洋警察”用警棍、水龙头、枪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

-谢团长为内奸暗杀

我们幸存的500多名官兵进入租界，在跑马厅休整了两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辆卡车载着我们开往孤军营。战士们虽然个个衣衫褴褛，但英姿焕发，站在汽车上沿途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卡车开进军营，工部局先就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

开始三个多月，饭菜都是由英国人请人做好后送到营内，早晨稀饭，中午、晚上吃米饭加一点萝卜、黄豆。因饭菜做得不好吃，又不卫生，孤军营便向英国人交涉，根据有关协议，将定量供给的钱米直接给营里，由我们自己打灶做饭，得到同意。孤军营人才济济，泥瓦匠、缝纫工、做皮鞋的等各方面人才应有尽有。官兵们很快用芦苇搭起了草楼，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部分销到上海、四川、新加坡等地，弥补了生活费的不足。我被安排当织袜工，那期间还学习了两年文化。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谢晋元一再叮嘱我们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租界工部局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不断地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孤军营每天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旗杆下，立正敬礼，高唱国歌，让国旗在孤军营上空高高飘扬，列队向前方牺牲的将士默哀。1938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升旗，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做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肉搏战。

“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战士2人，打伤300多人，白俄巡警打死了两个。傍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我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事后，孤军营官兵绝食3天以示抗议。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我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不得不释放我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截去了一节。

孤军营的不少活动，引起了日军和汪伪走狗们的记恨。他们千方百计想收买孤军营，多次拉拢谢晋元团长，都遭斥责。他们恼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买通以郝精诚为首的一伙败类暗杀了谢晋元等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

(讲到这里，田际钿老人情不自禁唱起那首战歌《八百壮士歌》——“中国国旗不能倒，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歌词虽唱得不是很顺，但神情很投入。这首战歌60多年前风行全上海，激荡全中国人的热血呀，今天我们听来不由潸然泪下。)

-落入了日寇之手，听说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情况，日军很紧张

-海上忍受了48天，我被送到西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地也落入敌手。日军将我们作为战俘抓起来，先送到上海宝山县一个集中营关了一个半月，后又押往郊区的龙华县。每天天不亮，日军就强迫我们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要遭到日军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等粗劣的饭食。

孤军营的行踪一直为世人关注。一天，有个日本士兵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封埋着的信，内容是告诉孤军营的官兵，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下落，准备营救。原来，孤军营里有个清洁工就是新四军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打进来的。日军获悉此信后，大为震惊，急忙给孤军营官兵们分发饼干、面包等食品，要我们收拾行李马上转移。随后，我们被送往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不久，其中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本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军舰在太平洋上共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颠岛的荒岛上。

-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病了就只有等死。160名中国人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3位蒲圻老乡先后死在岛上。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我就点头同意。日本佬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得知情况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上面的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

1946年12月底，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我们向国民政府呈述了“八百壮士”后来的悲惨遭遇，希望政府能支持我们重上前线。谁知呈辞递上去，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在上海住了一些时间，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等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坚决要求解甲归田。

-又穷又是伤，回乡只好“倒插门”

-一生的苦难太多，执意为孙子取名为“靖”

-有人以500元收购谢晋元纪念章，我断然拒绝

谁能为我找一枚谢团长的纪念邮票？

1947年7月，我脱去一身戎装，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故里。突然回来，儿时的玩伴都已成家立业，见到我都格外的惊诧：“雀儿哥，我们都认为你早没了，没想到你还在外边荡了这么多年。”话没讲完，我们已相拥而泣。

刚回乡的我讨不起一房亲，只得倒插门去一寡妇家做上门女婿，这时对方已有三个年幼小孩，二女一男。可是，好景不长，女方不多时染病西去，我很快成了三个孤儿的养父，既当爹又当妈，拉扯三个孩子过了几年。1955年春，好心人牵线，又与隔村小我20岁的王移宝喜结连理，相亲相爱。不几年，金玉、满秀、银水二女一男相继出世。后来，孙子出世时，我执意要给孙子取名为“田靖”——我一生经历的苦难坎坷太多了，我希望我的孙辈后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四清”、“文革”运动接连而来，年过半百的我因国民党军队退役兵的身份而成为冲击对象，家被抄了，某些证件被没收了，只有那枚谢团长纪念章被秘密珍藏下来，自己也被当做“军痞子”挂牌游行批斗。

曾有人以500元的价格想收购那枚谢晋元纪念章，生活虽然困顿的我拒绝了。我虽然困难，但几百块钱在我眼里不算什么，钱花完了什么也没了。这枚纪念章一直跟随我到过澳洲，它是我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听说台湾当局发行了抗战英烈纪念邮票一套六枚，谢晋元团长作为六英烈之一成为其中一枚邮票的纪念人物。我晓得这消息后，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套邮票。可是花了好多精力，没法梦想成真。而今，我一看见珍藏的那枚谢团长纪念章，便无法不追忆起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北京青年报

-采访者：余玮吴志菲

-受访者：“八百壮士”幸存者田际钿

-采访时间：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