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报章上的介绍得知，这位上任的新科宣传部长自三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五十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遭受整肃，直至1981年获得平反。八十年代初，王元化创办了一个名为《新启蒙》的刊物,宗旨是“以最小的面积，集中最大的思想”，高扬“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对于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出任宣传部长，我心里既高兴又纳闷:高兴的是，部长同志过去长期因"思想问题"受到整肃和打击，自然会对"思想自由"无比珍惜；同时，我又感到奇怪，既然自己是钳制思想和紧箍心灵的受害者，为何又要成为意识形态事务的掌门人?

据相关人士回忆，在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人事部署中，邓小平和陈云对产生张春秋、姚文元、王洪文等极端分子的上海很不放心，希望在人事任命上有新的思路和作为。十二大前的上海市全市的党代会投票，王元化的得票最高，大家反映他为人正直，敢说真话，理论文章写得好。在这一背景下，王元化出席十二大之后，不久即被提名作为市委宣传部的人选。 王元化表示自己不能做，理由是自己长期不在宣传岗位，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也不适合，因为个性率直，有时会误事，请求组织考虑让他能在学术工作上发挥作用。但是，最后高层派人说服了王元化，主要理由是这是一段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希望王元化能出来主持工作，带一带年轻人，于是，王元化终于答应上岗了。 

王元化上任宣传部长没有多久，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对周扬、王若水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

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思想大批判运动”。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发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导火索。而周扬的这篇报告正是由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执笔完成的。上海的“清污”动员大会在上海万人体育馆举行，王元化主持并宣读文件，半个小时散会。后来王元化就生起病了，似乎再没有主持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要他写检讨，他不想写，便去了广州疗养。之后，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任组长，王元化的宣传部长形同虚设，两年一到，他就正好下台。王元化后来回忆说，还是离开这个位子，能真正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东西。他毕竟是习惯于独立思考生活的人，长期读书生活，养成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纷繁琐碎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以及仅仅依靠政策文件来指导行动，对一些人适合，而对于他却未必适合。

王元化刚走马上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时，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即后来编印成册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的<<随想录>>，巴金的文章惹得一个大领导很恼火，那位领导通过上海市委让宣传部长出面做工作，要换掉巴金的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谁料想王元化却对他的上司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出的决定我服从，但让我起草这样的报告我做不到。最后，巴金没有被撤职。

王元化酷爱京剧，在京剧老生戏中，他最爱看的是《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慨，正如莎士比亚剧中所常常提及的罗马人有一种壮烈精神一样。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邀请了贾植芳教授等“胡风分子”去观看一场官府内小范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看到晚会中出现“革命样板戏”时，王元化起身离场，而一干“胡风分子”一起集体离场了。王元化虽然酷爱京剧并卓有研究，但他时刻保持着警惕心，他表示：样板戏在许多方面蕴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高大全”、“假大空”，是把过去长期延续下来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推向了极端。

王元化在任上时，迪斯科在上海渐渐兴起，有人向他抱怨：“这种东西怎么能看，你们要出来管一管。”王元化的答复是：文化应该要多元化；上海一家剧院斥巨资准备上演经典歌剧《卡门》，但是有人看不惯，写报告给王元化，称歌剧中的女主人公“作风不正派”，王元化为此护驾说，“这是世界名剧，总要让人家演两场吧。”

八十年代初，王元化主办的《新启蒙》杂志问世，封面极为简约朴素，扉页上印有鲁迅的诗句作为题词：“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有人说过，茅盾做了文化部长后，中国多了一个部长，却少了一个大作家。而王元化从宣传部长位子上退下来，中国少了一个部长，却多了一个卓有成就的理论家。这是王元化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因为，部长总是有人可以做的，而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和王元化这样的大学者，却是难于造就的。随着学养深厚、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者的凋零，人们会愈发感到，“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