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华西医院

六月六日

昨晚跟S医生约好了，今天一起去访问华西医院。

S医生是美国精神病专家，成都人，是我和H医生的好朋友。她曾在华西医科大学读过研究生。我们到达四川救灾时，她正好回成都探亲，便要求加入我们的行列。

地震发生后，无数幸存者在一瞬间失去亲人和毕生积累的财产，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许多孩子和成人亲眼目睹自己的亲人和同学，朋友惨死在自己眼前，其景象永远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许多救灾人员，包括士兵和志愿者，目睹了他们一生中不曾见过的最惨烈的场面，未亲身到过现场的人，难以体会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所有这些人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和帮助。

这次回国，了解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概是属于中国国情吧。中国人一向对精神病和神经病的差别分不清楚，现在发现他们也分不清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差别。英文的神经病学是Neurology，精神病学是Psychiatry，他们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种类的疾病，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症状会有交叉。心理学是Psychology。不像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他们的最高学位是PhD,不是MD。其他的国家我不清楚，但在美国，这种由灾难带来的精神障碍，包括悲痛反应Griefing，忧郁Depression，焦虑Anxiety，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 (PTSD)，一般是由先由精神科医生治疗处理的，如果需要的话，再推荐到心理学家那里作心理治疗。然而在中国，我没有看到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在灾区前线工作，相反却看到大量的心理工作人员在给灾区儿童作“心理干预”。我对“心理干预”这个词不以为然，我觉得用“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更合适。干预这个词肯定是从英文intervention硬翻过来的。psychology intervention这个词我们在临床上并不常使用，因为在这里实际上的意思是Consulting，Therapy，Provide service,，Deliver aids，Work with，Operation，等。这种心理治疗应该是长期的，而不应该是一次两次的。我不知道这些心理工作者受的是什么训练，是否合格，但是这种“心理干预”让我有点吃惊，至少在时机上就不大合适。面对灾难，一般人的悲痛反应会经过五个时期，就是震惊否认期Shock/Denial，愤怒期Anger，讨价还价期Bargaining，忧虑期Depression和接受期Aceptance。这期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不等。一般成人长一点，儿童短一点。如果患了PTSD，则有可能是终生的。灾后三周，人们还在前三期之中。这些一窝蜂涌到灾区的心理工作者，大概只能给那些可怜的幸存者更多的心理干扰。中国应该也有合格的精神病学家，可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误解，他们可能也只有顶着一顶“心理学家”的帽子工作。可怜的中国精神病学家。

S医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合格的精神病学家，在灾区正好派上用场。我们安排她到灾民营服务，她在那里如鱼得水，颇受好评。

今天我和S医生一起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访问。S医生在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我这次回去救灾，原来是联系到华西医院服务的，后来知道华西的医生人满为患，才改变了主意。

华西医院是西南首屈一指的大医院，有悠久的历史，前身是由美籍传教士所建立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现有四千张病床。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一家医院拥有四千张病床，在美国，有六百张病床的医院已属于大医院了。地震发生后，华西医院成了当时最繁忙的医院。呼啸的救护车一刻不停地从凤凰山机场接运伤员或直接从灾区运送伤员到此。急诊室前的广场成了临时伤员转运站。从灾区送来的伤员都在这个广场分类，决定入院或转送其他医院。手术室连台手术不停，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抢救病人。

当我们来到华西医院时，医院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虽然急诊室外挂着的“到家了”的标语还在，广场上却空空如也。除了标语，已经看不到两个星期前那种战场的气氛了。

华西医院小儿外科的一位主任陪我们访问了病房。这个病房是有名的明星病房，限制出入，已经杜绝媒体的采访。说它是明星病房，是因为这里收治的伤员小朋友中，许多都在报纸电视台上露过面，他们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称为明星病房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包括中央政府领导人和影视歌界的红星名流，都在这里访问过。每个伤员小朋友的手里，都有厚厚一本名人签名本。

我们先去看了一位姓龙的五年级的小女孩。这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女孩，身子稍嫌单薄，十分开朗乐观。她告诉我们，地震发生时她和她的好朋友肥肥还有几个同学拼命往外跑，但在楼梯处房子就倒了，肥肥压在她身上。或许是肥肥身体的缓冲作用，肥肥死了，她却活着，但是骨盆骨折了。跟她一起逃到楼梯的另外五个孩子被压在一起，一个也没走出来。龙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好象在讲别人的故事，大概她已经重复无数遍了，情感上已经麻木了。我给龙小朋友作了检查，也看了她的片子。她骨盆受压，骨盆左坐骨支Ramus of Ischium粉碎性骨折和耻骨联合Public Symphysis脱位。她没有做手术，而是在膝盖处装股骨踝部固定针用牵引架牵引，牵引后耻骨联合复位不错。但我检查了一下她的脚，发现脚部既不能活动，也没有感觉。很显然，坐骨神经在骨盆骨折时也创伤了。我询问了一下病历记录，发现坐骨神经的损伤并无记载。她的坐骨神经损伤可能是坐骨支骨折时给骨折边缘切断的，如果当时紧急缝合，或许有再生的可能，现在已经迟了，只能等待二期神经移植，效果会差很多。

同样情况出现在另一位姓杨的小朋友。他是六年级学生，12岁，地震时给压在废墟里，一天后才被拯救出来。他被发现有多处骨折，包括右颌骨，左眼眶，右胫骨和肋骨骨折，引起气胸。入院后胸腔放了引流管，胸壁和胫骨做了外固定。小朋友恢复得挺快，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床边跟弟弟打扑克。我看他的右手有点怪怪的，一检查，他有明显的右侧桡神经损伤的体征，这也是在病历上完全没有记录的损伤。询问之下，他说他右手被压多个小时，被救出后右腕就提不起来。

我想在紧急救援时期，现场大概很忙乱，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血淋淋的开放创伤上，因而忽视了看不见的神经创伤，“萝卜快了不洗泥”。然而，忽视了神经创伤，就是忽视了肢体功能。一条腿要是没有神经，不会动，也没有感觉，保留它有什么用呢？

一位来自映秀镇的陈姓小朋友，头部受了轻伤，精神却受了重伤。他班上几十个人，只有两个活着，想起那些同学们，阴影挥之不去。

另一位也是从映秀镇来的黄姓小朋友，12岁，左腿给掉下来的楼板砸烂了，自然截肢。她在雨水中躺了两天，然后自己爬出废墟。她班上有五十多人在楼梯上全死了。也许是已经讲过很多遍的缘故，黄小朋友讲她的经历时很平静，但是言语之间，可听出对未来的恐惧。

据统计，汶川大地震可能造成五万人致残，其中绝大部分是肢体致残的。现在是紧急时期，全国的目光都关注着这些地震的受害者，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轰轰烈烈过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我不知中国有无残障人保护条例，但据我所知，中国残障人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在农村，则近乎悲惨。

这五万致残的人中，还不包括无数心理精神致残的人，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全班同学的孩子。他们心中的恐惧不是短时能够克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能是陪伴他们终生的精神顽疾。成人患上这种疾病，将失去工作能力。普通人很难想像PTSD给患者带来的影响，这可不是做个恶梦那么简单。想想越战老兵，就会明白。

昨天晚上成都下了雷阵雨，今天我们查房时，跟每个孩子都问一下有没有被打雷闪电吓着了，回答是一致的，有。精神多么脆弱的孩子！

一位来自绵竹的李姓小朋友，可能是病房中最无忧无虑的孩子。他只是左脚跟有皮肤撕裂伤，估计可以完全恢复。我们来查房时，他正和父亲坐在床上玩。他有多张他的偶像明星访问他时拍的照片，一说起这些偶像，他的眼睛就放光。我不认识这些新生代的偶像明星，不过想想他们能给孩子带来欢乐和希望，也算一种功德。孩子的爸爸听说我们想给孩子照张相，赶快帮孩子躺下，把床单拉平，把被盖上，在孩子的鼻子上夹上一个小丑用的红鼻头－－这是某位明星来访问时给他的，以后他每次照相就是这个标准相。多可爱的孩子。

（十二）成都休整

六月七日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今天还没停。原本今天上山的计划取消了，因为山泥倾泻，道路又阻塞了。

早晨起来，躺在床上看书，我现在手上有一堆书可看。前天回来成都时，特意叫了辆车子到市中心的新华书店城搜索一番。我每次回国，都要到各城市最大的书城看看，已成习惯了。我这次到书城，是想找找有关震区的地图。我在老院长那里看到的地图，虽然很详细，但毕竟是过时的。二十七年后，应该会有更新更详尽的地图。踏进书店，发现四本有关地震救灾的书已经上架。这时离地震不过25天，竟然已有四本书上架，不得不赞叹国内出版界的反应之快。我翻了一下，发现这些书基本上是把这几天报社，电视台发表过的文章和照片汇集而成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在这四本书里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四川出版集团编的《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和陈磊，谢徽，盛红等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编写的《面对灾难我们选择坚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孩子们》还算有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回国之前，就听说四川的媒体和上海的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没有完全跟着中央宣传部的口径走，看来这些传闻属实。不过书里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在我看来却是很假。照片上三岁的郎铮小朋友躺在一块木板上，由几个军人抬着跨越废墟。小郎铮的右手上举作敬礼状。所有我看到的报章都说是小郎铮向救他的武警叔叔敬队礼表示感谢。这种说法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小郎铮才三岁，根本不是少先队员。他举手的时候，眼睛根本没看任何一个抬他的军人。小郎铮左手断了，被夹板固定绑着。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抬他的木板颠簸，当木板下沉时，他的手反射性上举，因为左手举不了，所以只有右手举起，形成类似敬礼的动作，经过记者的加工，就变成向亲人解放军敬队礼了。另外两本书是新华日报编的《汶川大地震生死救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新华社总编室编的《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嘛，咳，不谈也罢。

我把四本书全买了下来，还找了书店里所有的四川地图。虽然没有找到一本能与老院长的那本相比，但还是发现了一本比较详尽的地图，里面有四川全部的乡镇和道路。

我顺便买了几本有关国内自驾游的书，幻想明年能到西藏新疆自驾游。我还买了几本国内出版的历史书，我对历史一向感兴趣。一结账，四百多块钱。因为书太重，提着不方便，我又在隔壁的百货大楼里买了个带轮子的手提箱，也是四百多块钱，正好把书全装进去。

H医生他们也从山区回来了。趁着没任务，成都姑娘小Z带我们逛成都。知道我想体验一下成都居民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小Z就把我们带到鹤鸣茶社。老成都人的爱好之一是喝茶，摆龙门阵。成都的茶馆比比皆是，而这鹤鸣茶社却是最古老最典型的一家，据说建于明代。鹤鸣茶社位于祠堂街口的人民公园内，一进院门就有一个大茶壶，象征着成都人的茶文化，灰墙黑瓦的长廊，石桌竹椅，代表了古老的传统。我们在户外找了张桌子坐下，要了盖碗茶，花生米，像成都人一样，消磨起时间来。因为天阴，人不多，正好观察成都平民的人生百态。茶社里的茶客像是闷得发慌，一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看相的，卖花生的，按摩的，修脚的，掏耳朵的，擦鞋的，像走马灯一样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兜揽生意。据说来这茶社喝茶的，三教九流都有。文人墨客，商贾官吏，江湖袍哥，贩夫走卒，都到这个茶社来会友谈生意。我们坐过的这些竹椅，可能也贴过叶圣陶，朱自清，陈寅恪等名人的屁股。不过看我们那种吃相，大概别人不会以为我们是文豪会友，而像是黑社会斟盘。

喝完茶，我们叫了辆车去看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是2007年民工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一都邑所在地，现已建成博物馆。遗址中挖掘出来的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陶器等，其精美程度可与另一处古蜀国遗址古汉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物相比。这些发现证明了这些古蜀国独立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化，但正因为其落后于中原文化，最后给周朝灭了。

从金沙遗址回来，我们跑到宽巷子喝咖啡。土里土气土了两个星期，现在小资一下犒偿自己。宽巷子和窄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两条清朝古街道，与大慈寺，文殊院同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宽窄巷子与另一个旅游点锦里不同，后者是无中生有，人工打造出来的假古迹。宽窄巷子是劫后余生遗留下来的古董街道，从前是下里巴人聚集地方，现在随着怀旧风的抬头，一夜间身价百倍，被打造成一条类似上海新天地的茶馆酒吧街。我们来到宽巷子时，那里的改造工程还没完毕，据说六月十四日才正式开张，但巷子里老的茶馆咖啡厅已经开始接客了。巷子里青石板铺的路面，古老的门楼，古老的店铺。小Z带我们进了一家她喜欢的咖啡店，据说这里是女士们喜欢来的地方。咖啡店是用一家旧民房改装成的木楼结构，安静，雅致，可以看出店主很有品位，别具一格。

我们在咖啡店里坐下来，便打电话叫一位男孩子来见面。这是一位希望加入到我们志愿者队伍来的男孩。自从我来到灾区以后，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都希望加入我们的队伍。鉴于五月三十日以后，政府已不再欢迎自发的志愿者，我们的指挥部也对希望来灾区的志愿者作筛选后才接受，所以我不敢贸然答应一般没有非专业特长的志愿者。我的一个朋友三番四次地打电话来，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列。这位朋友的儿子是ABC（America Born Chinese)，从小生活在美国舒适的环境里，没受过苦。老爸怕儿子不成器，一定要儿子到灾区见识见识，吃点苦头，长点人生经验。儿子已经飞回来了，在北京，我告诉他灾区很辛苦，他说正因为辛苦，才要让他儿子尝试尝试。可怜天下父母心，于是我答应见见这位少爷。今天这位年轻人专程从北京飞来见我们。一见面，我心里就一愣。少爷倒是一表人才，只是不大会说中国话，而且嘴唇上挂了个环，与中国老百姓格格不入。我一下不知让他干什么好，搭帐篷，搬砖头的工作大概不适合他。与国内的志愿者一起挤一个帐篷，他大概也很难适应。去帐篷城，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不方便。H医生建议让他到山上一个刚建立起来的灾区学校教英文，试两天，看他能不能吃这个苦。我想倒也是一个可以试一试的办法。年青人也愿意，当下拍板。

小Z和H医生谈了很多他们的见闻。他们的医疗分队过去几天都在都江堰北面的大山里，住自己带的旅游帐篷，自己烧水煮咖啡，在村民家里吃饭，在山溪里洗澡，在山林里方便。要是在平时，倒不失为一场浪漫的郊游。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因为搜索失踪的军用直升机，满山都是军人和志愿者。

小Z是记者，自然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媒体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新闻采访最自由的时候，四川的媒体工作者自然是第一时间冲在最前线。然而，新闻报道自由的门很快就关闭了，各地方媒体的报道必须遵从中央定下来的调子和框框，为主旋律服务。地方记者们用生命为代价写出来的前线报道，80%给枪毙了。各报纸发表的，大多是经过审查的新华社记者的稿子。地方媒体为了争取上报率，逼着记者去最危险的地方采访。一位地方报纸的年轻记者被送去前线报道灾情，当地有余震，从山上掉下来的石头砸中汽车前部，汽车被砸坏了，不能开了。采访同一地点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坐直升飞机走了，而这位地方记者毫无救援，最后走了三天，自己从灾区走出来。出来后变得极度忧郁，一个星期不言不语。

晚餐我们就在宽巷子的大排档里吃地道的成都小菜。这个大排档据说是宽巷子里最有名的，店子的大半摆在露天的地方，桌子就放在盛开的桂花树下。一阵风吹来，桂花就落到我们的碗里。因为不能吃辣，限制了我很多选择，但这一顿晚饭却是我到成都以来吃到最正统，最地道的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