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小时候我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牧师的儿子。我们一家七个兄弟姐妹和当牧师的爸爸，当“牧师娘”的妈妈，住在闽南石码镇的一家基督教堂里。
在我的记忆里，教堂里的信仰和社会上的无神论南辕北辙，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在家和父母的一起读神经、上主日学、做礼拜，出门上学要接受无神论教育，内心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越了我的童年世界的心理负荷。
我只能跟著感觉走，拉住童年的手。教堂里的童年是美好的。礼拜天大人在圣殿礼拜，小孩就在牧师楼下的大厅上主日学，老师们教我们唱歌、画画，分发各种彩色图片。虽然时光流逝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有一首闽南儿歌《耶稣爱我》至今永远难忘：
耶稣爱我我知明，
因为记载在圣经，
小小孩子虽软弱，
耶稣会救有替赎。
妈妈总是唱著这首歌，摇著摇篮送我进入爱的梦乡，我常常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妈妈说，那是神的爱。妈妈很忙，要照顾七个儿女，又要协助我父亲做教会工作。累了，就靠在摇篮边睡会儿。有一次，她累昏了，从二楼楼梯一直滚下一楼，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敷上伤药，她第二天又去看望一个病重的会友。
文革的时候，教会被关闭，父亲被审，银行户头被封，全家没有收入。眼看着家里几乎要断炊了，正在遭难的妈妈，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愿意向亲友求助，强忍着内心的痛，三番五次地走近居委会那个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大庙堂里，要求给予解决生活出路。我不知道妈妈是如何受到委屈的？只能从我大妹妹的回忆文章中知道，她在回忆妈妈的故事中写到：没想到妈妈这起码的生存要求，得到的尽是兽性的喝斥和可恶的讥笑。
妈妈一次次地请求，一次次地被拒绝，怎么办？我的母亲是坚强的，她并没有流泪，而是默默地从家里仅有的一个衣箱里取出一件珍贵的大衣，这件大衣是大妹妹最心爱的绒布冬衣，每年冬天，妹妹就靠着它温暖着寒酸的童年岁月。妹妹是懂事的，默默地看着妈妈提着装着绒布的冬衣包袱走去，直到妈妈的背影消失在烟雨朦胧的那条骑楼小街的拐弯角。
妹妹站在家门口，眼巴巴地等着妈妈回家，妈妈终于回来了，妈妈的身影还是从那烟雨朦胧的那条骑楼小街的深处走来，妈妈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妹妹看到妈妈的脚步是坚定的，还笑盈盈地和身边的行人打招呼。妈妈终于到家了，妹妹看到妈妈神态自若，如同妈妈常说的神爱世人一样的深情。妹妹看到妈妈的包不见了，拿回来的是一菜篮子的食品。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妈妈还失去了多少珍贵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很肯定地说，这一菜篮子的食物只能吃几天。以后呢？
往事不堪回首，很多细节不敢去想，只能在梦中惊醒，那场十年的恶梦，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仍然挥之不去，毕竟伤痕太深了！
1966年教会虽然被关闭，但是我们一家有幸还能住在教堂里，1968年初秋，我们第一次被抄家，但是还没有被赶出教堂。教堂有几十平方米的有围墙的后院，我们可以在里面种菜养猪养鸡鸭鹅，家里已经两年没有任何收入了，只靠海外亲人的救助过日子，爸爸还走街串巷给孩子理发，一个孩子只收4分钱。已过天命之年的爸爸还到漳州江东打石场当劳工，晚上和年轻人住在棚户里，常常浑身被雨水淋透，弟弟妹妹们有的在街头巷尾捡猪粪做肥料卖，有的给人家学手工做竹器具，一分钱当作一块钱花。
家里硬撑了两年，猪圈里的猪被拉去杀的惨叫声一直还在耳边回响，鸡鸭鹅们都成为别人家的美食，它们付出宝贵的生命，换来我们的柴米油盐。想起来自己实在太残忍了，不然的话它们可以多活一阵子，像所有的生灵一样，只要活着，就能和人们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上帝的阳光雨露和美食。
后院的家畜只剩下一只大绒鸡，也不得不卖了出去。在这艰辛的岁月里，我们又遭受了第二次抄家，我们已经一贫如洗了，连一只鸡都养不起，怎么办呢？
我的大妹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她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写到：父亲的身体也必须调养，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红里透黑的革命造反派们，一个个似青面獠牙的魔鬼，把人性的恶扮演得淋漓尽致，用古人的话说，是笔墨难言罄竹难书啊！细节就不写了吧，因为太残忍了。
母亲始终毫不畏惧，大义禀然，一次、二次、三次，也不知多少次发出了正义的呼声。终于有一天见到了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石码公社社长老傅，经反映后，他答应将现金归还，并立即通知将侨汇解冻。
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夜，苦难的日子刚刚拉开序幕，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多么的艰难，妈妈的爱总是在风雨中呼唤着我们，带着我们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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