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在一个閩南小鎮生活，不種菜也不蓋房，只是從書报上看到鐵鍬。有的鐵鍬是平的寬鏟鬥，有的是像大勺子一樣頭是稍尖的。反右運動的時候，常看到工農兵手裏拿著鐵鍬鏟除右派分子的漫畫。我不知道為什麽鄰居的幾位非常善良的老師是右派？他們被戴高帽低头掛牌遊街，好在沒有被真鐵鍬戳傷。

    1964年我讀初一，夏收農忙我們要到附近鄉下幫助農民收割水稻，就經常看到農民們用鐵鍬幹農活。那時城裏人有戶口，有肉票糧票，農民則一無所有。如果收割季節遇到臺風暴雨，水稻倒伏，順失慘重。當農民太累太苦，我一定要好好學習，以後考上大學當作家科學家，一輩子不想碰鐵鍬。

    從1949年大陸易幟到60年代中期，我們小鎮幾乎沒有看到蓋過一個新房，縣委和鎮級辦公機構大都設在鱗次櫛比的騎樓群街區，很多工廠企業也是在街市上。一個幾萬人的小鎮，16年沒有基建，就看不到鐵鍬。

     1966年文革爆發，城裏的鐵鍬多了起來，派性山頭林立，我所在的中學，東西兩邊的教學樓被兩派各自占領。要修築工事，鐵鍬就成為必備的工具。那時我膽子小，不是派性組織的鐵桿分子，只是看著別人飛舞手中的鐵鍬。文革中，鐵鍬可以是畫在墻上，更可以成為了文攻武衛的有利武器，破四舊立四新，鏟除一切牛鬼蛇神，不只是畫畫鐵鍬。真鐵鍬握在手中，不怕死的上來！我的一位親戚在農具廠，打造鐵鍬供不應求。

    1969年，鐵鍬的位置在我的心中不斷清晰和擴張，我們一家到閩西南土樓區插隊落戶，幹雖然農活一般不用鐵鍬，但是要做土磚就要鐵鍬攪拌泥巴。我是在村裏用鐵鍬最多的社員之一，有幾年我是專門做瓦片的，常常要用鐵鍬挖出地下幾尺深的有粘性的淺藍色的生土做原料。村裏的瓦窯離我家只有百米之遙，還有草盆遮風擋雨，不必爬山越嶺，賣力幹活，我一天可以做上千片生瓦，挣幾十個工分，铁锹对我和锄头一样重要。

     七十年代中期我參加縣裏組織的農建團，在閩南與閩西交界的一個地域開公路，要把坡上的土挖下來，就要使用鋤頭和鐵鍬，有時要從下面挖進去一個洞，讓洞上方的土更容易陷下來，使用鐵鍬最靈活。鐵鍬可以在洞中直直地戳進去，鋤頭就沒有這種功能，這種挖洞的方法，要十分注意安全，常有聽說因塌方傷亡。用鐵鍬看起來很簡單，要拿得穩還真不容易。

    我下鄉11年，用了無數把鐵鍬，最美的記憶是在一個水電工地當民工，有時來了卡車要運碎石，我們幾個人七手八腳半個小時就裝滿了一車，每人四塊錢，等於在村裏幹10天。我當民工常常每月平均收入接近百元，等于田土摸半年。1977年我就買了一塊價值120元的上海牌手表，那時能買上上海牌手表的年輕人不多，鐵鍬功不可沒。

   九十年代初期我移民美國之後，住在前后有草地的独立屋，常常要用鐵鍬挖土種菜、挖水溝排水、攪拌水泥鋪路面、鏟除門口積雪，鐵鍬比廣闊天地更加大有作為。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用鐵鍬鏟除汽車上的積雪，雖然很快停手，但車身已經傷痕累累，好在那是一輛一千美元買的舊車。当时我真想打自己的嘴巴，用了幾十年的鐵鍬都不知道它就是簡單粗暴，只有像我這種表面上看起來聰明，其實很多時候也是簡單粗暴的人，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

   我的後院大，又種菜。家裏鋤頭鐵鍬都有。最近西雅圖下大雪，才發現這兩把鐵鍬還呆在雪地中。多少往事隨風飄，鐵鍬卻陪我走到古稀之年，它還會沒完沒了地陪我，雪中的铁锹只是我一生的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