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山上砍树，被倒下的大树压伤双腿，后来被送到医院，双腿被锯掉。

     他是谁？是一个下乡知青，我的同龄人，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他受伤的细节。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坐在一只只有几寸高的小轮椅上，两手摇着轮子一步步前行。他这样艰难地行走，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是八十年代发生在我们故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要到县文化馆参加文化学讲座，从他家里到文化馆有几百米，他就坐在小轮椅上一步步地在水泥街面上摇啊摇，脸上还带着和常人无异的微笑。 

    在石码小街上走过，他走得最艰难。石码人舒婷笔下的石码的小街，是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的步伐。小时候我们在石码，就是喜欢在晚上穿着有钉子的木屐滑过水泥路面的小街，背后划出闪闪发光的小火星。

      也许，这个残疾青年也和我一样，曾经穿过木屐滑行在小街的水泥路面上，但是那已经是成为他最奢侈的回忆了。也许，很多美好的感觉在他的心中已经消失，但是他对文学的感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更加强烈。所以，不管怎么艰难怎么摇，他也要摇到文学这座桥。这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学习风气。

       有一次文化馆举办女作家唐敏的文学讲座，我才看到他是多么艰难地摇着轮椅来听课，因为轮椅太低，他有时几乎是挪着前行的。

    看到他，我就想起张海迪，张海迪也是要摇着轮椅走路，但是她还有双腿。他没有，好像是生来就没有长出双腿一样。我非常感动，他这样的执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走得比张海迪更加艰难，比起我们这些常人就更不用说了。

    原来这个残疾青年是文化馆作家海迪的小学同学，这海迪不是张海迪，是福建知名的作家，八十年代一些大型文学刊物经常发表他的中短篇小说，被誉为当时福建作家的”三座大山”之一。海迪是八十年代初从土楼山区回到石码工作的，被安排在文化馆。看来也真是人尽其才了。他是大作家还是签约的，应该在文化馆工作。我不是作家，但我是“写手”（请看我我在中国当“写手”的故事），我在公社文化站工作过，回城之后在印刷厂工作，印刷和文字文学息息相关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街道上两侧有很多带玻璃窗的文化专栏，里面都是文化书画艺术品，记忆最深的是钢笔书法和娟秀的小楷。这些星星点点的艺术小火星，一年又一年地在我们的沧桑岁月中闪闪发光。

    记得每个单位都有竖立的报架，报纸嵌在里面，人人都可以分享看报，不过只能是站着看报，一张报纸成为人们学习和求知的宝贵。如果有一篇豆腐干短文是你写的，你会开心好几天，会写小说的作家刊登征婚广告，一定是最美的姑娘慕名而来。

    当年抱得美人归的作家，现在还在写作。当年穿着木屐滑行在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还在微信群里呼吸，但是有的已经在大地的怀抱里安眠。五十年代出生到八十年代才找到心灵归属的知青们，已经是到了古稀之年了。人可以走，岁月可以走，但是文学的情怀不能走。

    忘了告诉大家，那位失去双腿的残疾青年，他经常写散文诗歌，当时漳州唯一文学刊物《水仙花》就刊登过他的诗作。我到过他的家里看望他，他对我说，他在创作一部小说，写市长关心一个在下乡中受伤的残疾知青，细节我还是忘了，应该是帮助他解决看病问题和生活问题。不知他的小说发表了没有？当年的知青们，今天的古稀老人，还有那位市长能真正关心你们的看病和生活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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